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移勢遷之後，已今時不同往昔。相比於甲申以前的清流多以個體立言為各標風采，則這個時候清流之重起於甲午乙未，自一開始便以合眾群鳴為特色和本色。與之對應，遂屢見其時議戰議和慷慨憤厲，而產出的彈章和奏疏又大半以聯銜為常態，往往一紙風雷，動輒可聚十數人、數十人。這種聯銜會奏之一見再見和三見四見，說明了戰爭與議和牽動士人社會的人心，所以戰爭與議和便成了動員士人社會的題目，而後是朝士各依人脈分別集群，又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裏相互合群。就其本義言之，集群和合群其實都是個體士人在時勢震蕩裏的走向彼此認同和相互結夥。比之甲申之前的清流行狀，這種局麵已是別樣境界，但也正因為有了這種走向和局麵，然後才可能有甲午之後清議的連綿不絕，以及清議連綿不絕中“京邸大僚之議論、翰林禦史之條陳、外省督撫學政之文告奏章”的跟著走。因此，自士林中人看去，當日的言論之所起和言論之所聚已成“京中清流之局”。這個過程起於翰林、科道、部曹裏品秩不高的京官，同時又一路引動和吸聚了京城之外的清流中人。而其中之能夠號召當時而富有活力，並被一時目為“名流”者，則大半都各有淵源且各有歸屬。張謇後來說，時當風起雲湧之日，他自己和汪鳴鑾、文廷式、誌銳曾一同被目為“翁門六子”。以名責實，正所以見歸屬之親疏容易演為宗派和門戶。在“六子”之外，當日共指為名隸翁同龢門下的，至少還有“博雅”而“有遠識”的沈曾植和他的兄弟沈曾桐，以及常常作彈章的丁立鈞，等等。
而同屬“名流”的黃紹箕、梁鼎芬、汪康年、陳衍、鄭孝胥，以及鄒代鈞、吳樵、錢恂之疇，則以長江中遊和下遊為往來空間，大半都依湖廣總督張之洞為歸屬。而後是都中與京外雖各奉宗主，但兩者同起於時勢危迫之日，並因之而彼此皆能以同懷視之。是以當時都中與京外信函來去，常常見“芸閣”（文廷式）、“叔衡”（丁立鈞）、“子培”（沈曾植）、“叔嶠”（楊銳）、“節庵”（梁鼎芬）之間的聲息相通和互相牽結。由此形成的人際勾連，因其身後的各有淵源已能上連廟堂和君側，而在他們的四周，借助於過從交往的物以類聚和人以群分，又會彙集起更多士大夫中的一時勝流。於是一方麵，由於他們各有淵源從而各有歸屬，所以，政局中的有力者翁同龢與張之洞會影響和導引他們，並因之而影響和導引那個時候的士林，他們也會影響和導引翁同龢與張之洞，並因之而影響和導引那個時候的政局；另一方麵，由於他們能夠上連廟堂和君側，所以，他們在群謀國是的過程裏築成的人際勾連遂成了一種現成的路徑，使士人中原本不在淵源之內和歸屬之內的急急乎進取者得以引為通途，借助於這種人際勾連而快步走近權力的高處。
其間的典型便是自光緒十四年（1888）起上書皇帝、上書徐桐、上書曾紀澤，並曾謁翁同龢，“意欲一見”的康有為，一路叩門，一路碰壁。
出都之日，遂憤憤然以“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得”寫照一腔積鬱。至七年之後的乙未九月，“康有為往金陵謁南皮製府”，據當日在場的黃遵憲說，為之“力為周旋”的便是歸屬於張之洞門下的梁鼎芬。蓋梁鼎芬“與康至交，所贈詩有南陽臥龍之語”。然則“力為周旋”，說的正是有心要把康有為引到張之洞的身邊和眼前。而此前一年言路劾康有為“惑世誣民，非聖無法”，京中清流已群起施援手，“沈子培、盛伯熙、黃仲弢、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張季直走請於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這些人大半出自翁同龢門下，其群起援手，說明了康有為已經被他們認作一路同道的人，而“張季直走請於常熟”，則又說明了這種人際勾連能夠把康有為送到翁同龢的身邊和眼前。有此汲引托舉，而後是曾經一路叩門，一路碰壁的康有為才得以拾級而上，層層登高，終至叫開“帝閽”而一展懷抱，“扶搖九天”。在這種曆史曲折和曆史情節裏，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淵源之外的康有為。而當梁鼎芬、沈曾植、盛昱、黃紹箕、文廷式、張謇先後與誌在“盡滌舊習”以圖“氣象維新”的康有為互相趨近，並且一時同路之日，則曾經久被目為士人典範的清流群類顯然已不再全是舊日模樣和全守舊日範圍了。就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而言，比之一人一身的叫開“帝閽”，這種典型的變化和群體的變化無疑更內在，並因之而更深刻。
