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世紀70年代的最後幾年裏,“雨澤愆期”、“山水陡發”、“蝗蝻成災”、河道“漫口”,以及“台風”、“海潮”、“被雹”、“被雪”頻頻見於南北之間,使農業中國深深地為天災所困。其中發生於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並連及甘肅東部、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四川北部的大麵積幹旱和連年幹旱尤多苦多難。後來的記述概括言之曰:“光緒丙子、丁醜歲大旱,戊寅尤甚。自畿輔西迄秦晉,赤地數千裏”。因此,以幹支紀事,這一場華北的旱災便被稱為“丁戊奇荒”。而就丙子、丁醜、戊寅而言,山西與河南又屬五省之中的“被旱極重”並“災區袤廣”者,於是以山西與河南相標舉,“丁戊奇荒”在當日也曾被稱作“晉豫奇荒”和“晉豫大饑”。“奇荒”和“大饑”之外,用以指述同一場天災的還有“苦旱”、“亢旱”、“大旱”,以及“巨祲”、“奇劫”和“非常之災”,說的都是旱魃為虐的異乎尋常。與之相映照的,則是那一大片土地上“國朝二百餘年未有”過的饑餓的酷烈和慘厲。
華北的旱情自光緒初元已經出現,《清史紀事本末》說當年“夏四月,京師大旱”。而後,由“畿輔旱,日色赤”,而“直(隸)、(山)東久旱”,“河南旱勢更甚於直隸”,“晉省亢旱”,“陝(西)、甘(肅)亦複苦旱”,以及皖北“被旱成災”,“川之北亦旱”,等等,這種四麵具旱形成的是一個時間上持續的過程和空間上蔓延的過程。在地貌多樣的區域裏,被旱的同時還會有“被水”、“被雹”、“被潮”、“被霜”、“被風”,而它們一經出現,都在使華北的“奇荒”規模變得更大。按照光緒二年(1876)至光緒五年(1879)地方奏報的數目,在這段曆史裏,直隸受災的州縣最高的一年達到六十三個,山東受災的州縣最高的一年達到八十二個,河南受災的州縣最高的一年達到八十八個,山西受災的州縣最高的一年達到八十四個,陝西受災的州縣最高的一年達到八十六個。在這些數目字的背後,是19世紀中國由天時主宰農業生產,從而由天時主宰萬千人生計的事實。因此,與數目字相對應的,始終是這些地方糧食的極度匱乏和日益匱乏。當日的一則記載說“山西報災八十二州縣,民數五百萬”。這裏的“民數”無疑都是饑餓中的人口。另一則記載說豫省“欠收者五十餘州縣,全荒者二十八州縣,約計河南饑民有數百餘萬”,著眼的也是饑餓中的人口。而以紀實為筆法敘述其間的情狀,則描畫所到往往無複人世景象。陝西同州的地方誌曾記錄光緒三年(1877)當地的災情和民生,說是“六月已來,民間蔥、蒜、萊菔、黃花根皆以作飯;棗、柿甫結子即食屑,不棄粗皮,或造粉餅持賣;桃、杏、柿、桑幹葉、油渣、棉子、酸棗、麥、穀、草亦磨為麵;槐實、馬蘭根、幹瓜皮即為佳品;苜蓿多凍幹且死,乃掘其根並棉花幹葉與蓬蒿諸草子及遺根雜煮以食。近山有食石麵者,多致死,嚴禁乃止。牛馬多殺,食雞、豬、貓、犬殆盡;捕鳩鵲、掘鼠兔;取斷爛皮繩、鞋底、廢皮浸煮醯糟曲塵,和為粥;或棄瓜蒂菜須塵土中,亦取以啖;繩頭、破布、灰炭皆強吞嚼”。這一段文字具體地枚舉了災區中的男女老少用來充腹延命的東西。而從可以食用的“蔥、蒜、萊菔”吃到不可食用的“石麵”、“皮繩、鞋底”以及“繩頭、破布、灰炭”,又非常明白地寫照了久旱籠罩之下充腹延命的一天難於一天和今日不知明日。同一年閻敬銘奉旨稽查山西賑務,並因之而跋涉於鄉村社會的底層,他在奏報裏說:
臣敬銘奉命周曆災區,往來二三千裏,目之所見皆係鵠麵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風怒號,林穀冰凍,一日再食,尚不能以禦寒,徹旦久饑,更複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
