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分期裏，中國近代的曆史敘述久以19世紀40年代為起點，但就比較完全的意義而言，則由社會轉型統括其深層內容和曆史歸向的中國近代化（現代化），其實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在這種一經開始便曲折漫長的過程裏，中國人因曆史遷移而改變思想，又因思想改變而催動曆史，由此形成的震蕩和緊張為二千年歲月從未有過。而其中聳起於19世紀中葉的“富強”觀念和移入於19世紀末期的“天演進化”觀念尤其源遠流長，百年之間留下了種種曆史因果。
一
1860年（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從大沽登陸一路打到北京，隨後是皇帝出逃，京城陷落，西人火燒圓明園。與二十年前起於東南沿海而止於長江下遊，並因此而被稱作“海疆騷動”的鴉片戰爭相比，這種衝擊已經撼動社稷，其創巨痛深和驚心動魄，以及由此促生的震驚和震撼都為前者所不可比擬。因此“當和議之成，無人不為自強之言”。
從道光到鹹豐，二十年之間，中國再敗於泰西，之後漸知用中國人的辦法對付不了西方人。在這種困而後知裏產生的“師夷智以造船製炮”之說，意在用西方人的辦法來對付西方人，而其間抵拒與師法的交相糾集，既反照了中國人在創巨痛深之後注目西人的審量彼己，也說明了中國人對“自強”一詞所作的最初的釋義。兩者都是一種思想導引，於是而有從西方搬入中國的船炮、航運、礦務、電報、鐵路以及”煉、織布和製器之器等等。而這個過程之牽彙萬端和層層遞進，又使“自強”的涵義由真事伸到財力，在一路深化中延展為“富強”。當日的奏議稱之為“言強必先富”。就中國人的曆史文化而言，作為一種思想和旨義，“富強”原本出自法家並歸屬於法家。因此，在儒學灌輸浸潤二千多年之後倡言“富強”，不能不算是顯然的大變。時人說“王道不言功利”，是以“吾中國之所以為治者，在乎禮樂教化，富強所不屑為也”；然而當此“外患方張之會”，則起而救時，“亦難置富強為緩圖”。顯見得那一代先倡“富強”的人物在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由此入彼，曾有過一種纏繞於內心的不得已和不自願。但“自強”和“富強”既已引入船炮、航運、礦務、電報、鐵路以及”煉、織布和製器之器等等，與之同時發生而相為表裏的，是複製這些東西的過程，一定又會成為複製這些東西所賴以產生和存在的經濟關係的過程。
由此形成的曆史因果，則使古老的中國社會在移花接木之中不複再能盡循舊時故轍，同時也是古老的中國社會借助於這種變化而獲得了一個近代化的真實起點。其間既有時勢造人，也有人造時勢。然而中國人圖“自強”和“富強”所內含的特定的和獨有的時代內容，又會使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從一開始便帶有種種不同於歐西的曆史特點：就一麵而言，由於中國人注目於西人的審量彼己是與民族戰爭一敗再敗的創巨痛深交集在一起時，因此中國人不能不與西方人比物力，從而中國的近代化不能不以營造物力為重心；沿此而入，則就另一麵而言，由於西方人用船炮打敗了中國，而後是船炮成為一種製宰。因此在西方世界的各色物事中，中國人最先接受和最肯用心的便是船炮，而究其底裏，船之堅和炮之利本質上都不過是一種物化了的技術。是以中國人從船炮下手牽引而來的近代化，便不能不內含著強烈的技術主義取向和傾向；最後，與這兩麵相表裏，由於“師夷智”是在西方人的勒迫之下逼出來的，遂使“師夷”的初心和遠想都以“製夷”為本願。因此中國的近代化既以“效西法”圖“自強”為路徑，則這個過程便不能不與中國人的民族情結和民族意識深相虯結。然則自其初始，營造物力、技術主義和民族情結便都是“富強”一詞裏所包攝的東西。對於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曆史來說，這些都是勢所必至和理所當有的東西，但由此形成的畸重畸輕，卻又非常明白地說明：中國的近代化自其發端之日便已帶著與生俱來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
作為一個觀念，“富強”是用舊詞翻出來的一種新義。與之相比，從19世紀末期開始在中國四麵流播而鼓蕩天下的“天演進化”之說，則是出自彼邦而灌入中國的觀念，從而是同中國人的曆史文化異常隔膜的觀念。異常隔膜而能夠層層灌入，是因為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衝擊，已使中國的自我形象連同曾經深信的種種道理在人心中一時俱碎。此前三十多年的“變局”演為此日的“危局”，梁啟超說“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兩百兆以後始也”。以“四千餘年”曆史文化為“大夢”，正是反觀自身的深度失望和滿眼碎裂。
