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變動的背後，都係連著群類的得失和個體的得失，從而每一種變動都在不斷地產生緊張，產生分歧，產生對立，產生衝突。因此，對於身曆其間的一代人來說，變法的過程實際上已非常具體地成了利益的分解和重組，以及人群的分解和重組。而當舊日秩序中各安其分的各色人等在變法的動蕩中結為一個一個利益群體之後，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社會結構和清代以來二百六十多年的社會結構便已脫榫。隨後群體之間的彼此踢打，則使已經脫榫的社會結構很容易解體。武昌起義之能夠引發土崩瓦解，其深度的原因正在於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壬子之交不僅是一個王朝的倒塌，而且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倒塌。
東方早報：能否具體談一談新政是如何造成了社會的分解？
楊國強：十年新政仿效西法，尤其仿效日本，然而新政變法翻出來的都是中國人自己的老問題。而後新法引入老問題，常常派生出更多的問題。其間尤能引人注目的，是促成了變法的督撫又為變法所困。
清代本以君權獨尊為成規，但在太平天國引發的多年內戰裏，朝廷為兵事所扼，調度天下已處處捉襟見肘，隨後形成的地方各自為戰，同時又使國家權力中的很大一部分轉移到地方去了。此後的幾十年裏，這種下移的國家權力已經同地方的利益和地方的治理編連為一體。而自朝廷看去，則內輕外重，終究是難以久忍的心頭之患，因此籌備立憲之日，便以效法日本實行中央集權為理由，向地方收回權力。收回權力便是收回利益，同時使地方的治理不得不章法大變。因此總督巡撫紛紛然起而抗爭，並在這種抗爭中與朝廷漸行漸遠。至辛亥前一年民間的國會請願運動化為滔滔大波，已使朝廷束手無策，而南北疆吏則以各自電奏和“聯電”合奏的方式公開聲援國會請願運動。疆吏以此為難朝廷，正反照了疆吏同朝廷的疏離程度。以清代兩百六十多年的曆史作比較，不能不算觸目驚心。
當疆吏疏離朝廷的時候，原本分散的紳士也在聚合中彙為一種異己的力量。清初的紳士曾被著力壓抑，之後又因籌餉練兵為地方官所借重，而在內戰中被扶植起來，並得以自我伸張。時至預備立憲，積數十年伸張之後的紳權遂自為一體，借“地方自治”為學理和聲勢，在谘議局裏同督撫相抗，在資政院裏同朝廷相抗。然後是原本附著於地方社會，並因之而以分散為常態的紳界權力便成了一種集中的東西和咄咄進取的東西。對於一種既定的社會秩序而言，這種逸出了秩序的抗爭和進取無疑都是衝擊和摧折。
而由上層往下看，同一個時間裏多見的是此起彼落於四麵八方的民變。新政變法，許多東西都在改變民間的生活軌道和生活狀態。而其中最難順受，從而最直接地促成了下層社會群起抵拒的則是官家的斂聚。清代本以輕賦立國為祖宗家法，比之前代，民間的負擔不能算重。但在《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的巨量賠款之後，新政的更張，又每走一步都須用銀子鋪路。由此彙合而成的大筆支出和不斷的支出，最終都不能不化為征之於窮民的捐稅。一則記載曾列舉地方各立捐稅的種種名目，累積而計之已達六十多種之多。而後是苛斂不能不促成窮民抗官的屢仆屢起和綿綿不絕。時論謂之“道失民散”。
斂聚導致民散，與之相比較而言，因廢止科舉而導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種更深刻的變化。一千多年來，科舉製度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為鄉裏提供了維係地方社會的搢紳；為邊地提供了聯結中原的文化；為儒學提供了傳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廢科舉，其直接的後果是截斷了讀書人與君權之間用名器相綰接的聯係，使官僚製度喪失了以知識為標準擇取官僚的來源，士人遂一變而為斷梗飄萍。其長遠的後果則是作為群體的士大夫泯滅而不可再生。後來的學堂也產出知識人，但就本義而言，他們已不再是士大夫了。與之相類同的，是廢科舉之後還有改官製。由此形成的新衙門與舊衙門之間的此盛彼衰，往往演為新人物與舊人物之間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舊布新為尺度，這種新舊之間的淘汰自是優勝劣敗，然而局中人用德性作尺度，所看到的則大半是善不能勝惡的逆淘汰。因此武昌起義之後天下土崩瓦解，而職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綱紀和臣節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顯然，作為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間的種種結果都不在朝廷的預想之內。而由果探因，十年新政成為一個最富活力的時代和一個社會分解的時代，無疑都同新政開始之日朝局中的新舊消長，人心中的中西消長和天演進化之說下的理勢消長息息相關。
由此造成的“無一人敢自命守舊”，同時又在使開新一方的漫無邊際流為沒有歸宿。
