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西方人卷入了中國人的利害和事務，同時是一種外來人卷入了中國人的利害和事務。比之清代早期曆史中欽天監裏的湯若望和行走於內廷作供奉的郎世寧之疇，這個時候聘來的西人則全不相侔而另成一類。他們在被雇用的同時，又會自覺地用自己的眼界、意見、推理和判斷一節一節地影響雇用者，並由此造成一種累積的變化。
作為其中之典型，像赫德那樣一身掌管中國的海關稅務四十多年的人物，便在四十多年裏常常要與樞府中的大佬和疆吏裏的強人相往還，並以種種事關軍國的題目作進講，而引出廟堂議論的群鳴和回響。
在後來的曆史敘述裏，他曾因此而被稱作中國政府“幾乎不可或缺的顧問”。就一個非我族類的英國人而言，赫德之能夠長久地影響當權的中國人，是因為他用獨裁的辦法管海關稅務，具體地因之而醒目地演示了洋稅的年收入總額在他手裏由8，556，476庫平兩增加到34，968，046庫平兩的過程。這些數目字與赫德連在一起，而與這些數目字連在一起的，則是數十年裏持久地用洋稅來支撐的“邊防經費”、“籌備餉需”、“海防經費”、“造船經費”、“軍備製造經費”、“各省協餉”、“淮軍協餉”，以及“還神機營怡和借款”、“還鄭工借款”、“解撥皇室經費”、“解撥內務府經費”、“解撥陵工經費”、“解撥江南織造經費”等等“國用”。在一個財政窘迫的時代裏，洋稅為朝廷維持了從國防、兵工到內廷與河工的龐大開支，從而為朝廷維持了一種可以延續的國家治理。所以，洋稅的可靠便非常自然地會在總署的意中轉化為赫德的可靠。而後是海關的總稅務司與當權的中國人越走越近。用文字作實錄，在赫德的日記裏便多見“今日去總理衙門”；“整個下午均在總理衙門”；“去總理衙門，見到親王也在該處”；“昨日在總理衙門進早餐”；“一點鍾時被召去總理衙門”，還有“文祥今日午間叫我去”；“應文祥召往，中午董詢來訪”；“寶鋆和徐繼畬日前來訪”等等，記述的都是與總署裏管理各國事務的大臣所作互相對話和一起共事的情節。在這種越走越近的往來裏，本以海關稅務為職業範圍的赫德便常常要越界，用自己的見識與主張為中國人辦洋務，並因之而廣泛地牽動和影響同光兩朝的財政、外債、海防、外交、海軍、郵政、教育、鐵路、幣製，以及器械的采購和洋員的引入。當時人謂之“陰持朝議，顯綰邦交”，“陰”和“顯”說的都是一種由越界而獲得的牽動力和影響力。但作為一個出自基督教世界的外來人，為中國人辦洋務而致一身廣涉多端而牽動八方的過程，同時又一定會是一個纏繞於種種矛盾之中的過程。
光緒二年（1876）初，翁同龢在日記裏評說十個外國人，而以“威妥瑪最況鷙，赫德最狡桀，餘皆庸材也”為總結之辭。雖然其時赫德做的是中國官，但以族類分彼己，在翁同龢心裏仍然是和英國公使歸為一體的。與恭親王和文祥之借重赫德比，翁同龢表達的是一種猜度和疑慮。同一年郭嵩燾奉旨出使，在臨行之前的覲見中與西太後作問答，也有一段話專門說到這個題目：“赫德是極有心計的人，在中國辦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卻是英吉利人民，豈能不關顧本國？”其間與翁同龢的不謀而合都是把赫德等同於英國，並以此猜度和疑慮他在中英之間的損此益彼和心不可測。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這是一種容易引發共鳴的推論，所以，前後數十年之間，赫德的主張曾不時地受到身為疆吏的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的排抵。除了是個“彼族”之外，還因為赫德的主張常常以弱枝強幹和內重外輕為立場，從而常常想要改變十多年內戰所造成的國家權力下移的既成之局，使身在既成之局裏的疆吏要讓出許多用之已久的東西。他卷入得太深，所以疆吏大半都不喜歡他。然而對於赫德來說，身在中西各立界限之間而由此入彼，這種中國人的不喜歡僅是重重扞格裏的一麵，與之同時存在，並以其相互對映而成為相互對比的，還有西方人的不喜歡。六十年代末期的《北華捷報》曾以“非常帶有貶意”的用心評論赫德，深信“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國式的了，和中國人一模一樣了”。這一類報章文字代表的是“通商口岸商人們的尖銳批評”。而文字之外還有訴訟，以至於使他作為一個中國官員與英國人交涉爭執，至少三次當過英國法庭裏的被告和原告。而比這種因商人和商務而起的官司更深一層的扞格，則是“馬嘉理案”引發中英外交衝突之日，赫德曾受托協助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威妥瑪（Wade，Sir Thomas Francis）議約於煙台，而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國家利益化作不同的是非之界和激烈的口舌之辨，直接地導致了英國人赫德和英國公使威妥瑪之間私人關係的惡化，於是英國公使也不喜歡赫德。而排比年份時序，則威妥瑪惱怒赫德之日，也正是郭嵩燾非議赫德之日。這種中國人的不喜歡和西方人的不喜歡交集於一人一身，構成了一個外來人為中國辦洋務特有的複雜和矛盾。然而這一類矛盾猶屬被動的和外在的，與之同時發生而且同樣真實的，還有生成於一個為中國辦洋務的外來人精神世界裏的扞格，這種扞格是內在的，因此常常要自己麵對自己。