比之此前三十多年的創巨痛深，其懾動人心的程度顯然更加劇烈。而“天演進化”以“物競天擇”說世間之“公理”，則在“四千餘年”舊有的理路之外，為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闡釋中西交衝和興衰起滅的別樣理路。別樣的理路同時又是別樣的希望，之後是舊理路既已破碎，由外而入的新理路遂後來居上，成了那個時候回聲四應而虎嘯龍吟的東西。身在這個過程之中的胡漢民曾說：“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他推崇作《天演論》的嚴複，而目光之所注則全在“人心”因此變和“民氣”因此變。對於剛剛被日本打敗的中國人來說，“進化”成為一個觀念，帶來“吾國之所創聞”，而尤能動人心魄的，是“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人治日即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天演者以變動不居為事者也”。在數千年前後相延的曆史敘述裏，中國人的理想之世是三代。
而以天道“不主故常”和“人治日即乎新”為萬方之通則，則中國人的理想之世應當在將來。兩者都不能滿足於當下，而前者以過去來批判當下，後者以將來來批判當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種非常明顯的對立和前所未有的對立。依其本義而言，過去和將來指稱而區分之的不過是時間上的先後，但經“天演進化”之別為解說推衍，這種時間上的差別，已一變而為價值判斷的不同和價值選擇的不同。而後是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西之爭在一層一層的探求抉發中演化為古今之爭和新舊之爭。梁啟超統括而言之曰：“今夫守舊不敵開新，天之理也。”他的話代表了19世紀末期的中國人對中西交衝內裏和背後的深入理解和重新解釋，而取“開新”而舍“守舊”，又說明了六十年代由回應西人開始的那個曆史過程，此日正在急遽地轉向改變和重造中國自身。戊戌年間的維新和辛亥年間的革命都因此而起，並因此而激蕩一時。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上一代人“師夷智”以圖富強之日，其意中所常懷的自覺而不自願，在這一代人身上已演為“大變”、“全變”和“速變”的急岌和迫切；同時是上一代人的“夷智”以西國之器為止境，而這一代人的變法，則旨在盡取“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而“與化同”。然則和三十多年前的不自願相比，“大變”、“全變”、“速變”之言之侃侃，顯然已夾帶著一種對於西方世界的驚豔和企慕。從19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期，原本的“海國”和“島夷”已一個個落腳於中國的周邊，並不止不息地各思伸張。由此形成的“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以及“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康有為曾統括地稱之為“強鄰四逼”。比之西潮初來之際的“海疆騷動”，這種“四逼”所寫照的，應當是中西交衝已經帶來和正在帶來的更加深重的患難。而“進化”成為一個觀念，已推演中西之爭的要義而一歸於古今之爭和新舊之爭，隨之衍為推陳出新，重心皆已移入中國社會自身。因此從這個時候起，迫來的外患一重接著一重，而其一重一重的窒扼衝擊，則常常會催化出以中國自身為對象的變法、變政、變製、變俗之想，促成世局遷移，而後是除舊布新的前後相接便成為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理所當然和天經地義。
中國人因中西交衝而有“富強”觀念，也因中西交衝而有“進化”觀念。而時論滔滔，以“人治日即乎新”為圖存國存種之共信，又以盡取“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而與之“化同”為舊邦新造之共趨，則既是在用“富強”詮釋“進化”，也是在用“進化”詮釋“富強”。兩者都是內在於這段曆史變遷之中的東西，所以兩者能夠互相詮釋，並因互相詮釋而彼此支撐。變遷造就人間的掀動和世局的跌宕，與之相伴的常常是分解和斷裂，而內在的東西則維持和體現了這種掀動、跌宕、分解、斷裂之間的一貫性和連續性，於是而有同屬一個過程裏的上下承接和先後因果。因此，此後的一百多年之間，各立名目的思潮和政潮此長彼消於世路起落和人心起落之中，使曆史在這種前後代謝中被分成一截一截；但與之同時存在的另外一麵，則是貫穿於思潮和政潮消長之間並為其所共認和共有的，往往都是“富強”的觀念和“進化”的觀念。有此連接於消長和起落之中，而後是一截一截的曆史借助於這種觀念上的共認和共有，才能夠串結起來，成為一種可以理解和認識的整體曆史。由於“富強”和“進化”內在於中國近代化的曆史過程之中，並以思想為一世造歸趨和共趨，因此，在這個過程所到的地方一定會出現新起的觀念麵對舊有的觀念，以及隨之而來的觀念改造觀念和觀念派生觀念。梁啟超曾舉歐洲的國家主義為比，概而言之曰：
