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康有為由痛論國會之“爭亂逢雜”和“德行掃地”，而追悔“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引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稍後又總論其時的“大亂於國，小亂於鄉”，自責“鄙人愚妄，實變法之前驅，實為罪魁宜討者也”。以此比十多年之前的七上皇帝書，可謂是非全變。
同一年，嚴複在一封信裏說“中國孔道如日經天”，而“鄙人早習旁行，晚聞至道。舊所纂者，不皆折中。睹茲風波方深悔懼，而公等猥以輸進哲理、啟發人文目之，蓋其過矣”。顯見得時至此日，他曾經為人仰慕的東西都成了自己否定自己的東西了。此後九年，章太炎答柳詒徵駁其非議孔子的舊說，深自刻責“十數年前狂妄逆詐之論”，竟“妄疑聖哲，乃至於斯”，而後以“足下痛與箴砭，是吾心也，感謝感謝”為心悅誠服，返觀1906年他在東京講諸子學之日侈口醜詆孔子之“佞”、孔子之“詐”和孔子之“權術”，不能不算是翻然大變。以其一生論學之自負傲岸作對比，這些話表達的都是有觸於心的沉痛。而梁啟超1914年追述“吾曆年之政治譚，皆敗績失據也。吾自問本心，未嚐不欲為國中政治播佳種”，而“所獲之果，殊反於吾始願所期”，自謂“吾常自訟，吾所效之勞，不足以償所造之孽也”。至1922年，又深論民國立國十年以來“沒有憲法的罪惡”，而自認是“罪惡”中的人之一，“徹底懺悔”。
這些人都由十九世紀末年的新黨變為二十世紀初期的老新黨。
用錢基博的話來說，他們皆曾“提倡宗風”宏開“一代之新運”，而二十年之間，又先後掉頭而走，一個一個疾首蹙額，不肯再與“新運”相往還。所以周作人鼓蕩新文化之日下筆論世，已總括地把“老新黨”目為“反動”的一群。然而這些人既曾由棄舊作新先造潮流，則他們後來群體性地回歸舊途以尋找各自的安身立命之地，便以其太過顯目而不能不成為一種引人深思的曆史現象和文化現象。他們在艱難時世中兩度轉身，而最後實現的卻是自己克責自己和自己反對自己。比之各以守舊開新為一麵之理而硜硜然引吭高鳴的人，這種由新黨而老新黨的心路所曆，一定會更多矛盾，更多懷疑，更多杌隉，更多複雜，從而更多深度，而由此折射的時代內容跌宕起落，當然不是“反動”一詞能夠統括淨盡的。
一
在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之後，新黨之名由甲午戰爭催生，因變法維新而起。與之內相纏結的是“千秋家國淚”和“招魂哭國殤”的創深痛巨。而創痛演變而為推論，則是日本效西法而強，因此日本的勝利便是西法的勝利。在這種演繹類比裏，打敗了中國的日本同時為中國提供了一種實證，使那一代中國人無須說服地把西法當成了無遠弗屆的東西、普遍的東西和共通的東西。而與之相表裏的，則是中國社會與西方世界在質地上無須論證的相同和等同。當日康有為上書皇帝，“考泰西所以致強之由”，力倡“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正是以這種無須說服和無須論證的預設為前提的。而後是李鴻章的“取新衛舊”變成了康有為的“除舊布新”。洋務與維新之間因之而有了一種分界。“能變則全，不變則亡”立泰西作標尺，而以中國為對象，則變法的過程不能不用泰西的模樣與中國作比較，並按泰西的模樣在中國找毛病。由此抉發的種種敝象，與嘉道以來經世之學和《經世文編》所列舉而痛論之的舊病和時病常常相疊合。
但“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所引入的是一種整體性和徹底性，其範圍和程度又一定會遠遠超出往昔的經世之學，由“地利”、“工藝”、“學校”、“兵學”、“官製”、“法律”之弊而追究到眾生的“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並申論中國因“右文”而“合四萬萬柔脆無骨之人而成一國民”；中國尚八股時文，而致通國“固無通常智慧之人”；中國慣“推諉卸責”，而致“疆臣歸罪政府，政府亦歸罪疆臣；州縣歸罪督撫，督撫亦歸罪州縣；士民歸罪有司，有司亦歸罪士民”；並從精神上痛責中國人之“無熱力”，中國人之“無國家意識”，中國人之“意見歧而爭，意見不歧而爭”。