比之地方誌裏所記的那些被人取食的植物、動物和礦物,閻敬銘筆下所寫的都是人,是一個一個的人和一群一群的人,是苟延殘喘的人和已經餓死的人。他們構成的災區眾生相更具體,所以由此顯示的深重苦難可以直觀而見,並因其直觀而見而直接地衝擊人心。“目睹慘狀”而“夙夜憂惶”,正說明了對於官員的良心而言,這種“周曆”無異折磨。其間敘之沉痛的“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是直言天災麵前的人命危淺,有如朝露。而由“統計一省”,推演到丁戊奇荒裏的華北五省,則當日留下的曆史記述中一見再見的,“餓殍遍地”、“死亡遍野”、“日有路斃”、“塗莩相枕藉”,以及“全家餓死”、“餓死者一半”、“因饑寒而死者指不勝屈”等等,說的都是因饑餓而消失的人命,其觸目驚心之處尤在於死亡的密集程度。這種密集的死亡隨天災而延續,因此這種密集的死亡是一個在數量上不斷累積的過程。後來美國人馬士(Morse,Hosea Ballou)作《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曾估計這一場旱荒已“毀滅”了“山西省的一半居民”,並使“陝西和河南兩省好幾百萬人淪為餓莩”,因此,在這一片區域裏,“直接由於饑荒和感染斑疹傷寒的原因而喪失的生命,總數總不會少於一千萬人”。丁醜、戊寅之間馬士先後在天津海關和北京的總稅務司署裏供職,是一個大量閱讀過出自中國的統計數字,並以此為職分的人。所以他所估算的這個數目不會沒有一點來曆。在鹹同兩朝發生於東南的十多年內戰裏,直接和間接地死於兵燹的人口曾累計地達到過二千萬。若以此對照丁戊奇荒在二、三年時間中抹掉了的華北的那麼多人口,則就其奪命的猛烈和殘酷程度而言,光緒初期的天災顯然要比鹹同年間的戰爭更厲害。因餓致死本是人間之至哀,然而彼時太多的死亡已使同處餓境之中的“災黎”往往越出常情之外,在熟視以後變得人心一片麻木。時人曾作《丁醜奇荒記》,由“山西無處不旱”而及天災下的人性失常。其中一節說:
小孩棄於道,或父母親提而擲之溝中者,死則竊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臠如宰豬羊者。有禦人於不見之地而殺之,或食或賣者;有婦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懸餓死之人於富室之門;或竟割其首擲之內以索詐者。層見疊出,駭人聽聞。
同時的河南也多這種因其“慘酷”而“駭人聽聞”的事,其間之極端麻木,“甚至割煮親長之屍,並有生啖者”。山西、湖南之外,“人食人肉”還見之於丁戊年間陝西的曆史記載之中。在一個久以尚人倫重教化為傳統的國度裏,這一類事實的一再出現和人所共見,無疑是一種精神上的天崩地坼。戊寅年山西巡撫曾國荃在奏議裏說:“今日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豈非人倫之大變哉?”以儒學的道理衡量,他所說的“大變”正是精神世界裏的天崩地坼。因此同一年他致書兩廣總督劉坤一,說是“古人形容饑民,輕則曰菜色,重則曰鵠麵鳩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觀之,直無異於地獄之變相”。比之用“菜色”和“鵠麵鳩形”說其形相,“地獄之變相”應當更多地反照了久旱裏的災民在饑餓逼迫下發生的人性異常。時當五倫籠罩天下之日,目睹人間變為地獄而身在這個過程之中,不能不是一種驚心動魄的事。
當災區“草根木蘖俱盡”之後,在萬千人“餓斃”的同時,又會有萬千人“鬻妻賣子”和“轉徙”“顛沛流離”之途。因此,在華北的地方誌裏,對於丁戊奇荒的曆史記憶常常是以“壯者逃,老者死,婦女孩提非鬻之於人,即委之於地”為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其間的“鬻”和“逃”都與“死”連在一起而同屬於一個過程之中。“鬻妻賣子”說的是災年裏的人口已大批量地淪為賣出和買入的東西,以至於當日被災的地方曾有過“各鎮立賣人市”的場麵。發生在那裏的每一筆交易一定會伴隨著親情斷裂和骨肉離析。其時的記載用“鬻妻賣子”總稱這種人口買賣,是一般地以“婦女”與“孩提”相並舉而言之,但在更具體一點的曆史敘述裏,則尤其多見“民鬻婦女”、“避荒鬻婦女者無數”,“變賣婦女,暫資糊口,沿途經過,觸目皆然”,以及“奸民販賣婦女者尤眾”,等等。一個西國傳教士因參與直隸南部的“放賑”而得以近觀當地的人口買賣,使其印象深刻的地方,也在於“特別是女子,被帶到南方去”。作為一種對應,則是同時的南方善士曾專門立章程,以“收恤災區婦女”和“代贖災民已賣婦女”,由此所折射的,是這些被“恤”和被“贖”的對象那個時候正在接二連三地繹絡南來,並已經彙為引人注目的規模和數量。“南方”之外,見之於當日奏議的還有“販賣婦女出洋”,其路程又更加遙遠。