甲午、乙未之間，清流因議戰議和而重聚重起，又因其領袖清議而主導了一時之評判、褒貶、追究、討問，從而主導了天下之人心向背。
其間憤怒化為激越，而指向所在，則與甲申之前的清流前後相接，共以尊王攘夷為一脈傳承。然而評判、褒貶、追究、討問雖以身當戰爭與議和之責者為特定的對象，但這個過程的牽連所及和層層切入，又一定會撕剝出中國社會的舊弊和時病。因此議和剛剛了結，翰林院裏的奏折已在引“倭人變法未久，諗我不備，一朝入犯，自去歲至今三月，防剿諸軍幾於無戰不敗”為事實和反照，切論中國之“積為所弱”。稍後文廷式說“海內言治者，皆知中國積弊極深”；黃紹箕說“今海宇多故，時事孔艱，視康熙之治，固已遠矣”；李嶽瑞說“二百年來，官守成法，士耽俗學，習熟見聞，以為當然，塞聰蔽明，冥冥長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為不仁之疾”，所指都是這種由“積”而“弱”。辛醜年李鴻章曾追論甲午中日戰爭，說是“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嚐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裱糊，然究竟決不定裏麵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則以此比彼，顯見得奏議裏所說的“積為所弱”和李鴻章所說的“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指的都是舊弊和時病纏結之下的千瘡百孔。兩者之間的這種一致，說明了一場一敗塗地的戰爭同時又以其一敗塗地打穿後壁，使群聚於朝野之間痛詈李鴻章的清流中人也看到了李鴻章比他們更先看到的東西。比之以戰爭與議和的局中人為對手而窮究忠奸，這種由縱看“二百年來”為當日的中國診病象，並持此為因果追索這場戰爭的勝敗，其理路無疑已更深了一層。而時當戰敗之後，因戰敗的反照而為一世注目的種種舊弊時病，同時又因戰敗帶來的結局而被拖入更深更苦的勒逼之中，並因此而正麵對著前所未有的百端交困。張之洞說：“此次日本之和，與西洋各國迥異。台灣資敵矣，威海駐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門庭，狡謀一動，朝發夕至，有意之挑釁，無理之決裂，無從豫防，無從豫料。”是以“以前例後，則此次議和，猶未和也”。三十五年以前，英法聯軍之役以後辦理撫局的奕訢當日曾在奏報裏說：“自換約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執條約為據，是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並因此而初知西人之東來“似與前代之事稍異”。曾經以“前代”比附西人的中國人知道了西人與“前代”之不同，反映了其時由曆史經驗到時代意識的轉變。所以此後三十多年的中西交衝裏，中國人全力防堵的大半都在通商傳教。但以此前三十多年比甲午乙未，則貫穿於中日一戰之始末的，是日本既以割地為目的，又以割地為結果。比之通商傳教，其要旨更在剖分中國。而後是三十多年前對於西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判斷，這個時候全都被日本人打破了。是以張之洞所說的“此次日本之和，與西洋各國迥異”正是以一種改變了的時代意識對應正在改變的時代。其間的“無從豫防”和“無從豫料”，又說明三十多年傾力經營“海防”和“塞防”之後，此日已近乎防無可防。而與之俱來的憂悸，尤在於外患之逼入都會化作對於中國社會更見淩厲的直接衝擊和深度攪動：
賠款二萬萬，目前必係借洋款以應之，折扣之外，加以東西洋兩層息銀，至鎊價虧累，尚難預計。即分數十年歸還，每年本息亦須二千萬兩，勢必盡以海關洋稅作抵，而又提厘金、丁賦以足之。
且洋人製造之土貨概免厘金，此後國用更何從出？雖以白圭、墨翟之省嗇，亦斷不能省出此數；雖以桑、孔、王、楊之搜括，亦斷不能括此巨款。百方掊克，以資仇敵，民窮且怨，土匪奸民借口倡亂，而國家以餉絀兵弱，威力又不足以懾之，是賠款之害，必由民貧而生內亂。
這是一種迫在眉睫的深重禍患，而遠望來日，則禍患猶不止此，因此憂惶也猶不止此：
向來洋商不準於內地開設機器製造土貨，設立行棧，此小民一線生機，曆年總署及疆臣所力爭弗予者。今通商新約，一旦盡撤藩籬，喧賓奪主，西洋各國援例均沾，外洋之工作巧於華人，外洋之商本厚於華人，生計盡奪，民何以生？小民積憤，斷不能保相安無事。今日毀機器，明日焚棧房，一有他變，立起兵端，是通商之害，必由民怒而起外釁。
