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赫德為總稅務司，將任用稅務司之權歸於總稅務司，監督不能去取。各口監督又因隨時換任，情形不熟，多有將稅務事宜專委之於稅務司者，因而各口稅務司之權日重。洋商但知有稅務司，而不知有監督矣。”這些話從海關監督與稅務司之間的此消彼長著眼，以雇來的西人在權力結構中的坐大為異樣，其不能受用是非常明白的。但在同一個過程裏，脫胎換骨的變化又築成了一種富有效率的海關製度，並因之而能夠以其不斷增長的關稅年複一年地為中國政府提供可靠的財政收入，而使國家“歲入之項，轉以洋稅、厘金為大宗”。比之由文字作表達的非議，用銀子計量的洋稅化為歲入顯然會更有說服力。所以，這種西式的海關製度最終融入了晚清國家製度而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並且隨著一個一個增設的新關從沿海沿江一路直入，被帶到了內地和邊城。與此同時則是受雇用的洋人在數量上不斷地增多。在這種延展和增多的過程裏，作為個人的海關洋員會與中國人相互往還於洋務和時務之中，由相識而相熟之後，其中還會有沿著這種往還更深一層地進入中國人的世界者。例如本是浙海關稅務司的法國人日意格後來隨左宗棠入閩，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籌建人和船政局裏的“監督”。在他之後，還有供職於總稅務司的美國人馬士（Morse，HoseaBallou）受李鴻章指派入輪船招商局，在兩年時間裏“協助總、會辦處理外務，包括該局的外籍雇員和與該局有聯係的洋行”。同海關稅務相比，福州船政局和輪船招商局裏的事，都更直接地連結著中國人意中的自強和富強。因此在左宗棠和李鴻章的眼裏，日意格與馬士顯然都是可以另眼相看的外國人。然而就日意格和馬士而言，他們之能夠與中國人的洋務由遠而近並深入其中，卻是以海關為源頭而一脈推衍過來的。在海關之外，當日還有美國駐天津的副領事畢德格（Pethick，William）受聘作李鴻章的翻譯和顧問。從領事館一步走到北洋大臣的幕府裏，其間越過的距離無疑比日意格和馬士又要更大一些。
因為有了這些和平地走入了中國事務之中的西方人，以及他們為中國人所做的示範，鹹同之間士大夫筆下被稱作“夷智”和“西法”的那種模糊而缺乏確定性的東西才會一點一點地變得具體，並因其具體而成為可以區分和把握的東西。所以，這些外國人雖然非我族類，但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則是被委用者和被器重者，其中的一些人，還被中國士人稱作“西儒”，則器重之外，又多了一重敬重的意思。當這種被委用和被器重移入了疆吏的奏議和朝旨的褒獎之後，便產生了成批擁有中國官銜和頂戴的西洋人。同治三年（1864）李鴻章奏請“將英國人馬格裏賞給三品頂戴”。說是該兵官“仿造西洋火器”能致遠而摧堅，“厥功甚偉”。二年之後，又因其“製造益精”，再請“將三品頂戴馬格裏賞加道員虛銜”。有此一賞再賞，馬格裏遂最早地成了由製器一途獲得中國功名的西方人。而同治七年（1868）鄂撫郭伯蔭請旨“獎敘”在湖北“教練先鋒營及漢陽協營洋槍炮隊”的法國人“馬定”、“巴爾伯”等“十一員”，分別賞給“參將銜”、“都司銜”、“守備銜”，也是事屬同類。他們獲得功名是因為“在楚教練辛勤”。至光緒年間奕劻“保奏”同文館裏的洋教習，身任總教習的丁韙良遂以“資格最深，館課亦能勤慎”而得“三品銜”。在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裏，與洋務相關涉的西人多，因洋務得頂戴的西人也多。於是“正一品銜閩廠監督日意格”、“總監工達士博著賞加三品銜”、“四品銜英弁葛雷森”、“德國副將哈孫克賴乏”、四品銜“同文館化學教習畢利幹”、“副監督德克碑著賞戴花翎”等等便成了那個時候常常可以看到的指述和指稱。其間還有過“四品花翎德商福克”這樣不能歸類的名目，由商人而得頂戴，則顯然是出自當日中西之間的軍火生意。