其間又常有舉“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為天經地義，以反照中國“一一嚴禁而緊縛之”，引為唏噓和憤懣。與之相類似而同樣被用來作唏噓和憤懣的還有平等、民權等等觀念。而後是共認“欲救中國之亡，則雖堯、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堅所謂通知外國事者，其道莫由”，而“與[舉]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閣也”。顯見得用整體性和徹底性說變法而層層推演，則不能不既把西人之已有而中國所未有當成毛病，也把西人所未有而中國之已有當成毛病。
然而彼時先倡“全變”的那代人雖以“泰西富強之由”為當然法式，其中的大半卻並不真知“泰西富強之由”。梁啟超後來說“維新變法”之日，“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不識外國文字，“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隻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這“一班人”以“大聲疾呼”為蒼生指路，然而“不能告訴”而又“大聲疾呼”，說明的正是“全變則強”自始即不能不與懵懂和盲目依傍羼雜。因此，就一麵而論，由此引入的西學和西法常常會是脫空的；就另一麵而論，用脫空的東西為中國診病又常常會是失真的。脫空和失真都不能合於人情物理，但在西潮震蕩之日，盛漲的感染力很容易淹沒人情物理。二十世紀初年康有為曾以其冷眼旁觀為革命風潮說因果曰：“天下智人少而人多，一智人提倡之，則眾人和之，其智者則有為為之也，其眾人不辨得失是非，而滔滔從之，及眾人既多，則以多自謳，以同自重，蓋覺理之不可易，而氣為之愈昌矣。”其本意顯然在非議革命之以多為勝本自群起一哄。然而移此通論戊戌之後的曆史，則非常明白地可以看到，“滔滔從之”和“以多自謳，以同自重”本是內在於時潮起伏之中的一種一貫性。革命是時潮，變法也是時潮，以時序而論，變法起於革命之前，因此變法能夠鼓蕩一時而攪動天下，其“為之愈昌”的因果其實也在這裏。
這個過程由產生於紙麵的議論衍生出多士群鳴的八方潮動，“有為之士”是感召和造就了“滔滔從之”的人。然而“滔滔從之”者一旦進入了這個過程，又會以其各自的懷抱、各自的眼界、各自的判斷、各自的思想程度、各自的思維方式而各自演繹其意中的泰西富強之術，隨後是遠看西法西學的一片仰慕，便會直接化為各是其是和各好所好。而急急乎引此以論世事，則各是其是和各好所好都很容易變作世人眼中的“激於一己之意氣，而發為偏宕之詞，徇一時之感情，而故為恣睢之論，一受刺激，遂奮勇不能自持，血脈賁張，熱狂逾度”的從心所欲。這種由“詞”和“論”作支撐並且以“詞”和“論”為表述的“逾度”說明：西法西學因“眾人和之”而得以四麵播撒，同時是被播撒的這種西法西學又自始便與撒播者的“意氣”、“感情”俱生俱長而成其互相交融和理一分殊。但就泰西富強之術自有體用來說，“意氣”、“感情”其實工夫都在體用之外，因此，與西學西法之四麵播撒而致“昔所視為夷狄者，今則帝天之矣”的炎炎聲勢比，其時之不相對稱和不能匹配的，是“滔滔從之”者大半並沒有進入西學和深入西學。這些人與自己傾附的東西之間仍然存在著深深的隔膜，但這些人又在用他們的各自演繹彙為一時強音，並在群起的呼聲和回聲中以其“僅有風氣而無學理”為“今之國家”帶來了一個“風氣用事時代”。而後是各自的懷抱、各自的眼界、各自的判斷、各自的思想程度、各自的思維方式很容易沿著懵懂和盲目演為後浪推倒前浪和後浪越過前浪。當時人說：“報紙新也，然如今日之申報，號稱新黨者，多罵為守舊矣。變法新也，然如今之康黨，號為新黨者，且訾為迂拙矣。”然後推論之曰：“彼在癸巳、甲午以前，彼在戊戌、己亥之際，亦極新者，亦罵人守舊者，亦訾人迂拙者；而君等今日乃反之以罵申報、訾康黨，然則他日安知不又移之罵君等、訾君等乎。”像這樣在“罵”和“訾”中實現的新陳代謝，顯然是引來了這一段新陳代謝的“有為為之”者始料所不及的。
