當越來越多的“拆遷自焚”、“李剛”等事件發生後，“公眾輿論”在當今時代和社會已經成為我們迫切需要的一種力量。沒有這種“公眾輿論”，文化也許不僅隻是淪喪，甚至淪喪的文化在被社會異化後還有為惡的可能；社會醜惡現象還會層出不窮，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行為會屢禁不止；人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件更會時有發生。人們不僅死氣吞聲，甚至會任人宰割，思想被消極墮落的文化所禁錮，可怕的是人將繼續被社會所奴役。
如何能讓公眾輿論發揮真正的作用，這需要一種“不順從”和“反叛”的精神。當然，“反叛”和“不順從”不是叛亂，不是造反，不是公正、善意、美好、自然的敵人，而是自私、邪念、醜惡、悖逆的敵人，它向來都是人類自由的最初的行為，更是人類曆史的開端，人類與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正是人類這種不順從的行為的結果。但凡對那些背離人們心願，與正義與良心背道而馳的事，我們要有而且必須有這種“不順從”的精神，正是依賴於“反叛”的能力，人的理智才得以發展。同樣，人的精神要想發展，就要對以信仰或人的良心的名義出現的權力敢於說個“不”字，不屈服於長期建立起來的，把莊嚴化為笑談，把變化視為胡鬧的輿論的權威，不屈服於那些試圖窒息新思想的種種權威。正如埃裏希·弗洛姆所說：“如果說不順從的曆史形成了人類曆史的開端的話，那麼，順從就可能會引起人類曆史的終結。”（埃裏希·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反叛”和“不順從”意味著人或者“公眾輿論”敢於理智並清醒地與任何奴役性的力量保持一種對抗性的姿態，乃是一種向上的、健康的、積極的精神力量，隻有經過對抗，隻有介於一種有益而積極的緊張關係中，我們才有可能生成思想，我們的精神生活才能恢複正常，我們的社會以及日常生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公眾輿論”需要充滿強調不滿的人，需要充滿熱情、生氣的人。這種“不滿”不是那種隨便什麼人聽了他們的表達，既不感到冷淡，也不感到溫暖。也就是說，不是那種通過委靡而又冷淡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它是一種公正的監督，是代表著公眾的意願和真實想法的監督與批評。它不同於無個性的不動感情的監督與批評，不是某個人的非理性的宣泄，也不是無道理的謾罵，更不是沒事找事的刁難，而是那種根據一種排他性的觀點作出的代表著公眾利益的公正的監督與批評。“公眾輿論”是公眾自然形成的一種輿論，它勇往直前地戰鬥著，也領到公眾勇往直前地戰鬥著；它要求公眾富有正義感：不能容忍邪惡，對是非不能模糊，他們的表現是豐富的生命力，是簡明和決斷，是勇猛和篤實，剛健和直爽，是坦白和寬容。
公眾輿論如何形成？這不是個體能辦到的事，公眾輿論是由大眾形成的，其中包括有思想的人，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批評家，以及有責任感和正義感的藝術家、作家，包括一切又良知、有善念、有愛心的人。對公允妥洽、跟風趨時、四平八穩、不偏不倚的拒絕是“公眾輿論”所有成員的共識和使命。但是，本來可以作為“公眾輿論”主幹力量的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卻在我們時代很難成為公眾輿論的一份子。這些人寧願坐在象牙塔裏喝茶看報紙也不願意加入到為真理而戰得“公眾輿論”群體中來。還有一些活躍在媒體和文藝界的人，而他們所做的工作，不是談供人消遣的風花雪月，就是迎合市場做一些毫無價值的複製工作，把古人留下來的寶貴知識，在通過他們迎合社會潮流、附會市場賣點的垃圾思想，經過包裝推向市場。其中不乏一些專家、教授、著名的學者以及藝術家、作家。他們無視於真理，無視於良知，無視於底層人，在他們眼裏沒有比金錢和名氣更重要的東西。