曾經多次為閩局裏的外國人請獎敘的沈葆楨曾奏論曰“西人雖惟利是視，然皆以得天朝錫命為榮”。所以三品銜、四品銜和藍翎、花翎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左宗棠在一封信裏也曾說過同樣的意思，而引用的是則真人真事：“布國嗲哩前奉恩旨賞給四品藍翎，奉到行知時，大張賀筵”，而後是一個人的興奮化為許多人的興奮，“各國官商均來道賀，計數十席”。自西方人一麵而言，能使許多人興奮的東西總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19世紀中葉以後外國人在中國得到的那些官銜頂戴便成了一種富有曆史內容的物事，在三品銜、四品銜和藍翎、花翎的光色之間，折射出來的正是彼時中外交往裏曾經有過的種種情態和聯結。
二
眾多的西方人因被雇用而與中國的人和事發生了聯結，但作為具體的個人，他們之間又常常顯得非常不同。沈葆楨作船政大臣之日，已熟知閩局的洋員裏“負氣淩人”者與“實心實力”者各成一類。後來張蔭桓記敘在天津做教習的德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縱酒任性，至於詆賴”，然後以“徒受虛聲之無益”為歎。“淩人”、“任性”、“詆賴”當然都不會討人喜歡。而其中最出格的，要算是英國人李泰國。他以總稅務司的身份受總理衙門之托到歐洲購買船炮，結果是船炮之外，一同帶回來的還有不容易調度和節製的“英國總兵阿思本”，以及以他為“總統”的六百餘名操船操炮的“弁兵”。其間李泰國以一己之獨斷“代中國與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條”，皆以李泰國指揮阿思本為要旨。這些不在料想之中的東西造成了一種被奕訢比作“太阿倒持”的局麵。於是中國人所要的船遂成了當時人筆下的“李泰國霸踞之船”。此事最後由中國一方的破財以“撤退輪船”為了結，而李泰國也因其“狂妄”、“桀驁”、“刁詐”和“野性難馴”而換來中國人意在“驅逐”的“革退”，並就此退出了中西之間的交往。在當日與中國人共事的西方人裏，李泰國的出格和獨斷，都是以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居高臨下和傲兀自用。他“一味過分地依仗英國公使，動不動就用公使不高興來嚇唬他們（總署官員）。他對他們說，他絲毫也不相信他們，而同時又要求他們完全信任他———毫不置疑地信任他”。他接受了中國的職事和俸祿，但在精神上又始終與中國人的世界相隔窎遠而不屑溝通。兩者之間的不相榫合，使他最終不能不成了一個失敗者。但李泰國之外，在三十多年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裏，還有過被中國人稱作“勤勞懋著”的西方人。以中國文化作背景，則“勤勞懋著”不僅評估了這些洋員的技藝，而且評估了這些洋員的德性。他們不同於李泰國的地方在於用心和敬業，以及對中國的認知和理解。
其中的一部分人並由此而深度地卷入了中國人的利害和中國人的事務之中。同治六年（1867）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為接受中國政府的委用而向美國政府辭職，成了奉旨出使“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正是這樣一種自願的卷入。在此後的二年多時間裏，他領著使團先到美國、後到英國，再到法國、德國、北歐諸國和俄國，一路遠行，一路演說，用熱切而且浪漫的樂觀主義對北美和歐洲的聽眾宣述“這個偉大民族”正在發生的進步，並向整個西方世界呼喚對於中國的“公平合理”。這些描述中國的演說未必都有細節上十足的準確性，但由此表達的熱情和善意則是明白可見的。對於那個時候的中國來說，後者能夠消融另一個世界裏的人遠看中國因不知不識而造成的偏狹，無疑是一種更難得的東西。