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年，戊戌變法已在遠去中變成了往事。但由這段曆史起源頭的新學則不止不息地越過了“兼愛之說，一變而為保種”，“平等之說，一變而為強權”，“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以及民權論、國權論、無政府主義、軍國主義之層出不窮而且彼此扞格和盧梭、孟德斯鳩、邊沁、斯賓塞、伯倫知理、拿破侖、華盛頓、馬誌尼在西潮中的接踵而來又此起彼落，而皆能兼收並蓄於同一段時間裏和同一個群體中而無窒無礙，以成其萬物皆備於我，蓬蓬然滋長於世路蜩螗之中，蔚為時趨所歸。這一類出現於西學內裏的彼此扞格和此起彼落，說明了西學自身的歧義、多義和西學自身的一時不同於一時。但新學雖由西學派生出來，而其“思以他人所以為治者，舉而施之吾國”的取向，則要義皆在跟著走。因此新學中人看西學，大半慣以渾沌為境界，而少有人肯去用心分辨其間的異同和細節。光緒末期，熟識世情和時務的於式枚曾概括而論新學中人的共相曰：
當光緒初年，故侍郎郭嵩燾嚐言：西法人所駭怪，知為中國所固有，則無可驚疑。今則不然，告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漢唐宋明賢君哲相之治，則皆以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
近日南中刊布立憲頌詞，至有四千年史掃空之語。惟告以英、德、美、法之製度，拿破侖、華盛頓所創造，廬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後得者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前後二十餘年，風氣之殊如此。
這些話的主旨是感歎二十多年裏的士議變和人心變。而其筆下描摹一世之時趨所歸，則又以觀察所得，非常明白地寫照了新學中人用來“舉而施之吾國”的西法和西學，大半都是一種沒有具體性的東西，從而是一種隻能遠看不能近觀的東西。當日同在新學一脈之中而自負高出一頭者，曾以俯視之態總論其時所謂“新學”之“通人”曰：“亦不過剽竊東籍中一二空論，龐然自豪於眾，若詢其根底之學，則亦茫然未有以應也。”自“通人”而下，則往往由推陳出新而流為“離奇古怪”。
一則時論舉實例評說“新黨的新文章”，引為驚異和炫目的是一篇文章“劈頭”而來的是“革命！革命！吾中國不可不革命，吾家族不可不革命”和另一篇文章“劈頭”而來的是“革命！革命！吾中國不可不革命，吾江蘇不可不革命”。與之類似的還有劈頭而來的“怪！怪！怪！”以及一見再見於行文中的許多“！”。雖然“茫然未有以應”和“離奇古怪”都不能算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說服力和思維力，但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名目，卻常能“飆舉霧集”，致“哄而應者千萬人”。
顯見得“僅有風氣而無學理”之日，模糊的東西既因其模糊性而能用作自為引申，遂使模糊的東西又因其模糊性而成其吸引力。然而由此生成和與此相伴的，則不能不是借模糊性作引申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而後是西學和西法便非常容易化為野狐禪。所以其間既有過“光學、電學、智也”，“熱學、化學，仁也”，“重學、力學，勇也”那樣的類比，也有過“西人治學，無往非天理，中人治學，無往非人欲”那樣的獨斷。與這種類比和獨斷同樣不著邊際的，又有“歐洲自強盜主義之發現，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國欲革除國體之奴隸，不可不用強盜主義；欲革除個人之奴隸，不可不用強盜主義”，以及“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本，為文明之標幟”和“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為之事，吾皆得而為之，而人斷不能禁止吾壓製吾也”那樣出自臆想的信口開河。