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甲午年夏季日軍在海路猝然動手擊沉高陞號輪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議定《馬關條約》，短短九個月工夫，中國與日本已由暴力作尺度分出了勝負高低。而後是割地賠款與朝野震愕相對映，化為中國人“大野招魂哭國殤”的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時人曾用“庚申之變”寫照英法聯軍帶來的沉重衝擊，與之相比較，則此日以“國殤”為詞說中日戰爭，對應的無疑是一種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衝擊。
因此，當台灣守軍與義民前仆後繼，節節苦戰於沒有退路的絕境之日，廟堂之內的言路和廟堂之外的士議已在韓事催發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趨激越，化為桴鼓相應的萬竅怒號和滔滔大波。其間樞府、總署忿爭論事；翰詹科道交章論事；總督巡撫電奏論事；部曹京官呈文論事；各省舉人上書論事，往往“激切惶懼”而“涕泗橫集”，而所爭都在“罷和議”與拒和約。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變”直接震動了北京的朝廷和東南的疆吏，以此對照三十五年以後廟堂之內和廟堂之外的桴鼓相應，顯見得中日戰爭的結果已在極短的時間裏不僅攪動了上層士大夫，而且攪動了下層士人。出現於這個過程中的台諫、翰林五十七人“合詞籲請特起重臣以維國脈”；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聯銜密陳”乾綱獨斷“速定戎機”；“譯署章京五十六（人）連銜說帖”爭和議；以及“湖南舉人一百二十人合詞請改和約”，江西舉人一百二十人“合詞呈訴”和約“誤國病民”，江南省舉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約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車上書籲請“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都在各申主張而前後相繼，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於國難之中，非常明白地顯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士人由個體而聚群，又集群以議國事的聲勢。在剛剛戰敗的中國，這種朝野喧騰所到之處，都在使這場失敗了的戰爭及其始末因果成為一世之橫議層層追究的東西。
當“日朝變起”之初，“國人以為北洋海軍信可恃，爭起言戰，廷議遂銳意用兵”。以此比照後來的屢戰屢潰和屢戰屢潰之後的備受刲割，顯然是“國人”大半都沒有想到過這場戰爭會如此倉猝地輸得一敗塗地。作為一種對比，甲午後三年日本兵頭神尾光臣至漢口遊說，其間與中國人追論“朝鮮一役”，曾直言“不意貴國竟不能一戰”，以至“挫衄不可收拾”。他用“不意”二字為辭，則說的是日本一方也沒有想到過被當作對手的中國人會如此倉猝地輸得一敗塗地。因此以日本人的“不意”反襯中國人的不意，則曾經被“國人”和“廷議”當作的“信可恃”的東西一定會變為“國人”和“廷議”最先討問的起點。之後是一身承當了戰爭與議和兩種責任的李鴻章遂為千夫所指，理所當然地成了眾怒之所歸和眾惡之所歸。當日的彈章紛紛然列舉其“惡戰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潛勾倭主”而“敢於犯天下之不韙”，共以“普天率土鹹切齒於李鴻章之賣國”為一世之定評。更激烈一點的，還主張“梟李鴻章之首傳示各省”。與這種一腔恚怒化作肆口痛詈的意氣之詞相比，其時翰林院修撰張謇的一折由倒敘光緒八年以來中、日、韓之間的一路糾葛入手，翻出種種舊事舊怨，然後牽引人物情節深作推論，並因深作推論而下筆尤見峻刻：
李鴻章既自負善和，必且幸中國之敗，以實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國之敗，而仍須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挾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鴻章者，亦必以李鴻章為老成謀國，展轉相師；而李鴻章之非特敗戰，並且敗和，無一人焉以發其覆。
