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群體分裂是中國社會動蕩的開始
東方早報：戊戌變法引入了西方的民權和議院等觀念，這些西方思想到了中國是如何被接受的？他們又是如何理解和翻譯西方思想的？
楊國強：戊戌變法講“獨治”、“民治”和“君民共治”的不同，而以後者為理想之所在和宗旨之所在。這個過程第一次把出自西方社會的民權、立憲、議院政治一類觀念引入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裏和政治現實之中，為後來的曆史另開一種路向。然而西方人立議會製度，源頭與歸宿都在於限製政府和規範政府，其本義應是民主；而當時的中國人之所以歸心於議會製度，則意在“化君民之隔而通上下之情”，其本義是助成政府以力圖富強。兩者之間的這種差別，非常明顯地說明了產生於自然曆史過程中的東西與移接過來的東西其實並不一樣。
東方早報：戊戌變法的進程和結局，對中國的士大夫群體分化造成了一種怎樣的影響？
楊國強：由於誌在“君民共治”，因此戊戌年間倡維新的人物重政製，其意中的變法便是變製。但是他們麵對的製度經曆了古今兩千年和清代兩百年之後，已經同人心、利益、習俗與意識形態連在一起了。
所以百日新政期間變法化為接二連三的詔書，最終卻因為改革製度而牽動人心、牽動利益、牽動習俗、牽動意識形態，直接導致了朝野之間的新舊之爭、廟堂中的滿漢之爭，以及宮廷裏西太後和光緒的母子之爭，並引動殺機，演變為斷頭流血。而後是士大夫群體在新舊之爭中急劇地分裂。就近代曆史而言，這種士大夫的分裂正是新陳代謝所造成的深刻變遷之一。
兩千年中國朝代之間盛衰起滅，但中國人既有的社會結構則能夠大體上維持不變。在朝代來往之間，與社會結構相依存的正是一個穩定的士大夫群體，古人說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指的正是這一層意思。所以明代萬曆一朝“不郊不廟不朝三十年”，清代同治一朝孤兒寡母看守君權，而天下依然循行於舊軌之中，其間的支撐都來自整個士大夫群體。雖說群體的士大夫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就精神世界而言，君子和小人都共處於同一種觀念和理路之中，從而共處於延續了千年的整體性之中。
但維新變法引入的觀念都在這種整體性之外。當它們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之後，這些人便與其他人分了開來。而戊戌年間的思想傳播同時又是一種社會動員和召聚，原本以個體為存在方式的士人在呼應中彙集，又在彙集中改變了自己。所以，當變法最終被撲殺之後，他們便成了前途失路的人。而後是被維新呼喚出來的期望因重挫而轉化為憤怒和亢激，並沿著曆史舊跡一路尋根究底，由眼前的痛楚追溯二百五十年之前的痛楚，促成了其間之強毅者由變製走向了反滿。而當士人成為中國社會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後，中國社會的急劇動蕩和長期動蕩便開始了。
新舊消長，中西消長，理勢消長
東方早報：晚清教案此起彼伏，潮漲潮落，為何獨獨義和團運動在華北翻天覆地而無法收拾？
楊國強：庚子年間的義和團，與戊戌變法相差不過幾年，但戊戌變法是開新的士大夫對逼來的外患做出的回應，義和團的一時群起則是下層民眾對逼來的外患做出回應，其間的區別在於前者以變革為回應，後者以排拒為回應。由於下層民眾以群起一哄為來路，其義憤中內含的曆史理由和他們因蒙昧而缺乏理性都是非常明顯的。就這兩方麵而言，義和團與此前綿延不絕的教案其實都相去不遠。但就朝局而言，則庚子年已是今時不同往昔。戊戌年間開新的一方曾借助於皇帝的詔書而達到了高高的巔峰，又因西太後的反手一掌而被打落下來，一時俱潰。之後，是自19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三十年間新舊論爭的各是其是，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廟堂裏守舊一方的獨尊獨大。與之相關聯的，則是西太後因為惡康梁而惡光緒，西人卻因為佑變法而佑光緒，遂使西太後不能不因惡康梁惡光緒而惡西人。由此舛錯相結，使帝王的家事與國事相纏繞，又使新舊之爭與中西頡頏相纏繞。於是以激烈排外表達憤怒的義和團雖起於下層社會，而居朝局之重心的守舊一方很容易與之發生感應，惡西人的太後也很容易與之發生感應。而後是義和團席卷華北而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聲勢。但義憤與蒙昧相因依，則聲勢浩大其實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力量。因此，當八國聯軍用快槍火炮一路屠戮一路西進之際，蒙昧便成了一觸即破的東西。於是，曾經從四麵八方湧入京城的拳民，又在短時間內向四麵八方散去。
