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觀念，三十多年之前被“庚申之變”逼出來的“自強”，以及由“自強”派生的“富強”，其要務在“師夷智”，在“借西法”。因此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曆史過程著眼的是移接彼邦之長技，以守護中國自身和中國之固有。但甲午之不同於庚申，是清流群起大張“自強”和“富強”，其要務已在“變法”。所以當日的士議，便多見“興利除弊，變法致強”的一體總括，以及“非變法製，不足以除錮習，振人心”，即“非變法製”不足以語“自強”的推斷闡發，更“憤懣誡詫”一點的，還有“我中國非變法不特不足以自強，實不足以自存”的危言醒世，等等。這一類主張和論說出自士林之共鳴，而後是“近今風尚，競譚西學，而有誌之士，皆思變法，以支危局，此亦運會使然”。變法成了自強和富強的題中應有之義和題中必有之義。然則甲午之後的變法自強不同於庚申之後的借（西）法自強，其要端全在於前者的“變法製”、“除錮習”所對應的，都是中國之固有，從而都是中國的自身。所以，相比於借法之重在移接彼邦之物，則這種“競譚西學”而“皆思變法”之所重，是在以彼邦之物為法式來丈量中國之固有和改造中國之固有。在這個過程裏，同樣由借法開始求富強的日本，在打敗中國的同時又炫人眼目地為中國人提供了變法致強的實例和說服力。遂使剛剛被日本打敗，並因此而凝眸注視日本之後來居上的中國人不得不成了被說服者。乙未年春夏之交，胡燏棻奏疏論“變法自強”，在戰爭甫息之日便借日本“反鏡以觀”，表達的正是這種說服和被說服：
日本一彈丸島國耳，自明治維新以來力行西法，亦僅三十餘年，而其工作之巧，出產之多，礦政、郵政、商政之興旺，國家歲入租賦共約八千餘萬元，此以西法致富之明效也。其征兵、憲兵、預備、後備之軍，盡計不過十數萬人，快船雷艇總計不過二十餘隻，而水陸各軍皆能同心齊力，暢曉戎機，此又以西法致強之明效也。
他列舉日本由“力行西法”而得的種種“致富之明效”和種種“致強之明效”，說的都是“明治維新”能夠變日本之固有為日本之前所未有。
借助於這種“反鏡以觀”，他把實例和說服力引到了帝王麵前，然後言之切實地說：
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張，鹹與維新，事苟有益，雖朝野之所驚疑，臣工之所執難，亦毅然而行之，事苟無益，雖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習，亦決然而更之。
胡燏棻曾是李鴻章的屬吏，又在中日戰爭期間為湘軍理糧台，且“素以談洋務著稱”，比之清流中人不能算是同出一脈。但在甲午乙未之際，他又比多數清流中人更早，而且更清晰地表述了這種隨後為清流所共奉的放手更張之說。作為一個從甲午前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裏獲得閱曆的人，他此日論事尤其想要破“成例”和變“成法”，正說明移接彼邦之物的借法自強，三十年裏常在仄徑之中而腳下愈行愈狹，其間所累積的苦惱都來自西法為中國的“成法”所困。因此，他在甲午之後岌岌乎引日本為實例說變法，並一路引申一路闡揚，以其言之切入而影響一時，又非常具體地說明了甲午之前借法的過程裏本自已經在催生和蓄積變法之想。後來清流論變法，也常用取譬日本為立腳點和說服力。是以黃遵憲作於光緒十三年（1887）的《日本國誌》此前“久束高閣”，而乙未之後則在京師和南中的士大夫之間成為探究時務的要籍，其關注之所在，則都是與變法同義的“明治維新”。日本人證明了借法不敵變法，而後是“圖存”的中國人不能不由借法而急趨變法。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乙未之際，日本不僅在一場戰爭裏打敗了中國，而且影響深遠地改變了三十多年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走向和社會走向。於是，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過去之後，繼之而起的是變法成了支配人心並主導時趨的觀念。與這種社會意識和群體歸向的嬗遞相對應，是變法所指，自始即廣涉武備、財賦、製藝、科舉、庠序、官常、士習、縉紳、漕運、人材、農事、水利、鈔幣、厘稅、民智、心術、文字，以及“上下壅閼”，“民氣之不通”，“今之政府何以能力薄弱至此”等等中國人熟視已久而又習為慣常的物事和現象，其功夫皆用於從熟識之中尋出不合理和從慣常之中尋出不可常，以期“舍舊而圖新”。