用“幸中國之敗”和“冀中國之敗”刻劃李鴻章，不能算是平情之論和平實之論，但時當“普天率土鹹切齒於李鴻章”之際，卻曾以其深文周納的理路寫照舉世滔滔的心路，典型地表達了士議對於“善和”與“主和”的憤切。在相近的時間裏，還有陳三立致電張之洞，“欲明公聯合各督撫數人，力請先誅合肥，再圖補救”。他也想殺李鴻章，然而多年之後他為尊人陳寶箴作行狀而及此一段史事，追述其父子之憤李鴻章，則此中因果又別成一派理路：
人或為李公解，府君曰：“勳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闕瀝血自陳，爭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戚，所自處寧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蓋未暇為李公罪矣。”
這段話痛責李鴻章，但大約言之，“世所蔽罪”，是以“惡戰主和”與“自負善和”為李鴻章之罪；而陳寶箴父子意中，卻是李鴻章的罪無可恕並“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這種同起責難而又互相歧義共存於那個時候的士林橫議之中，說明了戰敗觸發的人心憤痛雖一時指目，都以李鴻章為集矢之的，而其間的各怒其怒，則又會非常不同。他們提出了種種問題，而其彼此扞格，又使李鴻章回答不了這些問題。當李鴻章議和歸來到京師請安之日，光緒帝“先慰問受傷愈否”，之後心中的惱怒久鬱一泄而言之激忿，“詰責以身為重，凡二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詞甚駿厲。鴻章亦引咎唯唯”。帝王以這種“詞甚駿厲”的“詰責”麵對麵地追討賠款、割地的責任，說明了深宮之怒同樣指向李鴻章。但若以李鴻章在日本議和之日張之洞“使張佩綸電責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用補救之道。合肥複電曰，吾事事奉旨而行，與崇厚迥不相同”為回應的一段情節相對比，則李鴻章雖“引咎唯唯”殿陛之前，對於光緒帝的“詰責”其實同樣回答不了。而“唯唯”猶未終了，同一天又有“翰林院代遞六十八人連銜折劾李鴻章”。
這個過程貫穿於甲午、乙未之間，使李鴻章在朝野共詬裏尤愆叢集，成了這場民族戰爭失敗的因果之所在和否結之所在。而處尤愆叢集之中的李鴻章其時致書陶模別論因果，則言多屈鬱：
詳察當路諸公，仍是從前拱讓委蛇之習，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複振也。兄撫膺衰疾，蒿目艱榆，獨居深念，仰屋竊歎，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談，然縷指陳，亦何以易群賢之所雲耶。
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船購械懸為厲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複收。戰絀而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機萬緊，更非尋常交際可比。兵事甫解，謗書又騰，知我罪我，付之千載，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作為一個剛剛從戰爭與議和裏踉蹌走來的人，他由甲午戰爭之前朝局和政事的病象著眼，來追溯甲午戰爭的始末，未必沒有種種可見的真實性；比之歸勝敗於一人之心術德性，又未必沒有切近事理的深刻性。
然而在他所追述的“十年以來”裏，其自身又始終是久在朝局與政事之中的經營提調者和重心所歸者，從而其自身又與各色病象長在內相依連而外相纏繞之中。舊史為他立傳，說是：“國家舊製，相權在樞府，鴻章與國藩為相，皆總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係望，聲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為重。其所經畫，皆防海交鄰大計”。然則與之相對等並且相對應，便不能不是“萬馬渡遼河，千營潰一驚”之日對他的窮究深詰：
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曆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製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
