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之後，嚴複從北京南下漢口，“以師弟情分往見黎元洪”，並與“諸革黨”二三十人會麵深談。據其當日歸納，黨人的主張是：一，君主立憲，“固亦可商，唯用君主立憲而輔以項城為內閣，則極端反對”；二，若以民主共和立國，“問其總統何人為各省黨人所同意者，則以項城對”。顯見得彼時多數黨人全副精神之所注的全是袁世凱這個人，而國體則猶可遊移並猶在遊移之中。但當來自各省的代表由武昌遷到南京之後，這種曾經有過的兩頭遊移便變成了以共和為唯一歸宿。然則以各省代表曾經有過的遊移作反照，來對比各省代表擬定的共和，可以看到的正是時勢催逼下的一種倉促。而與這種倉促相表裏的，則是為中國擬定了共和的這群先行者和先覺者，其本身的思想視野和知識結構大半都還沒有足夠的準備，以熟識共和和真知共和。因此民國初年宋教仁以政壇健者為天下注目，而私下裏則坦白承認，他用來“以時考覽，借明憲政梗概”的東西，主要是章士釗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剪輯，就學理而言，顯然不能算是非常充足。在彼時的黨人中，他是最富憲政意識的政治家，由此比類，則等而下之者應當還會更多。
這種矛盾寫照了民國初年政治中知和行之間的困境，與之相對稱的，是中國人既麵對著共和的聲光，又麵對著共和的陌生。而後是身在兩者之間，造共和和行共和的過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顛沛於千回百轉之中。
東方早報：如何看待袁世凱在民初政局中的影響和作用？
楊國強：今日論史，已久歸袁世凱於竊國之奸雄一類。然而民國初年的時論猶以為辛亥之秋“若非項城袁氏主持於上，馮、段二氏主持於下，則清室退位之詔，不能遽下，而漢陽之役，民軍已潰敗四竄，各省且相率而解體矣，勝負未可即定，雌雄差難遽決”。故“共和之成，袁與段、馮，功不在黎、孫、黃之下也”。以此而論，黎、孫、黃締造了共和，袁、段、馮也締造了共和。若細說其間的情節，則時當“天下匈匈”之日，袁世凱周圍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有過勸進之議，即使是後來反對洪憲帝製的張一麐，此日也主張袁世凱做皇帝，以期“民有所歸”。而袁世凱不受勸進，雖未必出於全心信仰共和，但其處鼎革之際猶能以共和分順逆則是可見的。
然而國體代謝之日，袁世凱又是帶著他在晚清獲得和擁有的支配力和影響力急步走入民國的。用張謇的話來說，便是“攬天下重兵”而“肩天下重任”。前者說的是軍隊，後者說的是權力。就兩者合於一身而言，斯時無出袁世凱之右者。在舊日的社會秩序分崩離析之日，這種與“重兵”相因依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可以重建秩序，因此外國人倚重袁世凱，企盼幹戈止息鹹與維新的中國人也倚重袁世凱，章太炎謂之“國家多難，強敵乘之，非一時之雄駿，弗能安爾”。但以共和政治立論，則袁世凱由晚清的強人變為民國的強人，其獨有的影響力和支配力都是需要製束銜勒的東西和必須製束銜勒的東西。黨人尤其以此為自覺意識和群體意識，而後是民國初年的政治，便非常容易地演化為代表約法的國會與代表政府的袁世凱之間的對抗。目睹過對抗的那代人後來說：“當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時，南部諸省均在民黨掌握。”
而“國會開會，其中議員半屬民黨分子，遂依仗南方諸督勢力，頻向袁氏挑撥惡感。”顯見得在這種以國會對付袁世凱的爭鬥裏，黨人自始便是主動的一方和進取的一方。雖說他們始終標張約法，但代議政治而以一人為對手並以一人為轉移，則其立意便已不能全合憲政的本義。
而時當袁世凱以總統職分作國家元首之日，袁世凱之一身其實已經與統一和分治，中央和地方，國權和民權，有序和無序深相關聯而難以切割。因此黨人“頻向袁氏挑撥惡感”，在外觀上已不能不成為黨人逆反統一、逆反中央、逆反國權、逆反秩序，以彼時中國的情狀而論，最終是逆反了多數人的情理，以至於當日章太炎比議員為“民賊”。因此，當黨人與袁世凱之間的衝突因宋案而激化，走向“以武力濟法律之窮”以後，“攬天下重兵”的袁世凱遂放出虎狼之師以辣手重造乾坤，在極短的時間裏既蕩平了“南方諸督”，又摧折國會而壓平了議員的喧嘩。若以無國會則無憲政作衡量，這個過程顯然是既重挫了黨人，也重挫了共和。然而世人慣見“挑撥惡感”而厭之已久，多漠漠然視之。梁啟超事後評論，且以“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製”為“不得已”。
袁世凱用武力敉平了政爭，世人之一時向背又包容了袁世凱用武力敉平政爭。隨後是民初政治的走向由此大變，一種原本苦於製束銜勒的權力在打破約束之後變成了無可匹敵的東西。而以舊日的強人握無可匹敵的權力，則應屬民國的公共權力便很容易沿其熟識已久的曆史慣性而私人化。因此，曾被梁啟超當作“不得已”的“共和國體之下暫行專製”一旦開始，就一定會節節伸展而沒有止境，演為康有為眼中的“政權專製，過於帝製”。袁世凱用這種辦法為企盼社會秩序的世人建立了一種社會秩序，但這個過程既改變了民國，也改變了曾經以共和分順逆的袁世凱。章太炎說“袁氏晚節，匿深宮，設周衛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為奸，神怪之說始興”。此後的洪憲帝製興和洪憲帝製滅都是由這個過程派生出來的因果。在二千年維係天下的君權倒塌之後，中國人需要的是再建一種人心所歸的信仰和願想，梁啟超稱之為“公共信條”。袁世凱不能提供這種公共信條，所以他所建立的秩序又在他的手裏霎時崩潰。黨人也不能提供這種公共信條，所以“開國十餘年來，讚帝製，背民國，參賄選，及諸背義賣友之事，革命黨之不肖者皆優為之”。世無信條則世無守則，於是，在袁世凱的身後，原本猶為強者管束而囿於一統之中的軍人便兕虎出柙，以其咆哮跳踉為中國帶來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南北分裂的時代和軍閥割據的時代。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