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製以言變法，其與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問答》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法，深以為然。據是可見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被稱作“義寧喬梓”的陳寶箴和陳三立甲午乙未之後以開新而為人望所歸。但在他們心裏，則始終相信“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來路和去蹤都不能脫對比中西，以及對比中西而“曆驗世務”。他們的世界在可以實證的形而下，因此他們始終不肯相信《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以懸空獨斷作“穿鑿附會”的那一套“偏宕之辭”。雖說獨斷、“穿鑿”和“偏宕”也在說變法，但與“曆驗世務”相比，其結撰都遠在千年之前和九天之上，並因之而既太過先驗，又太過奇異。所以陳寅恪舉兩者之間的這種區別，說明“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由於“二源”同在變法之中，因此有心變法的清流人物能夠對力求上進的康有為施以推挽汲引。然而這個過程裏康門自成一群，“其徒和之，持之愈堅，失之愈遠”，又在使《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一變而為“康學”，再變而為“康教”，他們以一往無前見其踔厲風發，而此“源”和彼“源”之間的各不相同也因之而在日漸顯化裏演為積不相能。隨後是梁鼎芬、汪康年、沈曾植、張元濟、張謇、黃紹箕等等曾經與之同道的人都與“康學”和“康教”先後分路，而且愈行愈遠。因此後來向“帝閽”走去的康有為雖然越來越深地鍥入科道以鼓蕩言路，但在他一路登高之際，身後的群體其實已經越來越小。
而由“康學”和“康教”追索“今文公羊之學”，以比照翁同龢讀《新學偽經考》之日目為“說經家一野狐”，而自謂“驚詫不已”，則可以見這種“言變法者”的“不同之二源”裏，同時又內含著儒學本身的學派之歧和學派之爭。比之變法的動因和動力不自內生而起於外鑠，由此形成的立異立同引學術與時務相糾結，顯示的無疑已是一種更複雜的矛盾了。然則由強學會的分和合到“不同之二源”的分和合，其一路通貫所留下的人物和史事，都說明這一場以清流為主體的議變法和謀變法從一開始便是帶著重重裂罅而起，又帶著重重裂罅而行的。它們與一代人的理想相交纏，也與各個個體的才識情性相交纏。而當議變法和謀變法深度影響了當日的中國政治之後，起於甲午乙未之際的清流群體居承前接後之間，便既以他們的合群共趨為後來的曆史提供了已定的起點；也以內在於他們合群共趨之中的裂罅和矛盾為後來的曆史提供了成敗的因果。
三
然而就甲午乙未之際和之後的朝政和朝局而言，在重起的清流以變法影響中國政治的同一段時間裏，他們又直麵遭逢帝王之家事起於宮闈而伸入朝局，從而是帝王的家事也在深度影響著中國的政治。兩者在同一個時間裏存在於同一個空間之中，遂使身在群趨變法之中的士流不能不常常與深宮之恩怨相牽染，而由此蔓延攀連，又會使兩者都變得越來越盤錯紛雜。光緒二十年（1894）冬，日軍正在遼東攻城掠地節節西進，廟堂之內人心震動。與之同樣為人心造震動的，則是西太後因家事引發的勃然大怒。當日切近深宮的翁同龢在日記裏說：
甫邸（抵）都虞司，又傳有起，馳入，會於西河沿朝房。皇太後召見樞臣於儀鸞殿，先問旅順事，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幹預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等因（魯伯陽、玉銘、宜麟皆從中官乞請；河南撫裕寬欲營福州將軍未果。內監永祿、常泰、高姓皆發，又一名忘之，皆西邊人也）。臣再三請緩辦，聖意不謂然。
是日上未在坐，因請問上知之否。諭雲：皇帝意正爾。
其中的“聖”是西太後，“上”是皇帝，“西邊”則指“二妃”。而“甫邸都虞司，又傳有起”，以至不得不“馳入”以赴，則說明了事起突然而且急迫。這次召見“前後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後意猶未盡，兩天後又傳見，先“論兵事，斥李相貽誤”，其次責備“言者雜遝”，之後，遂曆曆說“二妃”事，“語極多”：
謂種種驕縱，肆無忌憚，因及珍位下內監高萬枝諸多不法，若再審問，恐興大獄，於政體有傷，應寫明發，飭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發即有傷政體，若果無可貸，宜交內務府撲殺之。
聖意以為大是。
