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立此以為昭誡，“嗣後內外大小臣工，尚敢有以巧言嚐試者，朕必加以重罪”。上諭列“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為汪鳴鑾、長麟的罪名，雖然沒有引述具體的細節，而“妄事揣摩”以及“語氣抑揚，罔知輕重”，都說明此中的要害是臣下對皇帝訾議太後。一則記載說：“蓋日戰方已，帝憂惕將圖自強，而阻於孝欽。二人為帝言，帝入繼文宗，唯當母嫡後，孝欽猶其庶母，非所當敬，遂為後奄聞，歸以告後，後怒”。
若以《清史稿》為汪鳴鑾立傳所說的“時上久親政，數召見朝臣，鳴鑾奏對尤切直，忌者達之太後”作比較，而衡之以上諭用皇帝的名義表達太後之怒氣勃鬱，則“切直”發為訾議，而後深觸太後心頭之大忌，其間的情節大半應當是可信的。然則與安維峻以主戰主和將光緒帝與西太後一分為二相比，汪鳴鑾和長麟由“帝憂惕將圖自強，而阻於孝欽”入手為母子劃界，顯然是已經在用開新和守舊將光緒帝與西太後一分為二了。當日時論以汪鳴鑾為翁同龢一脈，而且身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達官，所以汪鳴鑾因“奏對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懷抱顯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後之間的選擇和立場。而後是“圖自強”的清流同時遂有“帝黨”之目。與此相對應的，則是一天之內在同樣的罪名下斷送了兩個侍郎，又以其變起於莫測顯示了西太後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來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體，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來處置的東西。當汪鳴鑾、長麟被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緒帝“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雲此係寬典，後有人敢爾，當嚴譴也”。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後之怒。因此從“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裏，還可以讀出：起於深宮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攙越而日趨政治化，又因日趨政治化而致矛盾越益複雜，同時又越益激劇。而後的結果，是猶在弱勢一方的皇帝常常會在這種複雜和激化裏更深地陷入捉襟見肘而不能自如的局促之中，而謀變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間，一麵促成了母子矛盾的複雜和激化，一麵又在使自己成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在這個過程裏，兩宮為士大夫牽動，士大夫也為兩宮牽動。與之相互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濁分兩途的士大夫，一變而以主戰主和分；再變而以開新守舊分，迨“帝黨”之名與“後黨”之名先後出，則三變而以母子分。之後是士大夫各自尋歸趨和各自有歸依。因此，從這段曆史裏走過來的張謇後來通論這段曆史說：
晚清朝政之亂，表病在新舊，本病在後帝，始於宮廷一二人離異之心，成於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異生誤，因誤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惡，因惡生仇。
之後一路頡頏，遂又有“因仇生殺”。在他眼裏，起端於“宮廷一二人”的“離異之心”是在“誤”、“猜”、“嫌”、“惡”、“仇”的層層串結之中演為“朝政之亂”的，推而論之，則帝黨和後黨便在這種層層串結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後返視，“誤”、“猜”、“嫌”、“惡”、“仇”顯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東西，然而時當甲午乙未之際，中日戰爭的失敗，以及由士人之群議形成的對於戰爭失敗的反思，一麵促成了開新，一麵又籠罩了“後帝”，遂使當日的人心之中和人心之外，“表病”與“本病”都交相重疊而分剝不開。所以，汪鳴鑾因進言“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鳴鑾之前，清流一脈已在常常說兩宮，常常作褒貶，常常發訾議，在汪鳴鑾之後，清流一脈仍然在常常說兩宮，常常作褒貶，常常發訾議。與這種不止不息相對稱的，便是京城與外省的通信裏，尤多見時事與評論交集的夾敘夾議：
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慶宮，疑太夫人與本宮甚和睦，蓋所謂以計取也。
聞上自園請安回，途間更衣（如廁）數十次，天顏憔悴，更甚於前。