東方早報：義和團運動對中國政局和社會思潮等造成了一種怎樣的影響？
楊國強：當八國聯軍成為最終的勝利者之後，便著力“懲辦禍首”。
隨之是守舊一方的大佬和要人都被圈入範圍之內，又在督視之下一個一個地被賜死、囚禁、流放、革職。他們消失後，是守舊一派在廟堂中的全盤崩潰。作為對比，則是因東南互保而“功在社稷”的南方督撫及其周圍的群體應時而起，成了主導的一方。論其淵源，這些人大半都在開新和取新的一麵。於是在戊戌變法失敗致朝局一變之後，庚子與辛醜之交朝局又一變。前者造成的是守舊的一邊倒，後者造成的是開新的一邊倒。與朝局中的這種新舊消長同時發生的，則是曾經激烈排外的北京城變為聯軍占領下的北京城之日，社會心理的急變和劇變。
在時人的記述裏，既有朝官牛酒犒勞八國聯軍的場麵，也有京城住戶掛順民旗的場麵，還有昔日的義和團大師兄此日為聯軍作向導的場麵。在這些場麵裏，可以看到的是一種民族心理防線的崩潰，以及人心中的中西之比此消彼長。
為朝局中的新舊消長和人心中的中西消長提供了學理和公理的，則是庚子與辛醜之後磅礴傳播的天演進化之說。在19世紀的六十年裏，中國人經曆過多次失敗的民族戰爭，但戰爭流血議和流淚，每一次戰敗之後，中國人猶自身處窮境而苦苦撐持於以理抗勢之中。理與勢相抗，本義是善惡是非與強弱利害相抗。然則弱勢的中國人不甘心雌伏，全在於弱勢的中國人據有理和相信理。但天演進化之說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統括公理之詞，講的都是強弱利害，而後是強弱利害淹沒了善惡是非。因此，在六十年中西頡頏之後，接受了天演進化之說的中國人已無可依傍，並因之不得不向發源於歐西的那個世界曆史過程認歸。中國人從天演進化之說裏獲得了進步主義、曆史目的論、對於未來的樂觀主義，以及青年崇拜意識，然而以儒學為核心的那種原本堅守善惡之分的文化則在天演進化的衝擊下開始碎裂。
這種發生於20世紀初年的朝局變、人心變和學理變，為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提供了一種特定的時勢。
清末十年新政：效仿西法和社會分解
東方早報：清末十年新政是如何被推動的？又帶來了哪些政治和社會後果？
楊國強：庚子事變由排外開始，以《辛醜條約》了結，留給中國的是一個殘破之局。身當殘破之局而朝局變、人心變、學理變，遂使“辛醜、壬寅之後無一人敢自命守舊”。而後是收拾殘破之局，遂不得不變法。
當日南方督撫遠看華北動蕩起伏於煙塵滾滾之中，在守舊一方全盤崩潰之後，以江楚會奏為名目接連作三折，包融了數十年來洋務變法和維新變法的種種主張。後來被稱作十年新政的曆史過程，正是以這種疆吏調教朝廷為起點的。迨日俄戰爭之後，國人以立憲和專製為日俄之間的勝負說因果，又促成了1906年朝廷下詔預備立憲。其除舊布新的視野和腕力，顯然已遠過於戊戌年間的百日維新。江楚會奏三折和詔書預備立憲都是以除舊布新為收拾殘局，因此，六十年中西交衝和節節變遷之後，作為一場改革的清末新政在十年裏牽彙萬端，其間所曾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西人述中國史，稱之為晚清七十年裏最有活力的時代。然而除舊布新又是一種攪動和震動，變法的深度和廣度，同時又成為攪動的深度和廣度。這個過程改變了官製，改變了地方社會，改變了朝廷與疆吏的關係，改變了讀書人與君權的關係，改變了紳士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改變了財政，改變了兵製，改變了人的命運，改變了人的觀念，改變了人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