“語極多”和“種種驕縱，肆無忌憚”，顯然宣泄的都是久積的憤怒，而後是“諸多不法”的太監被“撲殺”。時人說“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統，孝欽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為後，後長德宗二歲，貌不甚揚。長善二女同時入宮為貴妃。長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寵愛之，與皇後不甚親睦”。然則“偏厚母家”的西太後之不喜歡“二妃”和尤其不喜歡珍妃，本是因果相尋而其來有自，而婦姑牽連母子和婦姑牽連夫婦，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懌”。但甲午年西太後既傳見樞臣處分“二妃”，則這種本在宮廷之內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並因之而進入國事和影響國事。在翁同龢的記述裏，這場風波起於“瑾、珍二妃”的“祈請幹預”，而其間的情節和細節，則是當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剛德言之更見詳悉：
凡放缺放差，必由軍機進單，禦筆圈出。若單內無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魯伯陽，軍機大臣曰：魯伯陽單內無名，不知何許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軍機上去，言複如前，上曰：魯伯陽係江蘇候補道，李鴻章曾經保過。軍機曰：既係江蘇候補道，須電詢兩江總督劉坤一再定。嗣劉複電到，謂卻（確）有其人。是日遂特簡焉。軍機出來，不免有一番議論，語便外揚，於是物議紛紜。有謂其用廿萬金運動者，有謂其目不識丁者，而禦史之參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驗。
隨後是過不了這一關的魯伯陽剛剛到手的上海道“開缺矣”。而魯伯陽之外，“同時又放四川鹽茶道玉銘，後亦因資格不稱，被參開缺”。何剛德彼時以職分所在曾參預“考驗”，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閱曆，像這樣皇帝越過軍機處“進單”而指名放道員的事，以及軍機處猶未能識其來路而皇帝已經先知出處的事，都屬異乎尋常的七顛八倒。而廟堂之上弄得七顛八倒，又出自“是時德宗親政，珍妃得寵，聞有暗通聲氣事”。若比照翁同龢日記裏附列的姓名，則西太後所指“祈請幹預”正是何剛德稱作“暗通聲氣”的事。魯伯陽曾在淮軍糧台裏討過生活，因其人品太壞而為李鴻章熟識而又不齒。所以親知淮軍人物史事和晚清人物史事的李經邁後來言之鑿鑿地說：“光緒乙醜，德宗景皇帝大婚禮成，親裁大政，珍、瑾二妃，漸蒙寵幸，時有幹求，一時熱中倖進之徒，多以太監文姓為弋取富貴捷徑，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則癸已、甲午之間，魯伯陽之簡江蘇蘇鬆太道、玉銘之簡四川鹽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諭閱卷大臣以文廷式須置第一”。他也由魯伯陽說到玉銘，而又比何剛德又更廣一層地牽連而及文廷式。其間所舉“太監文姓”一節，也為見之於翁同龢日記的西太後怒斥“內監”的話頭提供了一種印證。然則西太後雖然因其一己之私意不喜歡珍妃、瑾妃，而以事實論前因後果，則甲午年這場風波的起端顯然是珍妃太過恃寵恣肆，並連帶著使光緒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壞了朝廷治天下的規矩。在珍妃之前，西太後也賣過內務府管轄下之，而專屬旗人缺分的稅關監督和織造，也收過錢物，從而也壞過規矩，但以魯伯陽、玉銘一類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顛八倒的事相比，則珍妃之伸手攫取無疑更加不講章法。因此就事論事，珍妃雖在這場風波裏成為受譴的一方，卻並不全是冤屈的一方。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國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這一類事常常發生，雖然因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間的夫婦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會與國事羼雜交錯，並且廣被推想和別為演繹。而歲在甲午的中國，則尤其會與廟堂上的和戰之爭深相繞結。當年十二月，禦史安維峻奏疏論戰事，摭拾多端猛烈彈劾李鴻章，繼之筆鋒轉向深宮：
又謂議和出自皇太後，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後既歸政皇上，若仍遇事牽製，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幹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製，李蓮英豈複可容？