在這段曆聘歐美的過程裏，蒲安臣曾代表中國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續增條約》，並與英國政府達成了一種具有約束力的諒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奏報裏曾總括而謂之“與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頗為有益”。在中國人累受重創的經驗裏，蒲安臣做到了一個使臣不容易做到的事，因此當他最後染肺炎病故於彼得堡之時，朝旨舉其“遠涉重洋，不辭勞瘁，辦事諸臻妥協”，引為“殊堪憫惻”。雖說帝王的褒揚本來各依程式，但這些話裏應當不會沒有一點感動。蒲安臣是一個美國人，因此，當他“為我國（美國）和文明的利益計”而向美國政府請辭公使之職的時候，其心中用來作判斷的價值觀念之中，顯然有著一種深遠的美國意識和自覺的美國意識。但他又以“遇有各國不平之事”自“必十分出力”立心願而為中國出使，並以其“不辭勞瘁”表現了一時共睹的誠意和努力。
由此顯示的，則是他身在兩者之間而以溝通兩者為職誌和事業，並麵對一個缺乏公平合理的世界而執著於以“公平合理”為中西交往的理想。所以，雖然這一場曆聘歐美之行並沒有改變中西之間已有的格局和勢態，但作為一個致力於傳播溝通的人物，在美國人的眼裏，蒲安臣是一個傑出的人；在中國人的眼裏，蒲安臣是一個可以親近的人。
以蒲安臣比李泰國，則顯見得西方文化生成的個人各有麵目而品類懸殊，由此反照出來的正是西方那個世界裏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年後馬格裏隨郭嵩燾出使英國，由造炮一行改做公使館裏的參讚，也成了從事“中外交涉事務”的外國人。在郭嵩燾的記述裏，他是一個常常跟在身後走來走去的人。跟了走說明有用，所以此後三十年裏他一直在倫敦做中國使館的參讚。雖然身在故國，而身份則始終是中國官員。直到20世紀初年，汪大燮出使英國之日追敘在他之前曆任中英交涉之職者，猶以為“英館數十年來之使者”，大率皆“專靠洋員馬格裏一人”。並舉“馬去春病時，使館有公事，尚須派人就馬枕邊請口述，而後能行文”為例，以說明馬格裏雖是“洋員”，實一身係館事之重。
繼馬格裏之後，還有美國人麥嘉締（Mc Cartee，Divie Bethune）出任中國駐日本公使館的參讚，法國人雷樂石（Rocher，Louis）出任中國駐英、法公使館的參讚，美國人科士達（Foster，John Watson）出任中國駐美國公使館的諮議，挪威人佘德出任中國駐挪威的總領事，以及俄國人柯樂德（Grot，Victor Von）和美國人杜德維（Drew，Edward Bangs）分別以參讚和隨員的身份隨李鴻章出使，等等。這些人大半都不能算作各有聲光，但作為身入出使之列的外國人，在當日的中外交往裏他們已不僅是受中國的雇用，而且在做中國的代表。就這個意義而言，相比於技師、工匠、兵頭、教習之各以器物和知識為專業範圍，他們一定會更直接而且更深入地卷入中國人的利害和事務之中。與這些做了中國政府雇員的西方人相比，法人畢乃樂自同治初年投效淮軍之後由教練槍炮而管帶洋炮營，五年之間以軍功自見，次第得花翎、“法什尚阿巴圖魯名號”和記名總兵，而後“願隸版圖”，不再做法國人而要改做中國人，“庶幾世世子孫長為聖朝赤子”。李鴻章奏報朝廷為之請命，曆敘畢乃爾“倉猝遇合，投袂從戎”的始末，稱其“向慕華風，實出至誠不貳”，力主“堅其畢生效命之忱”。遂使來自西國的一個彼族落籍於安徽合肥而得“歸依聖朝”，從化外走進了化內。這種事不會多見，但作為真實的故事，這種事又為當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一種曾經有過而異乎尋常的具體人物和具體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