在經曆數十年教案連綿不絕帶來磨難連綿不絕之後，磨難便是心中的經驗。因此，由這種通商化為製造，而致小民生計困厄作推度，則想得最多和想得最深的，便不能不是民間社會的不得安寧和中外之間的危機四伏，與之相連的俱是了無窮期的多災多難。比之已經過去的三十多年，這些由日本人造成的變化雖然後起，對於中國人的生存世界而言卻是一種更直入從而更具摧折性的蹙踏。而曾經學西方的日本之後來居上，又以其封豕長蛇之行在為西方作示範，使“西洋各大國，從此盡窺中國虛實，更加肆意要挾”，而後是“事事曲從則無以立國，稍一枝梧則立見決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國之和亦不可恃矣”。對於中國人來說，由此形成的已是周遭四圍重重而內外皆在窮境之中。這些文字雖然出於張之洞之手，卻富有深度地代表了當日士人社會對中國經此一擊，急遽沉降的整體認知。於是而有士人群體直麵“中國神明之冑，幾不得齒於為人類”的張皇和身逢“焚如之災，迫在旦夕”的亟促，自庚申之變以來，中國人用“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五千年來一大變局”為極盡形容之辭，以描述中西交衝所引入的前所未有。
而此日孫詒讓由“事勢之危”與“世變之酷”相對舉說前所未有；張之洞用“非常之變局”為刻畫之詞說前所未有，則都比前此三十餘年的極盡形容更過了一大截。在他們那裏，前所未有的“危”、“酷”和“非常”，其實已不僅是變局，而且是“危局”。之後，是“積弊極深”與“世變之酷”相逢於那一代為時勢召聚起來的士人麵前，使他們不得不在“世變”裏先後走向力除“積弊”，並因之而不得不“變通成法”。汪詒年後來為汪康年作傳，其中“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節說：“吾國自甲午一戰敗於日本後，洞明時事之流，已僉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非將教育政治一切經國家治人民之大經大法改弦易轍，不足以言變法。”
作為那代人中的一員，他以“洞明時事”總括那代人認知的重心和要點，非常清楚地描畫了“積弊”與“世變”交集之下，以“變法”求“圖存”的思想邏輯和曆史理由，邏輯和理由所表達的都是不得不然。
在甲午乙未之際的中國，這種思想邏輯和曆史理由，以及邏輯和理由中內含的不得不然，都是能夠驚人之心，動人之心和犁然有當於心的東西。因此，在張之洞倡“變通成法”而“日以改革為急務”之日，剛剛奉旨巡撫湖南的陳寶箴同樣心憂“國勢不振極矣，非掃弊政興起人材，與天下更始，無以圖存”，並有心就湖南“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根基”。同一個時間裏，新疆巡撫陶模作奏議，也在以“天下事所當變通者”為主題而羅舉多端，籲請“實力施行，以振人心而扶危局”。這些出自疆吏的籌想各自謀劃時務，而其間之共有的和彼此相呼應的都是變法、“圖存”和“危局”。同他們相比，被“眷依”的翁同龢身在朝局之中而常苦心長力絀，“自念以菲才當樞要，疆事如此，上無以對大造之恩，下無以慰薄海之望”，又“於講帷則無補救，於同列則致猜疑，疾病纏綿，求死不得”，四顧局蹐，遂時有“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的無窮蒼涼。“以菲才當樞要”，說明他自知才識情性不宜於多難之世執政柄而為天下司命，而既已當樞要，則又不得不在多難之世裏執政政柄而為天下司命。若以此為本色與張之洞那樣疆吏中久經世務的揮灑自如者相比，翁同龢顯然不是一個長於展布而構想恢弘的人。然而甲午、乙未之際，他一路蹶竭，“窮力看《普法戰紀》四本”，至“憊極矣”；又因湯壽潛“論時事極有識”而“招之來長談”；之後“以陳熾《庸書》、湯震《危言》進呈禦覽”，等等。功夫都在舊日的見所見和聞所聞之外。《庸書》以“外患之與內憂，恒相因而相積”之理說“改弦而更張之”；《危言》以五十篇論天下之弊種種，而一以“窮變通久”為症結之所在和出路之所在。雖說兩者都成書於甲午戰爭前夕，但翁同龢關注、理解和接受它們以變法為主旨的論說則是在甲午戰爭以後。助成了這種關注、理解和接受的，顯然是他從戰爭的結局裏看到的過去沒有進入思想和視野的東西。而由“進呈禦覽”，又可見翁同龢手裏的變法觀念無須過渡便已能轉化為直接影響皇帝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