他據“市井之談”相質疑而自謂“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實都是深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則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責其“肆口妄言”以開“離間之端”，之後“革職發往軍台”。安維峻的奏折當日為朝野注目，是因為他用主戰與主和把皇帝與太後分開來，從而是用褒貶把皇帝與太後分開來。由此引申，又深疑“歸政”的太後並沒有把當國的權力還給皇帝。雖說這些大半出自猜測的推斷太過簡單明快，並因之而太過一分為二，未必全合深宮裏的舛錯，但在那個時候，他所表達的推想和判斷卻能引發許多士林中人的共鳴。是以“維峻以言獲罪，直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訪問者萃於門，餞送者塞於道，或贈以言，或資以贐，車馬飲食，眾皆為供應”。安維峻在奏議中說帝王的母子之間，同一個月裏，奉旨赴山海關主持防剿事宜的劉坤一行前覲見，他與西太後的對話同樣也在說帝王的母子之間：
出京請訓，仍召見養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論及安禦史前奏，太後以其辭涉離間，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勝怨感，數數以褻拭淚。坤一奏曰：“言官措辭過激，意在納忠，或者借沽直諫之名，斷不敢稍涉離間。臣所慮者，不在外臣而在內廷，寺宦多不讀書，鮮知大意，以天家母子異居，難免不以小忠小信，往來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漸。”語未畢，太後諭曰：“我不似漢太後，聽信十常侍輩，爾可放心。但言官說我主和，抑製皇上不敢主戰，史臣書之，何以對天下後世？”對曰：“和戰國之大事，太後、皇上均無成心，天下後世無不共諒。但願太後始終慈愛，皇上始終孝敬，則浮言自息。”因曆述宋英宗、明神宗兩朝事。太後諭曰：“聽爾所言，我亦釋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聞軍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我甚愛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親手料理，今雖各居一宮，猶複時時留意，爾可放心。爾如此公忠，誠宗社之福。”
當安維峻用宮廷之中的母子關係來推度中日戰爭走勢的時候，與之俱生的，同時又會是用中日戰爭的走勢來詮釋宮廷之中的母子關係。劉坤一所見西太後的“怒甚”正起於此。自甲午年夏季開始，西太後從中日戰爭的軍情亟迫裏一路走來，其憂惶交集與光緒帝相去不會太遠。
若以翁同龢所眼見的“臣等奏遼沈緊急情形”而西太後落淚，以及皇帝因“戰和皆無可恃”而放聲痛哭的事實為比照，則西太後對劉坤一所說的“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顯然不能算是憑空虛造的假話和言不由衷的空話。而且這段時間裏曾有“懿旨發宮中撙節銀三百萬佐軍餉”，之後又有“太後許發內帑二百萬”助餉。這些出自“撙節”和“內帑”的銀子都在國庫之外而歸宮廷所有，前者是省下來的，後者是維持開銷的。“懿旨”移此以“佐軍餉”，當然都是用來打仗的，而對於下懿旨的西太後來說，進出之間實在無異於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維峻用主戰主和對帝王母子作一分為二的剖割，應當是光緒帝所說的“戰和皆無可恃”更近實地寫照了甲午年間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徨。然而“以言獲罪”的安維峻能夠“直聲震中外”，又非常明顯地說明，與西太後召見樞臣，把家事移入國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則是執意地在把國事之成敗歸結於帝王的家事。他們大半都在遠看宮廷，同時大半又都始終深信不疑。之後，是帝王的母子不和雖起於家事，卻在甲午乙未之際和以後被深宮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國政治中牽彙萬端的重心和關軸。而此日紛紛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轉向變法的清流人物，則因其從一開始便以君權為寄托，遂從一開始便自覺地卷入了這個深不見底的過程之中。
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諭由“朕敬奉皇太後宮闈侍養，夙夜無違”起講，備述“慈訓殷拳，大而軍國機宜，小而起居服禦，凡所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然後嚴辭切責說：
乃有不學無術之徒，妄事揣摩，輒於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即如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當時本欲即行治罪，因值軍務方棘，深恐有損聖懷，是以隱忍未發。今特明白曉諭，使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鳴鑾，戶部右侍郎長麟，均著革職永不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