由此促生的審視、訾議和棄去，對象都是中國之固有，因此，審視、訾議和棄去又常常會追溯“二百餘年來之曆史”和“二千年來之學”、“二千年來之政”，其中的懷抱激烈者，至有私議“華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為罪首”，並因之而倡“盡燒宋人之書”。顯見得在當時的中國，這種“舍舊而圖新”一路推衍可以走得很遠。而其間之要義，則全在於由中西之分深作推衍而派生的新舊之分。庚申之變以後，中國人以自己的曆史經驗比照曆史經驗之外的西方世界而知前者罩不住後者，又在這個過程裏曆經屢起屢挫之痛，而後因中西之分而知古今之分。然則此日倡變法因中西之分而有新舊之分，正是沿古今之分而來，且又更入了一層。就其內涵而言，這種分了又分，意義都在重估價值：由於西法代表了今，又代表了新，所以中國之固有遂不能不跌入既古且舊的一麵。以此印證李提摩太在廣學會的“陳詞”裏樂道中國人的“求新之意”，其理由顯然也在“新”之一字超出了文字本義的種種曆史內涵。
而後，因中西之分而派生的新舊之分和古今之分，反過來又以價值為尺度，成了用來說明中西之分的東西，使中國的自我形象在甲午之後的國人心中開始破碎。一則出自清流的士議追溯道光以來中西交衝的種種情節，概而言之曰：
觀其宰相之謀成後戰，則我之執政可恥；觀其士卒之步伍嚴肅，則我之將帥可恥；觀其儒者之鉤深索隱，則我之士可恥；觀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則我之農可恥；觀其勞工之神明規繩，則我之工可恥；觀其公司之操奇計贏，則我之商可恥。
其間羅舉的“執政”、“將帥”和士農工商已在人口上統括了中國的全體，而與之對應的國政、兵政、學術、生業。則整體地統括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狀態。因此這六個“可恥”出自中國人的筆下，不僅是在自我貶抑，而且因其貶抑的徹底性而幾乎成了一種自輕自賤。相比於中西交衝以來長存於人心之中的“中華為自古聞名之邦，典章文物，久已冠絕環球”的自尊和自信，則這個時候的中國之為中國已是頭腳顛倒。而對於身入古今之比和新舊之比的那代人來說，這種顛倒的形象便是中國真實的形象。因此後來為變法而死的譚嗣同甲午乙未之後遊走江湖，一麵發願救世救時，一麵又由湖北向上海詢問：“傳聞英俄領事在上海開捐貢監，捐者可得保護，藉免華官妄辱冤殺，不識確實否？保護到如何地步，價值若幹，有辦捐章程否？嗣同甚願自捐，兼為勸捐，此可救人不少”，並自謂“嗣同求去湖北，如鳥獸之求出檻係，求去中國，如敗舟之求出風濤，但有一隙可乘，無所不至”。這些話由道聽途說引出所思所想，其言之沉痛所反照的，也是一個形象破碎的中國。而中國之形象破碎，同時是人心之憑藉破碎，所以那代人倡變法於古今中西之間，便多信“今日孔孟複生，舍富強外亦無立國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無致富強之術”。在這種寄“立國之道”於“仿行西法”之想裏，是中國猶未變，而士人的心靈和精神已大變。由此返視三十多年之前曾國藩奏議“師夷智以造船製炮，尤可期永遠之利”，其意中之所願是“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左宗棠奏議“設局試造輪船”，其意中之所慮是“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他們都是呼風喚雨為借法自強開先河的人，而其心中的“永遠之利”顯然全屬中國之固有。因此，在他們那裏，若以西法為新，固有為舊，則同時又是新者為器，舊者為道。
這種以道器分中西，從而以體用分中西，決定了借法自強的本義和初旨都在取新衛舊。但寄“立國之道”“仿行西法”，已經是既無分道器，也無分體用。當日之激切者至直白言之曰：士大夫“冥然無知，動引八股家之言，天不變道亦不變，不知道尚安在？”是以立此為指歸，則變法自強的著眼點和立腳點不能不移到除舊布新，同一個意思，彼時的士議稱作“掃除更張”而由這種“立國之道”引申推演，便很容易置中國之固有於“變亦變，不變亦變”。其間陳三立“令子弟改業西學”，張元濟“習英文”，汪大燮也“欲苦學西語”，都以科第中人的由此入彼顯示了中國之固有在人心中的搖晃和脫落。這些觀念的起伏消長說明：以甲午乙未前後為起點，借法自強蓬蓬然轉向變法自強，與之相伴隨的是價值變，取向變，本位變，理路變。