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理念主宰一切的時代，一切隻要被市場所接受，幾乎就意味著它是正確的，即便它本質上是錯誤的，是會產生一係列消極後果的，但也不會受到公眾輿論批評和質疑。公眾輿論除了茶餘飯後的牢騷，更多的是保持可恥的沉默，公眾輿論已由早期的“拜權教”，由80年代跟風趨時的“拜新教”，一躍而成為當今時代的“拜錢教”和“拜名教”的信徒。賣產品要看名人的代言，飲食要聽專家的指令，生態環境破壞與否要看科學家的解釋。隻要足夠有名，就有足夠權威。除了一些因“一脫成名”的藝人外，還有一些“因名得利”的作家。例如，隻要是郭敬明的書一旦出籠，不管他是原創的還是抄襲的，立即就會受到很多人的追捧，隨之又由這些而組成的公眾輿論便會肉麻而不著邊際地吹捧它，並且和作者一樣有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姿態：“抄襲的又怎麼樣，抄襲的我們也喜歡，有本事你也抄襲一本來，我們也一樣追捧你。”又例如，隻要是韓寒寫的東西，哪怕在互聯網微博上寫一個毫無意義的“喂”字，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呼應並互相轉載傳播……在中國，韓寒在80後一代人心中具有“神”的地位，誰要敢對他們的“神”有所不敬，那後果比要了他們的命還要嚴重，他們會群起而攻之，直到口水淹沒你為止。而對於我們的媒體輿論，它們更是讓人失望，除了推波助瀾外，媒體與藝術家、作家的這種腐敗性合謀，不僅使得缺乏製約的消極“文學”和“藝術”呈現出瘋狂泛濫之勢，而且還嚴重地敗壞著真正的文學與藝術的威望和聲譽。
我記得不久前全國熱播的電視劇《蝸居》就是一個典型的的例子。它給觀眾造成的荼毒是顯而易見的。雖然說這部電視劇深受觀眾歡迎的原因是它真實地反映了社會，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他給社會造成的危害不亞於觀眾從中所獲之益。它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錢是萬能的，隻要有了錢就有了愛情，就有了房子，有了你想得到的一切東西。錢能擺平一切，錢能滿足人所有的欲望，隻要有錢，就不愁沒有海藻，隻要有錢，就不愁活不成宋思明。仿佛告訴人們一個“真理”：人活著就是為了錢，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但是，為了錢就可以做出任何想不到的事情，如果人們接受的是這樣的信息，那麼社會就無法得到安寧。因為錢而間接遭受破壞的東西非常多，包括威脅到了公眾正常的安全生活，有的人甚至為了錢而去犯罪，去禍害他人。愛錢，似乎已經成了人的本性和本能。曾去一家公司辦理業務，正遇到上班高峰期，電梯門口擠滿了人，都上去三四撥人了，來等電梯的人還是源源不斷，有人擔心遲到被罰，幹脆爬樓梯上去。這時候，不知誰喊了一聲：“地上是誰掉的錢啊？”瞬間，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幾乎所有人都低頭滿地找錢，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等大家都回過神兒來的時候，那位惡作劇者早已乘電梯上樓了，而空蕩蕩的電梯裏隻有他一個人。
可是錢能讓人變得自私、殘忍、無情。而一個具有實際功能和意義的公眾輿論的形成，需要公眾的團結，如果各懷心思，各自為陣，各做打算，這樣是如何也形成不了“公眾輿論”的力量的。曾親眼過見過這樣的事：湖北武漢某小區拆遷，可拆遷辦給的補償條件並不能使大家滿意，於是平時不怎麼來往的人們竟然空前的團結了起來，猶如親戚一般和睦，大家一致決定要聯合起來抵製拆遷，有一天竟然整個小區的人都來到一條交通要道上堵路抗議，結果這一招很湊效，拆遷辦很快給了答複，將重新安排補償方案。小區的人為此很高興，也感受到人多力量大的好處。其實這就是“公眾輿論”的作用。但是，事情似乎並不那麼樂觀，一個月後，拆遷辦又恢複拆遷。小區的人準備再次聯合起來抵製的時候，事情卻發生了變化，有一半人不再參與抵製，並且已經與拆遷辦簽署了拆遷合同。原來，拆遷辦後來采取了各個擊破的戰術，通過一對一的做工作，給鬧得最凶的幾戶人家多給了一些補償款，那幾戶人家對此很滿意，便不再鬧了，甚至還幫拆遷辦的人做其他人的工作，就這樣以一小部分的錢拉攏了一部分住戶。當拆遷辦搞定這部分人後，便立即決定按照以前的條件拆遷，這時候，大家再想聯合起來抵製的時候，卻沒那麼容易了。小區的抵抗大軍一夜之間少了一半，想鬧也沒有以前的勢力了，於是，有一大半的人最終被迫簽了合同，而條件和最初的一樣。本來已經形成的“公眾輿論”力量就這樣被徹底瓦解了，這就是人自身自私和無情的結果。
公眾輿論麵對這樣的困境和問題，我們該怎麼辦？如何通過積極的、有效的公眾議論，給我們時代的社會生活，營造一個良好的精神環境？如何恢複公眾輿論的功能和尊嚴？我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學問題。我們並不奢望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實際上有些人僅僅是隻會直立行走的動物罷了，他們可以說還不能算做一個人格健全的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並且人格健全的人，在當今時代來說要求非常“嚴格”，近乎於“苛刻”，那就是，真正的人對人類的罪惡都應當有普遍的道德責任。比如說，真正的藝術家和作家，就應該承擔這樣的“道德責任”，他們不能隻顧自己的私利，即便自私到隻為自己活得夠好，但至少不能去損害他人，貽害社會。而由人形成的公眾輿論，更應該承擔這樣的“道德責任”，它首先應該承擔的是“責任”，必須克服自己恐懼與軟弱的內心和拘執的外部環境，通過有效的輿論，抵製人或團體在社會行為上的道德墮落以及不負責任，忠誠而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公眾輿論的功能和作用是什麼？就是通過輿論來監督和批評。事實上，關於監督和批評，現在重要的問題是行動，是對具體的人、集體或社會現象，進行冷靜而細致的分析和準確而尖銳的評價。而要做到這一點，尤為重要的是“公眾輿論”是否具有真正的監督和批評的精神。真正的監督和批評精神包含了如自由精神、人道精神、寬容精神、科學精神等多種重要的精神元素。但是，在整個監督和批評精神的核心意義是批判的精神、對抗的精神和不從的精神，一句話就是那種敢於“為敵”的精神，它懷著責任與正義、善良與善念時時刻刻說真話，以促進人與社會向善向前的方向發展。
“為敵”是“公眾輿論”以及一切從事輿論監督與批評的人和媒體必要而正常的精神姿態。媒體因為受到外部因素的牽製而無為，甚至是因為無能和無為而自甘墮落，淪落為市場的奴隸，那麼我們這時候就有希望把“希望”寄托於“公眾輿論”。公眾輿論既是社會的敵人，也是社會的敵人的敵人——執政者、官員、專家、藝術家、作家、變態者、瘋狂者……的敵人。對來自兩方麵的傷害和敵意，“公眾輿論”必須要有勇氣麵對和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