如果公眾連上述主幹力量都依靠不上，還談何形成“公眾輿論”呢？他們的冷漠和無為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消極避禍的行為，他們害怕因言獲罪，害怕利他損己，在我們時代，他們害怕的東西太多了，所以他們實質上隻頂著“專家、教授、學者、藝術家、作家”這樣一個頭銜，都是一些蒼白的符號，而並不名副其實。“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隻問是非，不管一切’。他隻對他的思想和見解負責。他根本不考慮一個時候流行的意見，當然更不考慮時尚的口頭禪；不考慮別人對他的思想言論的好惡情緒反應；必要時也不考慮他的思想言論所引起的結果是否對他有利。一個知識分子為了真理而與整個時代背離不算稀奇。”（《殷海光文集》）可惜的是，在我們時代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幾乎所有作為“公眾輿論”的主幹力量的精神都衰退了，他們中的很多人不但不思進取，而且甚至喪失了起碼的社會責任與遠大誌向。例如近年來不斷爆出的教授、學者學術抄襲事件，以及很多教授、學者、作家等知識分子作秀事件，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名利，說到底就是為了物欲。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信持的是否定的哲學，已經完全退縮到了他的自我當中，過的是一種既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的完全喪失價值係統的生活。他們不再有任何標準，對群體的責任感，不再有義務感和連續感，他們不敢正視社會現象，甚至萬事閉眼，他們把自己從普通或底層大眾中完全脫離了出來，坐在象牙塔裏與需要他們的人築起一道隔離牆，在牆的那邊，他們甚至還嘲笑別人的價值……
而作為普通大眾，在對這些“公眾輿論”的先鋒們感到絕望的同時，也在體驗著惱人的“脫序人”的迷惘和痛苦，很多人群起效尤，變得圓滑和勢利，除了因利乘便，根本就沒有所謂的良心可言，隻要事不關己高掛起，而對於他人的遭遇和苦難從不關心。我們通常看到的由分散的一小部分產生的“公眾輿論”，從來都不是“正規軍”，而像一群無知、無恥的流氓和打手。這些脫序人毫無原則可言，把監督與批評當做進行話語施暴的手段和工具，無論好壞一概否定之，將具有真正的監督與批評精神的輿論變成了無畏無懼的起哄。這種情況在互聯網上便可見一斑。而在我看來，“公眾輿論”意味著對危害和破壞的監督和批評，對病象和殘缺的批判和攻擊，對黑暗和邪惡的破除和消滅，對信仰和真理的堅守和維護，從而努力重建一種更為健康和理想的精神秩序和生活秩序。如果一個時代或社會不負責任地把人變為那種沒有羞惡心和善惡感、美醜感、是非感的空心人，變為那種把說假話當成習慣的巧滑之人，變為那種有財富的貧窮者、有知識的無知者，變為那種缺乏內在熱情的犬儒主義哲學的奴隸，變為那種沉溺於肉欲狂歡的生物人，變為那種蔑視道德的虛無主義者，變為那種不知道敬畏神聖事物的莽漢和妄人，變為那種權欲熏心的勢利小人和市儈之徒，變為那種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經濟動物，那麼就該到“公眾輿論”發揮它真正作用的時候了。
當“‘2012’世界末日”的恐懼縈繞著我們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從自身找問題。如果世界末日最終是人類自己的傑作，那麼我們就必須阻止它的發生。而阻止它的唯一力量就是來自我們的“公眾輿論”，雖然我們會背負更重的壓力，麵對的問題更多，但我們必須要有性格上的堅強和精神上的剛健，如果沒有“不順從”的精神和“反叛”的勇氣，那麼，來自我們的“公眾輿論”就無法對我們的時代及社會提供有價值的觀點，就無法做出必要的監督和善意的批評，到了那個時候，當資源被欲望貪吃殆盡，當自然被貪婪侵蝕而終，當環境被自私破壞毀滅，我們的世界將會變得越來越孱弱，末日也將會離我們越來越近。
§§第四章 人人都是“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