被李鴻章稱為“謗書”的彈章和士議裏有種種推度之論、臆想之論、片麵之論和獨斷之論，因此其敘事和評說時或不能全合真相。然而在情節的真實和細節的真實背後，這種以其“二十年之久”的力臂遠伸追問他在甲午乙未之間的“一旦有事”而“曾無一端”，則著眼於更富廣度和深度的曆史事實，為各自立論的彈章和士議提供了一種共認和共有的理據。它們比情節和細節更能說服人心和代表人心，因此，經曆了九個月戰爭與議和的李鴻章就此連同一潰再潰的淮軍一起跌落，被朝廷剝掉了“籌三省之海防”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也被朝廷剝掉了三十年來“中外係望”的居重之勢。他後來奉旨“入閣辦事”而不能管部，與舊時進京“東朝獨對，北門集議，南苑閱兵，西郊警路”，而“冠蓋酬酢，歲歲如恒”的“萬端紛擁”相比，已近乎閑差。對於曾經“拚命做官”的李鴻章來說，這是一種“無從展布”。其間的落寞使他在“曆聘歐美”的途中已有過“複命之日，即抗疏乞休”之想。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促成了李鴻章的仕路顛蹶，而在其一身之盛衰的背後和內裏，則是由他所代表的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曆史過程困頓支絀，在戰爭的震蕩下走到了止境。
在那個時候的朝野之論裏，與李鴻章同被士議痛詈的，還有深度卷入了戰爭和議和的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一道彈章說“外間之言，謂割地賠費各款，朝廷雖躊躇斟酌，而孫毓汶、李鴻章已畫有一定不移之局，勿論如何虧損，期於無不曲從”，而“置皇上之天下於不顧”。另一道彈章說“徐用儀比附”孫毓汶，以與李鴻章相“表裏”，尤屬“無恥之甚”。由此形成的眾聲喧嘩起於廟堂內外，遂致十一天之間孫毓汶致休，徐用儀奉旨退出軍機處、總署。當時人總括而言之，稱作“合肥罷權，孫、徐罷政”。之後的朝局，是半年以前剛剛重回軍機處的恭親王奕訢雖為中外所寄望，其實已“善病”而無複往昔之勁氣，議政之際便常以“無所可否”和“語遊移”為和光同塵；禮親王世鐸性慣附從；剛毅、錢應溥俱屬新進，對比之下，則同在政府的翁同龢、李鴻藻為士議所共推而一時“人望所歸”。其中翁同龢與光緒帝更近，又比衰病的李鴻藻更多影響君權的腕力。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進京麵見李鴻章作深談，在他記錄的對話“要點”裏，第一節便是“帝聽信師傅翁同龢之話”。而李鴻章的“美籍秘書”白梯克（Pethick）以一個外國人的觀察與李提摩太論中國政事，則直言“軍機大臣翁同龢乃中國之實際皇帝”。這些話雖然出自外國人的轉述，而以翁同龢日記中所錄“每遞一折，上必問臣可否，蓋眷倚極重，恨臣才略太短，無以仰讚”作對照，顯然並非遊詞無根。他所說的“眷倚”，自世人目之便是左右君權。因此，稍後張之洞與屬員私議“都中事”，著眼處也在“常熟可謂有權，然其老謀深算，吾未能測也”。他所說的“有權”，應當是指孫毓汶和徐用儀相繼出局之後樞府中的重心轉移。甲申年（1884）盛昱因“法越構釁”而劾“樞臣怠職”，致“太後怒罷恭親王奕訢等”，之後是政朝一時翻動，孫毓汶由此而入軍機處，之後又在其中長久“主政”且權勢灼人，因此甲午乙未之間的這種此消彼長便非常明顯地成了十年以來的朝局大變。而本屬儒臣的翁同龢遂為時勢推挽，走到了權力的高處。李鴻章和張之洞的評論說明：由於他們同朝局的關係更密切，因此他們更關注朝局，並先知甲午乙未之際政府重心之變遷。
與正在權勢減殺之中的李鴻章相比，對翁同龢作皮裏陽秋之論的張之洞其實甲午乙未之後也在向高處走去。自同治末年曾國藩辭世，久作直隸總督的李鴻章二十年來一直是疆臣領袖。在國家權力下移的年代裏，這是一種由事功、物望和聲光累積起來的影響力和支配力。
而此日李鴻章既已不再回任，則張之洞居長江中遊而為士林注目歸心，遂岸岸然有繼之而起之勢。乙未年譚嗣同敘述士人群聚都下，已概言之曰“主之者內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會者千計”。俱見其既有影響力，又有支配力。後來沈曾植致書汪康年論時局，說是“熟思世事，自非壺帥入都，殆於更無他法”。同時又有張元濟致書沈曾植，稱“南皮為今之偉人”；徐世昌致書楊銳，力言“自中日戰後，合肥坐困，日本伊藤來京師，頗瞰中國無人。此時欲求抵禦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這些議論所期望的“壺帥入都”和“南皮入政府”雖在當時並沒有成為事實，而以其間的各自期許而共相推崇作度量，則顯見得甲午之後的張之洞已一時聲望四播，遠出儕輩，與李鴻章曾經有過的“聲出政府上”相去並不太遠了。
翁同龢和張之洞都出自清流，並因之而親近清流，佑護清流和引重清流。因此，與甲申年的政潮起伏最終以政府摧折清流為了局相反，此日翁同龢在朝局裏執政，張之洞京城外蔚為疆吏中的大佬，與之俱來並與之因依的，一定會是清流一脈在零落十年之後的磅礴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