京中亂事不可言，自毓慶宮撤後，盤遊無度，賭錢放煙火，在戶部提十萬金為賭資，欲假洋款千萬修澱園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連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駐蹕園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員，不宜開鐵路，不可時召優伶入內，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儲等語。此是愚忠。前時曾跪太上前，泣諫不聽，因乞假五日作十條，膺逆鱗之怒，交刑部處決。
以及“常熟結主甚深”，之後又有“常熟日內皇皇自危”；還有“聞為同治立惇邸之孫、瀾公之子為後，方九歲”，之後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聞吳綗齋言：繼端邸之子為後，甚確”，等等。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鳴鑾的“奏對”，它們都屬私議，而且私議所牽及的人和事，大半都來自於傳聞之知。因此夾敘夾議裏便會有猜測，有互歧。然而寫信人和讀信人的關注之所在顯然都不在這些地方，他們張目顧眄於“上”和“太上”之間，廣涉神情、德性、言語、態度，其留心處卻都在太後和皇帝各自的勢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勢力消長。而形成於同一個過程裏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則一定會使母子之間的事同時成為臣子之間的事。所以，評說兩宮的私議和訾議一路延伸，便有“所問時事，則恭邸、合肥意見極合，而皆效忠於東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那樣的問答，以見“帝黨”之留心於劃分和判別後黨。
帝黨劃分和判別後黨，是在以一邊倒對一邊倒，而其間的目力各異，尺度也各異，因此後來又有太後“左右近臣日進讒言，巨奄李蓮英挾寵弄權，勢焰尤赫，榮祿、剛毅與為朋比，排擊忠良”之說。牽連更廣的，還有指屢次彈劾清流中人的楊崇伊為專門“以排正類為己任”，並由其“凶惡之至”而歸到“千古亡國，如出一轍”，等等。這些排比後黨的評說所共同關切的，顯然也是勢力的走向和勢力的消長。以此反照廟堂裏的眾生相，則畢顯母子之間的緊張同時又在伴生臣子之間的緊張。而時當價值變、取向變、本位變、理路變，致開新守舊各自分群之日，則帝黨、後黨之界又常常與新黨、舊黨之界相疊而相淆，並因之而使這種緊張在內涵和意義上都會變得格外複雜。
當甲午年歲末劉坤一出京請訓之際，曾麵對西太後的憤怒而以言之諄諄為苦心彌合，一麵彌合於母子之間，一麵又彌合於君臣之間。在其意中，帝王之家事便是牽動八方之大事。他怕牽動八方，於是而不能不重帝王的家事。因此出京之前又和翁同龢“深談宮禁事”，臨別時且手拍翁同龢肩背相托付，說是“君任比餘為重”。他與翁同龢“深談宮禁事”，用意當然也在彌合。因此後者心悅誠服，在日記裏歎為“不愧大臣之言也”。
劉坤一的苦心和翁同龢的應和，非常真實地反映了當日大臣和重臣裏的老成謀國者局處於母子之間，而意在左右調停的心願和期望。雖說翁同龢久為帝師，並因其久為帝師同光緒帝更親近，而被世之論者歸入帝黨，但在立朝多年之後他不會不知道，與當國已近三十年的西太後相比，母子不和一旦走向極端，則親政未久而且權力不全的光緒帝一定不會是意態發舒的一方。所以甲午年十月，其日記中已有“言者請下詔罪己，上深韙之。臣進曰：此即盛德，然秉筆甚難，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臚列乎？抑諱弗著乎？諱則不誠，著則不可，宜留中省覽，躬自刻責而已”的記述。他勸止皇帝下詔罪己，是因為“土木、宦官等事”都事涉太後，因此勸止皇帝，便是彌合兩宮，而彌合兩宮，最終又旨在維護皇帝。丙申年五月醇親王福晉死，翁同龢於當天日記裏錄此一節，然後自敘“憂來填膺”。他所引為深憂的，無疑是既為皇帝之生母，又為太後之胞妹的醇親王福晉既死，真正能夠置身於皇帝和太後之間作調停的人其實已經沒有了。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際和之後的中國政治裏，這種調停兩宮的心願和期望始終存在於皇帝和太後的周邊，但大半又始終隻是一種心願和期望。比這種心願和期望更富力度地影響了時局的，是帝王之家事可以調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進入朝局，則權力之相抗相爭已不可調停的既成走向。一則記載說：“自毓慶（宮）撤後，盤遊無度。太上每謂之曰：咱門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然則翁同龢雖常存調和之心，而自西太後看去，比心跡更容易辨識的，是直觀可見的他同光緒帝的親近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他對光緒帝的影響程度。時當母子失和又逢清流鼓噪，這兩種程度都會觸發深疑和雄猜，之後積深疑雄猜而為不移的定見和成見，積定見和成見而為固結的判斷。這是一個雖有推理而無實證的過程，又是一個寧信推理而不信實證的過程。由此返視光緒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慶宮授皇帝讀，聞命感涕，不覺失聲”，以及受命之日麵對問答，“皇太後揮涕不止”，諭以“盡心竭力，濟此艱難”的場麵，則翁同龢之能夠作光緒帝的老師自始即出自西太後的選擇和托付，因此其久任師傅適以見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時代的光緒皇帝性屬倔拗一路，不算是一個容易受教的學生，是以年複一年，太後召對便常常要向師傅查問功課。直到光緒十三年（1887），君臣之間還有過共論皇帝的言之懇懇：