作為英國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總稅務司生涯裏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是“身受俸祿”的“中國政府的臣仆”，而且用心於從中國人身上“學會如何按中國的方式行事和參預中國公事的議論”。這個過程使他能夠比同一輩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國文明，並從中文頻頻出現而西人普遍憎惡的“體製”一詞中讀出“國家尊嚴”的含義，並常常自我歸類為“站在中國一方”。由此形成的精神聯係裏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當他在同治五年（1866）請假回國之際，日記中寫的是：“全部行李裝上馬車時，我突然意識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濕，一時覺得難以再見到‘同文館裏的爺學生，同他們告別了”。後來的曆史學家把赫德身上的這一麵稱作“中國化”。但“中國化”了的赫德又始終維係著一種守護英國利益的自覺。他在為中國政府作“臣仆”的時候，曾自述“我現在執行的，隻是1861年英國外交部付托給我的任務”，其要義所歸的“使中國強起來足以保衛自己”，正直接地聯結著“合作政策”下的英國利益。英國利益是一種狹隘的利益，因此，身任總稅務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國人的地域裏和事務中提防“反英”的俄國和法國，提防後起的“德國勢力和權益”，以及“為了她（英國）的資本，她的子孫，為了威望，為了穩住自己，防備所有的外來者”。總括而言之，是“我們主持的工作，雖然叫做海關，但其範圍很廣，目的是盡可能在各方麵為中國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確是改革各地海關管理製度以及改革中國一切生產事業的一個適當的核心組織，而最關重要的是它的領導權必須掌握在英國人手裏”。然則“為中國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國的利益為尺度。在赫德為中國人辦洋務的過程裏，這些都會成為他用來影響和導引中國人的取向。是以李鴻章晚年出使俄國而赫德引為深憂，他所擔心的是“中國將要在各方麵經常跟著俄國走”。與他身上的“中國化”相比，這些顯然都是另外一麵。四十多年之間，赫德身上的這兩麵構成了他精神世界裏的中國意識和英國意識。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四十多年之間赫德又在年複一年地帶著這兩種東西勞勞碌碌，自以為在致力於“同時保護中國和英國的利益”，並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的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與翁同龢對話論時局，曾言之蒼涼地說：
四十餘年食毛踐土，極思助中國自強，前後書數十上，無一準行者，大約疑我不實不公耳。今中國危矣，雖欲言，無可言矣。即如日本償款，當時我獻策，將海關洋稅全扣，每年二千萬，十年可了，而張大人駁我。我又獻策，我可借銀子五千萬磅，除還日本外尚餘一千……百磅，中國可辦他事，而法俄出而擔借以撓我。試觀今日還債兩倍於本，較吾策孰失孰得耶？
又說：
我再作旁觀末論呈閱，我亦知中國萬不能行，特盡我心耳。
他的話裏仍然有著對於法國和俄國的排拒。但他總論“四十餘年”裏自己“極思助中國自強”的往事與心路，則因其真實性而具有感染力。
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稱赫德的翁同龢為之棖觸，他把這些話都寫入當天的日記之中，並特為注明其“語極沉痛”。這是一個外國人為中國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動了翁同龢。
赫德流露的蒼涼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係的複雜和矛盾，具體而且典型地說明了一個外來人在卷入中國人的利害和事務的過程裏變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還有在同文館裏做了二十五年總教習的丁韙良，為江南製造局和海關譯書三百九十餘部的林樂知（Allen，Young John），既辦學又譯書的傅蘭雅（Fryer，John），以及雖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賑濟、編報、辦學、遊說與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等等。他們同赫德一樣，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國度過的，也同赫德一樣，大半都有過各自的蒼涼、沉痛與複雜、矛盾。在19世紀中葉之後的中外交往裏，這些人促成了中國的改變，同時其自身也在為中國所改變，遂使他們的個人曆史成了近代中國曆史過程中的一部分。
因此，後來作《清史稿》的一班人把赫德連同戈登、日意格、德克碑一同編入了《列傳》；而更後來的《清代七百名人傳》一書為有清一代的主要人物立傳，同樣也把這些外國人當成了這一段中國曆史裏的人。他們開列的名單並不算完整，但他們的敘述則已是在用具體的情節寫照具體的曆史。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