中國人則自有文化以來，始終未嚐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
其政治論常以全人類為其對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組成“天下”之一階段。
所以“其向外對抗之觀念甚微薄”，並“向內之特別團結，亦不甚感其必要”。沿之既久，遂使“國家主義與吾人夙不相習”。他追索中國的曆史文化，而以國家主義傳統的太過稀薄為大憾。然而“富強”之想既因列國的環伺匹比而起，則“富強”的主體和本位都應當在國家與民族，從而“富強”之想從一開始便不能不內含著強烈的國家意識。因此，自中國人從觀念上接受了富強，並在外力逼視下力圖富強之日起，國家思想其實已在日積日重之中入人之心，並蘖生出種種與之枝幹相連的大觀念和小觀念。這個過程使舊日的夷夏之辨在蛻變中一節一節升華為民族主義；使熟知已久的家族觀念、地方觀念和天下觀念在自覺和不自覺中一步一步地為國家至上讓出了空間；使原本散漫的個體一代比一代更切近地為文字所生成並由文字作鼓蕩的國民意識所染化。
而後是“與吾人夙不相習”的“國家主義”在節節茁生中化為一種富有感召力和神聖性的東西，在隨後而來的20世紀的艱難困苦和顛沛曲折裏以此凝聚和支撐了中國人。錢穆後來說：“中國對日抗戰八年，終於能屹然存在，以徐待勝利之來臨”，推論其間的因果，則不能不溯源於“近代新興的國民教育”，尤其不能不歸功其間的“國恥教育”：
盡管在當時，國內思想界意見紛歧，言論龐雜，新舊交衝，極為混亂；但對中小學教科書涉及近代國恥方麵的意見與情感，則舉國一致。此乃是一種民族意識與其發奮圖強、同仇敵愾心情之表露，一旦大難當頭，便發揮出無上的力量來。
在“紛歧”、“龐雜”、“衝突”、“混亂”的各是其是裏，“國恥”能夠成為“舉國一致”而共彙人心的“意見與情感”，正說明神聖性化為至上性和感召力成為內聚力。而“發奮圖強”與“同仇敵愾”連為一體，則表達了“國恥”成為一種教育，其生生不息的本義所在和命意所在。19世紀的中國先後經曆過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其結果都曾改變了中國的曆史。但就空間言之，這些戰爭都以局部為範圍；就時間言之，這些戰爭的攻守接仗都不能持續兩年以上。由此顯示的空間上的有限性和時間上的有限性，反照的都是當日中國社會動員力和維係力的有限性。因此，以19世紀對比20世紀，則自1937年開始的對日抗戰，便不能不格外顯目。作為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一場全麵戰爭和長期戰爭，其一寸山河一寸血換來的“屹然存在，徐待勝利之來臨”，以萬眾一心與連天烽火相對映，已實證地說明了曆史中的變化，使人非常醒目地看到：與民族主義相表裏的國家意識在累積中演化為守定的大義和匹夫有責，遂使曾經有限的動員力和維係力都成了錢穆所說的“無上力量”。這個過程震蕩起伏，而觀念的嬗蛻對於曆史變遷的影響和牽結則是非常明顯的。
與“富強”相比，“進化”的本有之義曾在中國派生出更多於古無徵的觀念和可供推演的觀念。自嚴複引西人之說弘張“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進”，以及“天演者，時進之義也”，並由此層層闡發，以通論“人類之力求進步”，接受了這種“日進”和“時進之義”的中國人，便同時也接受了一種可以別開生麵地觀照世相，並延展引申，用以自為比附解說的視野和視角。而後是“天演”之“公理”一路傳播一路衍繹，派生出許多本義之外的新義。其間梁啟超曾奉“我所信的進化主義”為旨趣，以“人之老少”比“國之老少”，推而論之曰：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
之後羅列排比，以“憂慮”、“灰心”“怯弱”、“苟且”、“厭事”與“行樂”、“盛氣”、“豪壯”、“冒險”、“喜事”相對舉，滔滔然陳說“老年”與“少年”之互悖，並以前者“如夕照”，後者“如朝陽”為歸結。他歌頌“少年”，而立意則在借作比擬，於沿用“進化主義”的同時，又深翻一層，從中汲引出一種與“將來”相連屬，並因之而充滿希望的樂觀主義，以及由此日指向“將來”，並因之而不止不息的“進取主義”。於是天演之進化既被認知而成的“公理”之後，則既被認知的“公理”便已轉化為一種人所應為與人所自為的力量，和世所應然與世所必然的定則。
