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法聯軍之役以後，作為這場戰爭帶來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是列國的公使入駐北京，領事各居口岸，而其間的縱向勾連和橫向勾連又自成一套二千年歲月裏從來沒有過的規矩和章法。這些人都是來自西方那個世界的國家代表，並因之而都以同中國政府作直接的交涉和執著的糾結為自己的責分。由此形成的是一種不能用前代的“藩屬”與“貢使”相比類的中外交往，又是一種中國人在久拒之後不得不接受的中外交往。
而後，作為被交涉和交往的一方，晚清中國的政府體製之中不得不先後蘖生出種種古所未有的機構與職司，以此與西人的規矩和章法一麵相對應一麵相對等。在這個被動的過程裏，原本名目不清的“撫夷局”蟬蛻而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同時是道光朝已有的“五口通商大臣”演變為鹹同之際的“南洋大臣”，以及鹹豐十年（1860）設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演變為同治九年（1870）的“北洋大臣”。在口岸所在的地方，則由海關道身當中西折衝，以“通省交涉洋務事件，統歸關道管理”為其立職分。這一類新出現的機構和職司以“辦理外國事務”為要旨，在傳統政治的吏治民生之外已別成一路。它們因外國人進入中國而產生，又因外國人進入中國的“出沒縱橫”而越來越膨脹地凸出於當日的時政之中。在同光兩朝裏，逸出口岸的洋人紛紛走向內地，隨後是遠離海岸的地方也須得“辦理外國事務”。彼時安徽巡撫裕祿“於安慶省城設立洋務總局”，山西巡撫張之洞在太原先後自立“教案局”、“洋務局”，皆同屬此類，都是在用全副精神應對“各國使命所曆，幾遍天下”的無遠弗屆。於是，在兩次民族戰爭之後，中外之間的往來和交際遂日積日久地成了時務中的一種常態。
當中國人初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與西人覿麵相接，折衝尊俎之日，西方人已經從剛剛締結的條約裏獲得了種種謀之既久的權益，就當日西國的孜孜以求而言，其間的重心所係，除了教務之外大半都是商業利益，作為西國中強有力者的英國尤其如此。然而條約權益僅僅是一種紙麵上的東西，就貿易的本義而言，這種紙麵上的權益要轉化為實際的商業利益和長遠的商業利益，是一個隻能在中國實現，並隻能借助於中國政府的合作而實現的過程。是以早在英法聯軍北上的前夕，英國政府已作成“對華政策的備忘錄”，思之透徹地說過：
交通的阻隔、財富的減少、工業的摧殘，以及一切限製生產和消費的力量的災害是不會不和中華帝國的瓦解和各省的離攜偕以俱來的。無論就我國對中國的出口而言，或就我國的茶葉進口而言，這種後果對英國都最為有害，因為一者為收入的淵源，一者為生活必需品。
當日的英國軍隊已經在中國動武並且還在準備放手起釁，而以利益計，則英國政府又非常理性地知道，在自己與對手之間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種不能用好惡作轉移的依存。比之其他西方國家，英國所占對華貿易的比重最大，也於此最為自覺。因此八年之後，西人正戮力於實現自己的條約權益，而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Alcock，Sir Rutherford）論述中英關係，貫穿於輕重主次之間的仍然是同一個理路：“把中國弄得混亂一團，也許是合乎法國利益的”，因為“它在中國沒有現行的或預期中的重大貿易”。然而英國人以通商為大利之所在，則期待的不是一個無序的亂世。所以，“對於英國來說，保全中華帝國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是合乎英國長遠利益的”。用這種利益化為道理來作推斷，則“要想作到這一點，唯一可行的是寬容政策以及逐漸的改革”。在相近的時間裏，美國政府訓令來華使節，說的是“我們到那裏去從事於貿易”。以此為明示之辭，其關懷所在和主旨所在也是生意。由此引申，他們同樣是在利益化為道理之中。因此美國國務卿西華德（William H.Seward）在那個時候主張對華“協商和合作”，與英國人阿禮國意中的“寬容政策”顯然是同出一個源頭。這種“協商”和“寬容”曾被稱作“合作政策”，“寬容”、“協商”和“合作”皆是美名，而後來的一個美國曆史學家則非常準確地視之為“對中國貿易和利害關係最切的兩個大國，完全從本國自私的立場”推論出來的東西。在19世紀中期的中外交往裏，英國是西方世界中的舉足輕重者。他們的意願與美國人合為共鳴，並一度得到了俄國和法國駐華使節的應和，而後，自19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創巨痛深的中國政府和武力致勝的西方政府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各有懷抱的和平與合作。
這種合作開始於內戰之中。後期主持太平天國軍務的李秀成兵敗被俘之後作“自述”，其中多處追敘在蘇南與“鬼兵”打仗而一挫再挫的經曆，言之極憤。他所說的“鬼兵”便是上海附近與淮軍協同作戰的西人兵隊。除了這種介入了內戰的“鬼兵”之外，同一個時段裏還有開始於上海的中外共管海關和西人代收洋稅。由此延伸，便產生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裏的第十款，其中的要旨，是“任憑總理大臣邀請英（美、法）人幫辦稅務並嚴查漏稅，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椿、號船、塔表、望樓等事”。而後，外籍稅務司製度遂長久地存在於晚清中國的海關之中而成了不可移易的東西。與二十多年之前相比，中西之間都在變化。在這個過程裏，西方人稱作“合作政策”的含義，中國人的奏折是用“中外相安”來表達的。然而就中國一麵而言，“中外相安”始終是與“臥薪嚐膽”連在一起的。曾國藩曾非常典型地把這種意思概括為“仇不可忘，誌不可懈，釁端不可輕開”。