而後觀念引入世事和觀念引入人際，起於認知的新舊之分在很短的時間內已演為人與人之間的新舊之界。在這個過程裏，因議戰議和而彙攏於這個過程裏的清流中人，一旦由攘夷群趨變法，其議論的重心便多見以“開新”、“維新”、“刻意求新”以及“振興新學”和“盡棄舊學而學之”等等廣認同類；同時又用“舊黨”、“錮蔽者”、“守舊之徒”、“守舊之病”以及“故見自封，如蛙在井”等等辨麵目，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劃為異類。彼時張元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裏做章京，而信中評議人物，直謂“子培出譯署後，其中多係非洲太古之人，無可與言者”。他筆下的“非洲太古”都是極言其舊而蔑乎視之，以此為比照，則愈見得沈曾植之能夠親近，是因為沈曾植出自清流而識得開新。在那一代新人物裏，張元濟是一個性本溫良的人，然而界分新舊之際，其心中的自負又已不自覺地化為傲兀。因此“非洲太古”和“守舊之徒”、“如蛙在井”一類新的修辭一時俱起而詞鋒銳利，都引人注目地說明：變法一方自始便在以文字顯示自己的自覺性、主動性、進取性和衝擊性。比之上一代清流目為“以夷變夏”的李鴻章，他們用“開新”敵“守舊”的群起之而群鳴之所造成的震動顯然更加劇烈，波及的範圍也更加廣泛。由此一脈相延而一路亢張，遂有譚嗣同日後所說的“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複興之望”，其言之決絕悍猛實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有。因此熟識人物掌故的瞿兌之後來追敘這一段史事，曾總論之曰：“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而反趨於舊”。而“五四”運動後五年陳獨秀概述“國民運動”，一路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中日甲午戰爭，說是“當時政治思想分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領是在北京的大學士翁同龢；二是實力派，首領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隸屬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舊的中國文物製度的；隸屬李派的是些辦鐵道、輪船、電報、海軍的洋務人才，是主張采用西洋軍事、交通製度的。在當時前一派屬於守舊，後一派屬於維新，兩派在思想上，在政權上，中日戰爭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戰後維新自強運動起，兩派思想互變，李派屬於守舊，翁派屬於維新，而暗鬥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時論同情，李逐失政權而入居北京”。他說的是同一個意思，而言之更重始末曲折。兩者各自用“始舊繼新”和“思想互變”概括了一個曾經長久抵拒借法的士人群體因戰爭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麵戰爭和直麵危局的過程裏駸駸乎演化為變法主體的事實。這個群體以自身的代謝映照了曆史的代謝，其間的變遷之跡正非常明白地顯現了晚清中國時勢逼人的促迫峻急。而比之因議戰議和而分類分群於一事一時，則以“開新”敵“守舊”，牽動的都是千年之虯結和千年之沉積，所以其分類分群撕裂得也更深。
亟亟乎彙集於甲午乙未之際的清流人物群，又亟亟乎演變於甲午乙未之際。他們在幾個月的時間裏走完了從拒和到變法的漫長曆程，因此，就其中的多數人而言，這又是一段倉猝的曆程，從而是一段沒有前車之轍可循的曆程。由此形成的共趨變法便不能不與個體的各尋其是和各是其是相表裏。而變法成為共趨之日，則共趨一定又會化作裹挾，使更多猶未深入時務的士人在“一唱百和”的聲光和喧豗裏卷進來和跟著走，他們增添了變法的聲勢，同時也在為變法帶來更多的複雜、紛雜和更多的沒有法度。兩者都與清流影響和主導的這個過程相伴隨，因此兩者都決定了這個過程的一路前行，常常要與歧互和舛錯相伴隨。乙未年秋季“京城士夫”立強學會，以李鴻藻門生張孝謙“主其事”，而“有正董之名”的沈曾植、丁立鈞、陳熾，“有副董之名”的沈曾桐、文廷式則多出翁同龢門下。