與西人講述進化的原義相比，這一類羅列排比與開掘深翻其實都屬創說和別解。然而時當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社會在內憂外患的交迫裏入“變局”，又在內憂外患的綿延激蕩裏由“變局”而入“危局”，由“危局”而入“殘局”之日，對於久處困厄力求一伸，如大夜之望黎明的中國人來說，則這種以“日新”為歸旨的樂觀主義和進取主義雖然推想多而論證少，卻是能夠描畫天際曙色的東西，從而是能夠喚出心底共鳴的東西。有此共鳴，則樂觀與進取一旦產生於言論界，便很容易融入20世紀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和持續變遷之中，並累積地成為這個過程裏灼然可見的一種特點。所以梁啟超立論之後二十五年，錢玄同曾追敘三十年以來的“明白人”和他們“分頭努力”的結果，又由此引申，統論中國之“很有希望”，而後以“咱們大夥兒從這條光榮之道前進！前進！！前進！！！”為歸總之辭和期望之辭。其間的樂觀主義和進取主義不僅昭然而且昂然。作為《新青年》雜誌的要角之一，錢玄同意中的樂觀和進取當然會更多一層得自於新文化運動的新意，但就思想論淵源，則顯然是二十五之前與二十五年之後雖然以此起彼落見新陳代謝，而彼此之間卻猶在一脈相承之中。樂觀主義與進取主義皆因有“將來”作映襯和支托，始可得以各立意義，而將來之能夠共為期望，全在天演進化既出，則知此日與知將來已成了一種前後相承了無間隔的事。19世紀中葉丁韙良譯國際法為“萬國公法”，他引為要義的“公法”一詞本意在於貫連中國和泰西，著眼的重心是其空間上的籠罩力。
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中國人視天演進化為“公理”，則尤貴借西人“內籀”之所得，用為“據公理以斷眾事”，從而“設定數以逆未然”的“外籀”。而“未然”之可以“逆知”，無異於遙遠的將來已被公理移到眼前，並因之而成了一種能夠目測的東西。其間之所重，顯然是在時間上的籠罩力。之後，藉公理之設為“定數”，原本同在一派混沌莽蒼之中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便有了一種各分階段而前後沿接的有序嬗遞。於此先得心悟的康有為曾先為發抒，引進化論入公羊學，用君主專製、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重釋儒學原典裏的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以闡說曆史演化中政治製度的古今之變和已然未然。在他以後，擁有更多新知的論者又有更富廣度之說曰：“凡人類進步之次第，由射獵而遊牧、而稼耕、而工商”。這種“進步之次第”也在闡說曆史演化中的古今之變和已然未然，而眼光則在社會經濟一麵。此外，還有引野蠻、半開化、文明為“定數”以串連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更進一解。等等。形成於這個過程裏的種種推衍各自立說“以逆未然”，同時又在使置身已然之中的眾生引此觀照當下，脫出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舊日朦朧。而後是作為觀念的“公理”、“定數”以及與之相類的“運會”化為一種前導與中介，最終促成中國人接受了曆史規律的觀念，並因此而獲得了用曆史規律解說已然和推導未然的本領。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他用“潮流”一詞對應世路變遷的走向有定和一往無前，以明示“浩浩蕩蕩”所到之處，造“昌”造“亡”皆不能為人力所左右。然則其意中之“潮流”，猶是沿“公理”和“定數”一脈延伸而來。但他以“順”與“逆”相對舉並引之以為醒世之諦理，則用心所及已全在於說明，人當已然未然之間，同時是人在潮流四圍之中，而一旦選擇世界潮流，便能代表世界潮流。以其一生之屢仆屢起而言，他顯然具有這種自信。彼時“潮流”隨“進化”而遠播，因此年輩在孫中山之後的傅斯年也曾具有這種自信。1919年他為《新潮》作《發刊旨趣書》，筆下意態恢弘，皆期期然以導引中國入“世界潮流”和“世界思想潮流”為理之應有和事之必然。他以此為《新潮》立“旨趣”，而表達的則是一種與孫中山非常相近的代表潮流的自覺意識。在後來的知識社會裏，潮流一詞與規律一詞常常相伴而行，而其獨有的磅礴則又更能力懾勝人。從嚴複、康有為以來，出現於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的這些人物以其各自的論說影響了一世之取向，又以其各自的論說留為近代中國思想曆史上新舊嬗遞的深度痕跡，宛然可見地寫照了“天演進化”的層層推演和派生分蘖，給中國人所帶來的進步的觀念、發展的觀念、曆史規律的觀念和世界潮流的觀念。這些古所未有的東西一經入人之耳和入人之心，便會內化而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並在後來的漫漫歲月裏非常明顯地改變與矯正中國人的認知路向和思維方式，從而最終使它們自身成了現代中國樣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