因此在當日的中外交往裏，中國人更多的是著眼於“外洋有獨擅之利器而不思自秘其長”的事實。而從這裏引出“幸而商賈往來，交際方洽，彼既恃其所長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長以為於我”之想，則非常明白地說明了中西之間的各有籌算。在借法與自強連為一體的時代裏，中外交往首先會被謀求自強的中國人當作取法和借法的路徑。
而取法和借法都以法由人傳為起點，所以其時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來自西方的技師、工匠、兵頭、文員為中國政府所雇用，進入了中國人正在開始的以自強為願想的種種新事業之中，從而進入了由這個過程所催生的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曆史變遷之中。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奏報江南製造局情形，曾用一段文字特為列述“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雅、瑪高溫三名專擇有稗製造之書，詳細譯出”，意存一番讚賞。
同他相比，李鴻章督管製造和兵械的時間更久而且場麵更大，因此在他的奏疏裏和批牘裏便會更多地見到“洋匠未士科”、“洋匠施德林”、“洋教習英國人施爵爾”、“德國克虜伯廠派來中華照料炮械總兵福合爾”、“電報教習丹國人克綸西”、“管駕利運輪船英國人摩頓”、“德國教習沙爾富”一類異色異樣的名目與來路各不相同的西方人。就當日效西法的規模而言，在這些外國名字的後麵，顯然還有著更多見不到名字的外國人。與之相類似的，還有先後出現在曆任船政大臣章奏之中的“監工貝錦達”、“匠首布愛德”、“洋教習嘉樂爾”、“幫辦洋員斯恭塞格”，以及“拉銅匠曰赫莫拉”、“洋鐵匠曰墨士勃日”、“洋員匠古都阿、蘇法熱、嘉部勒、克勒涅、河貝順”等等，他們代表了一群為中國造輪船並且在中國造輪船的西方人。雖說彼時的中外交往裏工匠一類都身在底層與邊沿，但在中國人造船造炮的過程中，他們卻都是最直接的參預者和最具體的參預者。他們在產出器物的同時還留下了技藝，因此這種具體和直接都是不容易被湮滅的東西。
製器之外，同治初年開始於天津並推廣到“南省”的仿西法挑練兵丁，曾經在“自強之術，練兵為先”的名義下延續多年。為這個過程開先河的天津以洋人作教頭，演西式兵操，學洋槍洋炮，主其事的崇厚專門借用“英國總兵斯得弗力”、“英國統教官副將海格”、“總教官葛奈白格裏”以次的各式兵官為提調，由此立為一時樣式。隨後廣東、福建、湖北、山東等地皆先後效法，各聘英國、法國、德國之武棄兵目為軍中之教習，引入了許多西方人。其中的異乎尋常，是本在漢口做生意的“英商麥士尼為能”先被請到四川兵營教槍炮，後來隨軍“援黔”，又在貴州“教習開花洋炮”，並因此而致兩地大吏交章請獎，成了同一類人中的閱曆豐富者。以後來的曆史作比較，這種用西法教練旗兵和營兵的功夫其實並沒有達到初時的預想。然而，由此形成的一段獨特的中外交往，以及眾多的中國人在這段交往裏變其傳聞之知為切近之知的經曆，卻曾經是當日真實地存在過的曆史。練兵發生在戰場之外，而在練兵的同時，同治年間的蘇南戰場上已經有西方人以個體身分直接“投效”淮軍，並且一路隨營作戰。比之借西人的兵頭充當教官，顯然已是另成一種中外之間的交往方式。在這些場合裏，來到中國人中間的大半都是西方的軍人。但其時中國人求自強的事業並不僅止於製器與練兵，因此軍人之外還會有文人。北京城裏的同文館以“外國語言文字”為起點，而後深入一層，由“中國議欲講求製造、機器諸法”而推及“藉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在這些道理的引導之下，同光兩朝先後共有四十多個外國人成了同文館裏的洋教習。他們中的不少人出自傳教士，而傳授的則是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天文、醫學、兵法、翻譯、格物、化學等等，題目都不在教義之內。其中最著名的丁韙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不單做過教習和總教習，而且為中國人譯出了可以致用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在那個時候，北京同文館之外，還有廣東同文館和上海廣方言館，後來又有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北洋醫治學堂以及台灣西學館、湖北自強學堂等等，大半都是沿著“以西士為先導”的宗旨而自期於為中國作育人才的場所。其間用洋人作教習的數目應當會更多。隨後是這一類以文化與知識為本業的西方人日多一日地進入了中外交往之中，與之俱來的，則是他們帶入的文化與知識在逐層累積的過程裏影響和改變著中國人的眼界、思想和社會。當同文館開始引進洋教習的時候，更早地雇用了洋員的中國海關正在被一步步地移到洋員的管理之下。相比於製器、練兵和同文館、廣方言館延請來的工匠、兵頭與教習之各處客位，海關雇用的洋員則從一開始就身在中國政府的權力結構之內，並由此而成了可以直接運用國家權力的外國人；在19世紀中葉之後的中外交往裏，他們也由此而成了非常獨特的外國人。由於洋員的管理是一種西式管理，所以洋員的管理曾導致了中國海關製度脫胎換骨的變化。時人論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