但曆時未久，已見“張則壟斷，口稱籌款一切皆其力，以局為其局。丁因事有違言，函言當出局。張則謂我本未請其到我局，何出之有？繼又與陳迕，而丁乃右張，為之調停，於是丁張合”。稍後又見“芸閣疏闊，叔衡陰深”，兩不相悅而“丁日伺文短”。身在齟齬之間而為之深憂的汪大燮致書南省的汪康年列敘情狀，然後說“若遇仲韜、節庵，諸可密告之，此間子培、叔嶠極力和解也”。丁、張、陳、文，以及“仲韜”、“節庵”、“子培”、“叔嶠”，加上束手無策的汪大燮和汪康年，都是正在倡揚變法和托舉變法，並因之而合流合群的一時名流，但“壟斷”、“違言”和相“迕”相“伺”，又說明這種合流合群的彙聚裏沒有產生出真正的整體性和統一性。而後是沒有整體性和統一性的強學會一變而為“聚輒議論紛紛”之所；再變而為“京都官書局”，最終是“明者”各自“引去”。與初創之日以“講中國自強之學”為宗旨而召來“風雨雜遝，朝士鱗萃”的蓬勃氣象相比，則相隔不過三四個月，已具見其興也驟，衰也驟。而興之驟和衰之驟，都說明了轉變中的清流群體仍然是一個以個體為本位的群體。他們以各自議論為表達方式，也以各自議論為存在方式。由此形成的共趨變法，其感染彼此的地方和動人之心的地方便始終都隻能是在以文字作議論的共趨之中。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又常常是在以大而化之的議論趨大而化之的變法之中。甲午乙未之際清流重鎮在京師，士議之中心也在京師，而自京師裏的人看京師，則多見“京中言變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幾乎僉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務之人，恐必糟無疑”。這些話用“僉同”一詞寫士人之“上上下下”，與之相對應的，無疑正是彼時之群趨和共趨。然而“大率皆不知世務之人”又說明，這種“僉同”以及由此顯現的群趨和共趨其實常在懸浮之中。
“皆不知世務”而又多“言變法”是一種非常明顯的矛盾，但這種明顯的矛盾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在三十年借法自強之後轉向變法自強，其動因和動力皆不出自內生而是起於外鑠的曆史事實和曆史特點。由於不自內生，所以變法自強雖以中國為對象，但說變法的議論則大半不是從中國社會的底層和深處提取出來的，而是橫看西洋東洋，同彼邦比較出來的，其間尤著者，在世人眼裏便成了“剽竊西學，但助談鋒”；由於起於外鑠，所以變法自強又不得不引“千鈞一發，危如累棋”的驚悚與惶遽為自己的內在意識和自覺意識。而由此發為變法議論，便常常會言隨勢走，使其意中的危迫脫輻於世人心中的“世務”。一則記載描寫“維新”誌士為眾人“開講”，說是“聞其言，自始自終無非國家將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須發憤，而從無一言說到辦法，亦無一言說到發憤之所從”。顯然是“開講”說法雖言之灼灼，而手段大半都在以情緒鼓蕩人心。然則以名實而論，前一麵是懸浮，後一麵也是懸浮。這種懸浮形成於近代中國的曆史矛盾之中，但這種懸浮與變法的共趨交纏於同一群人的筆下與心頭，又會使甲午乙未之際群倡變法自強的過程裏願想多而理致少，附會多而真知少，意見多而思想少。比之理致、真知和思想，意見、附會和願想都是片斷的東西和易變的東西，並因之而是深度不足的東西和難以凝結的東西。而後是缺乏整體性和缺乏統一性便成了當時的慣態，並在因戰爭聚集的清流一路轉向變法的過程裏常常演為內裏的抵牾扞格，越來越明顯地影響了這個群體本身和這個過程本身。所以，繼乙未年京師強學會尚未開局已起內訌之後，丙申年出刊的《時務報》在風行一年之後也從裏麵開始坼裂。梁啟超後來概述維新變法的前史，曾把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比作“颶風”，比作“火山大噴發”、“大地震”，以摹寫其震動之猛烈。但就當時的事實而言，則這種震動大半都出自強烈的排拒。被歸入舊黨的人排拒之，被目為新黨的人也排拒之。其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甲午之後五十年陳寅恪追敘家族舊史而事涉變法，特為言之切切地將其“先世”同托古改製那一路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