東方早報：既然十年新政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那麼主持變革的朝廷是如何麵對這種社會分解的？
楊國強：十年之間，新政促成了中國社會的大變，同時十年之間朝廷一方也在大變。辛醜年李鴻章死，次年劉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緒帝、西太後相繼死，又過一年張之洞死。曾經在五十年的時間裏曆經內憂外患而維係了中國政局的那一代君主和重臣，在幾年之內一個一個地謝世，他們身後留下的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權力空缺和權威的空缺。如果加上光宣之交被逐出了朝廷的袁世凱，則此日之廟堂已幾乎是一個空蕩蕩的地方了。西太後臨死之際指定三歲的溥儀繼位做皇帝，同時指定溥儀的生父載灃以監國攝政王的名義代管君權，於是二十多歲的載灃便成了選來填補空缺的人。生長於王府的載灃是一個性屬忠厚溫順一路的人，又是一個不識人間情事而與此日之多難時勢隔得很遠的人。因此一旦以攝政王監國，其手中太大的權力便成了握不住的權力。隨後是忠厚溫順全都變成庸懦和暗昧。當時人曾描述載灃身在權力中心而應對八方之際常常手足無措的畏葸：“監國性極謙讓，與四軍機同席議案，一切不敢自專。”而“內畏隆裕，外畏福晉。福晉與老福晉爭權，坐視無可如何。載濤忿甚，操刀向福晉尋仇，幾釀大變。”以至“監國避居三舍，兼旬不敢還家，其狼狽如此。”隆裕是宮中的太後，而老福晉和福晉，一個居母親之尊，一個居妻子之近，前者是皇帝的祖母，後者是皇帝的生母，就個性而言都比載灃要強悍得多。同樣比他強悍的，還有與他近在咫尺而伸手要兵權的載濤和載洵，他們是載灃的兄弟，並且是皇帝的叔父，其勢位去攝政王僅僅一階而已。而同他們能夠比肩而立的，又有管警政的肅親王、管財政的載澤，以及在資政院裏“陰結議員”的溥倫。而後是攝政王監國之日“親貴盡出專政”。
時人曾列舉而總計之，統括為七黨。然則這種各立一局的親貴專政一旦形成，原本一統的君權便不能不陷於四分五裂之中而全失控馭力。
其結果是清代二百年皇帝乾綱獨斷和五十年女主君臨天下之後，時逢一個亟須權威的亂世，朝廷手裏四分五裂的君權已不再能提供權威。
共和：知與行的困境
東方早報：您剛才談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社會，那麼辛亥革命後民初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又該如何來看待？
楊國強：當君權在分解中喪失權威的時候，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對抗朝廷的社會群體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憲一派雖然可以在地方社會的興風作浪中走得很近，但兩者之間以文字齗齗相爭於報章，則明示其彼此之間的不能同調。以源頭而論，他們都同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士人群體的分裂有著一種曆史勾連，但士人群體一旦分裂，則又會不斷地分裂。與立憲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誌在全盤反朝廷。然而全盤反朝廷的革命一派裏，一群與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統屬的各是其是之中。興中會多華僑、商人、基督徒，其來路大半在邊沿和海外，就文化而論，已屬別具一格。華興會大半出自兩湖的學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與戊戌年間維新的失路和庚子年間自立軍的挫敗都有曆史淵源。光複會起於長江下遊，其間主事的人物往往更多中國曆史文化的傳承。雖說三者彙流於同盟會，但這種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合作並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間的參差不齊。之後，是共奉反滿為宗旨的眾多誌士又多半各不相謀，前仆後繼於人自為群和群自為戰的慷慨一擊之中。這個過程用暴力展現的革命聲勢，是與革命本身的分散和無序相表裏的。於是革命聲勢的一路鋪展，同時又會是派生的團體和仿立的團體越來越多。團體之間不斷呼應，但呼應並不能構成有組織的統攝和歸屬。因此武昌起義之後，被稱作辛亥革命的曆史過程是在一個省份接著一個省份的獨立中實現的。獨立以一種斷截的方式脫離了朝廷，但就一統的中國而言，這種紛紛獨立則無異於一種紋裂。而且省獨立，同一個省份裏的府和縣也獨立。顯然，紋裂一經出現，便會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複之日，同屬黨人的兩個群體各擁兵戈而不肯兩立的事實作襯映，顯然是這種紋裂一經產生，便成了革命大義也填不平的東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際，這一類事多見於南北中國，則又說明了一場缺乏統攝和歸屬的革命在極短的時間裏造成的這種千古嬗蛻，已使革命之後重建國體與重建統一不能不連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