（太後）首論書房功課宜多講多溫，並詩論當作，亦宜盡力規勸，臣對語切摯；皇太後雲書房汝等主之，退後我主之，我亦常恐對不得祖宗也，語次揮淚。
西太後的“語次揮淚”和翁同龢的“對語切摯”，都說明了君臣之間的推誠相見，兩者共有的意願都在於把皇帝陶鑄得像個皇帝的樣子。而以歲月計，其時與光緒帝親政相距不過兩年。因此，以光緒十三年（1887）的言之懇懇比甲午乙未之際的“咱門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則七八年之間的前事不同於後事裏，西太後之深惡翁同龢本是由深信翁同龢逆變而來的。其間的顛倒顯見得太過劇烈，所以其間的顛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而與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對映的，正是產出於“本病”和“表病”層層牽結之中的深疑雄猜。而這種積深疑雄猜而為不移的定見和成見，積定見和成見而為固結的判斷一經形成，便已打破維持已久的廟堂秩序和人際綰連，使咫尺變作敵國。隨之，是撤毓慶宮之後十一個月，汪鳴鑾“革職永不敘用”；汪鳴鑾“革職永不敘用”之後四個月，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之後兩年，翁同龢“開缺回籍”。
在這個過程裏，為變法而卷入了深宮恩怨的清流人物群同時又深深地為深宮之恩怨所困。他們卷入母子之間，初旨本在於光緒帝的“銳意更張，為發奮自強之計”同他們圖變法的懷抱能夠相為感應。
所以，其中的多數人便因開新守舊之分而徑情直遂地在母子之間一邊倒。朝旨說汪鳴鑾“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說文廷式“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指的都是這種揚此抑彼。他們以新舊之爭解釋母子之爭，然而西太後始終在以母子之爭解釋新舊之爭。曾經經曆過母子之爭和新舊之爭的王照後來說：“太後先年原喜變法，此時因不得幹政，激而陰結頑固諸老，實不過為權利之計耳”，又說：“其實慈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若以甲午之前三十年西太後佑護洋務事業的曆史事實作比照，則“太後先年原喜變法”應當不是信口開河之辭。如果沒有出自朝廷的這種佑護，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還會更加崎嶇盤陀。但在西太後那裏，這樣的佑護又並不是一種洞悉世務而深思熟慮的東西，從而並不是一種固定不移的東西。因此甲午乙未之間和之後，她由“家務之爭”而作“權利之計”，便非常自然地會以母子之爭解釋開新守舊之爭，並因之而非常自然地會以權力之爭製約、支配和消解了變法之爭。作為回應和感應，則是為圖變法而在母子之間一邊倒的清流人物不得不跟著想和跟著走。他們以新舊之爭解釋母子之爭，本是一廂情願地想用變法圖強來籠罩和導引權力觕牴。但時當甲午乙未之際，因戰爭失敗而催生出來的變法之想猶在一片朦朧而細目不甚分明之際，而權力之觕牴則常在近觀熟視之中而明晰了然。兩者之間形成的是一種對比，而對於以變法為懷抱而又被目為帝黨的這一群士大夫來說，兩者之間形成的也是一種矛盾。與這種對比和矛盾相表裏的，一麵是被他們引入中國政治的變法自強因其朦朧而不容易進入中國政治的深處，一麵是權力之爭因其切近和逼近而很容易攪動人心的深處。身在兩麵牽動之間，遂使以變法自強造時勢的清流中人不能不同時又成了被時勢所造的一方。而後是他們中的願心宏大者和攝力勝人者一旦被繞進了權力紛爭的漩渦之中，朦朧的東西便常常會成為遠去的東西。曾是京師強學會要角的文廷式，是彼時最早自任“變法”的清流之一。但他在鬆筠庵聚眾“講學”，尤其引人注目的則是“所論頗涉官吏黜陟”，由此召來言路彈劾，罪名也全在“遇事生風”和“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然則他所著力從事的，以及言路摭拾羅舉的，其重心所在顯然都少見變法圖強一麵而多見權力爭鬥一麵。在那個時候以變法認同類的士大夫裏，文廷式是一個富有個人影響力的人，而以李經邁記述中所說的“大考翰詹，先諭閱卷大臣以文廷式須置第一”作推想，則文廷式又是光緒帝另眼相看的人。因此，在他“革職永不敘用”之後，京中之同類議論曰：
“京中真君黨隻渠一人，渠去則為所欲為矣”；外省之同類議論曰：
“芸閣昨又被斥，此事本早為慮及，不料若是之甚。惟吾黨中失此強力之人，至為可惜。”其扼腕而歎，憤懣之所集也是“君黨”意識過於新黨意識。若由這種憤懣連及此前和此後京中外省以通信發橫議，注目處大半在於皇帝與太後各自的勢力走向和彼此的勢力消長，則俱見文廷式一身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傾向，其實是變法初起之日這群人的一種普遍傾向。而身在普遍傾向之中，便是身在不由自主之中。
甲午乙未之際，由於母子不和，當國近三十年之後剛剛歸政的西太後和親政隻有五年的光緒帝之間，便在實際上形成了強弱不同的兩種君權；又由於共赴變法的清流一脈始終以君權為歸依，遂使圖存圖強的變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縛於兩種君權的起伏紛爭之中，並在起伏紛爭裏常常顧此失彼。前一麵和後一麵都內在於同一段曆史過程之中，因此，從甲午乙未到丙申、丁酉、戊戌，後來變法圖強在一路騰越裏走向高潮，這種內含於曆史過程之中的傾向也會在一路騰越裏走向高潮。而對於繼起的那段曆史來說，兩者之間的相互矛盾、相互牽連和相互影響同樣是在為其間的成敗造因果。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