更出格一點的，還有力倡中西之間的“通教合種”，以成就一種族類上和文化上的一體無異，等等。與這些因自為釋義而見的比附和引申相比，更為顯目並更加觸目的，是“摭拾一二新學名詞”而稱“識時俊傑”者“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睹達爾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取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逾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睹加富爾、俾斯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等等以學理為依據的既貪且悖。末了這一段文字出自曾經為“新學”作前導的梁啟超，而其中表達的排拒，則對象都是“新學”在當日中國的各色流派和各種路數。時當二十世紀初年，這類移西法入世間所造出來的社會相太過異色異樣，顯然不是多數中國人喜聞樂見和消受得了的。“有為為之”者用來醒世的泰西富強之術，在“滔滔從之”者的手中變成異色異樣，遂使西學和新學都不可循名責實。梁啟超說的是他們與中國人的常理不類，能識西國語言文字的嚴複則說他們與西方人的常理也不類：“十數載以還，西人之說，漸行於神州，年少者樂其去束縛而得自主也，遂往往決蕩藩籬，自放於一往而不可收拾之域”，隨後是“但凡與古舛馳而自出己意者，皆號為西法。然考之事實，西之人固無此，特汝曹自為法耳”。若把“去束縛而得自主”當作解放，則以當時記述中列舉的“內爭”、“逾閑蕩檢”、“機械詭詐”和“決蕩藩籬”作對照，顯然是先被解放出來的大半都屬人性中的惡。這種不在西法本義之內的東西能夠借西法之名行世的事屢見於此日，正說明“西人之說，漸行於神州”，同時是“西人之說”又在中國常常變樣。因此由晚清而至民國初年，周作人統論西學東漸，已直白言之曰：“世上許多名詞，一入中國，往往意義還未分明，便渾身染的（得）漆黑。”而自由、平等、民權、人格、獨立、社會、天職、犧牲、運動、革命、女權、破壞、尚武、利權、競存、軍國民等等，則都是在晚清與民國初年之間從西學引入或由西學衍化出來的。與之對應的觀念，遂從一開始便不會不同紛雜和歧說共生於時潮湧動之中，一麵為斯時斯世造磅礴，一麵為斯時斯世造渾沌。
“數十載以還，西人之說漸行於神州”的過程是借助於中國人而實現的，營造了這個過程，同時也為這個過程所營造的，是當日被統稱為“新黨”或“新學家”的社會群類。但梁啟超的排拒和嚴複的蔑視又說明，當新黨自成社會群類之日，最先倡“西人之說”的一班人，已不肯把這些一路跟來的後起者當成自己的同類了。梁啟超的排拒在於這些人異化了西學，嚴複的蔑視在於這些人臆造了西學。同他們相仿佛的，是章太炎深惡新黨之“閉塞聰明，不詳事狀，而欲以意施行”，其宣述西法，“與言十六字心傳無異”，而又“盡天下以詐相傾”。康有為痛詆“一孔之儒，粗通新學者”，比為如醫者之“隻開一獨步單方”，供人“朝饔夕飱”，而又喜以此“紛紛改作”，遇“稍有異己，即務以掃蕩破壞為事”，然後用“賊之能事也”作為概括總體之辭。其言之耿耿，則都是“新黨”因悖晦而生的妄躁。在甲午乙未之後的“十數載以還”裏，被目為“新黨”的社會群類吹漲了澎湃的西潮，同時是“新黨”自身也在西潮澎湃中既成了時趨之所歸，也成了詈責之所歸。這些人助成了這個過程，因依於這個過程，從而在世人麵前代表了這個過程，所以，對於這些人的排拒、蔑視、深惡、痛詆，在實際上和本質上都不會不指向這個過程。然而就曆史變遷裏的因果而言，則“十數載以還”之一路走來，本是以戊戌年間的“大變則強”和除舊布新為起點和前鋒的，而且由先後追溯始末，此日被排拒，被蔑視，被深惡和被痛詆的東西，大半都能在那裏找到可以辨識的源頭。其間所不同的，是“十數載以還”之一路走來，既已把原本內含於起點之中的種種趨向和偏向變成了直觀而見的事實，也已把原來內含於起點之中的種種趨向和偏向推到了極端。而後，對於曾作前鋒的人來說，直觀可見的事實常常都生成於他們的預想之外，而推到了極端的東西則往往變成了他們不能認識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