然則就這一類曆史敘述所提供的事實而言,在彼時人口的賣出和買入之中,被“鬻”的多半應當都是婦女。光緒四年(1878),出自西人的一個“饑荒報告”,引用當地“衙門”保存的“登記簿”,計算出“單獨在靈丘縣,就有十萬以上的婦女和孩童被出賣了。”這是一個大致的數目,然而卻是一個有根據的數目。若由靈丘縣推及華北五省的旱荒之區,則丁戊之間由“被出賣”而被“販運”的女性人口顯見得不會是一個小數。而在大量的婦女卷入饑荒年代的人口交易之日,活人便成了非常不值錢的東西。時人說“賣婦女有一二百錢者,有一二餅易之者”;又說買婦女“有以粟一鬥易人一口者”。身處於這種鬥粟百錢的買入和賣出裏,人口猶不如牲口。一旦進入“鬻”來“鬻”去的過程,人是不會被當成人看待的。
因此,在“非常巨祲”籠罩之下的華北,蒼生苦,婦女尤苦。而當災區的這部分饑民因被“販運”而被遷移的時候,同時又有更多的饑民在一群一群地為覓食而離鄉背井,並因之而從饑民變成了流民。由此造成的是一種人口的自發移動、不斷移動和盲目移動。在當日的奏報裏,這種移動常常被稱作是“逃亡”和“流亡”。“逃亡”和“流亡”,著眼的都是饑民變成流民而長在無地容身與沒有歸宿之中。光緒三年(1877)袁保恒奉旨幫辦河南賑務,而後由京師一路入豫。他在呈報到職的奏文裏列述沿途所見所聞,其中一節說的便是迎麵而來的“豫境”之流民:
其逃者十百為群,衝犯朔風,相屬於道,時有僵踣,問之多半素封。蓋曆秋及冬,不惟次貧者已成極貧,即不貧者亦成極貧矣。
詢其逃將何之?亦不能對。勸其各歸本籍,又不肯。
這些文字所表達的大半都是哀矜。後一年他再次以流民為題目作奏告,而議論的重心則已移到了“逃者”的前後相繼和源源不絕:
被災之初,不過貧窮下戶,本乏蓋藏,無以自給,或變賣衣物器具,或拆售房屋瓦木。迨至搜括罄淨,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饑,踉蹌載道。乃未幾而中戶之家,日食不繼,亦複如此矣。又未幾而小康殷實之家,坐食山空,皆複如此矣。
從“貧窮下戶”、“中戶”到“小康殷實之家”和“素封”,本自各成等類而各分界限。但在短短幾個季節的時間裏,太過酷烈的天災待萬物如芻狗,在其所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地夷平了人間的貧富之分和貧富之界。當“下戶”、“中戶”、“殷實”、“素封”先後“踉蹌載道”之際,這種一步一步地夷平了貧富的過程,同時又在一茬一茬地造出災區的流民。因此,由饑荒促成的人口無序移動便一定會日複一日而且越來越多。袁保恒說的是河南,而在河南之外,同一個時段裏的直隸也正處於這樣的過程之中,時人說是“流亡轉徙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運河官道之旁,倒斃滿路”。死在路邊和途中的,當然都是背井離鄉的人。與河南接壤的陝西和與陝西接壤的甘肅,則是一路上“流民絡繹於途,投奔寧、靈一帶”。這些人同樣在饑餓的驅迫之下離開本鄉本土,但和“豫境”裏的“逃者”不知道“逃將何之”相比,他們腳下的路卻已算是有了一個大致的方向。而夾處於直隸、陝西與河南之間的山西當日亢旱一時獨重,並由亢旱而致“屋無門,樹無皮,草根木蘖俱盡,民皆四散逃荒”。因此,光緒三年(1877)曾國荃剛剛到任,便在一封信裏總括而謂之“塗有餓莩,道皆流亡”;至光緒四年(1878)作奏議,又引“人民逃亡過多,地方元氣大傷”為深憂。說的都是三晉之地饑民變為流民的景象。與這些文字敘述相對應的,應當是一個很大的數量和規模。同山西比,丁戊之間山東被災稍輕。而其時《申報》的一則消息舉益都、臨朐西地的九個村莊為實例說災情與人事,屢屢見“逃出十家”、“逃出二十家”、“逃去十五家”、“逃出五十家”的報道。若以這九個村莊作比照而說其時的縣、州、府,則山東一省因災而逃的人和戶已是成群結隊。然則合華北五省而言之,顯見得彼時的“赤地千裏”之間流民正滔滔然四顧皆是。
這種在饑民變成流民的過程裏彙集起來的人口為求食而一路移動,又在一路移動的同時脫出了舊日的管轄,從社會秩序的裏麵走到了社會秩序的外麵。光緒三年(1877)曾國荃作奏報,由晉省賑務說到“外來饑民,千百成群,遣之出境則窮而無所歸,編之入戶,則懸而無所寄。且夕散朝聚,彼往此來,約束既難,稽核不易,惟有於城關市鎮,就其人數叢雜之處,設廠煮粥以安集之”。兩年之後山東巡撫文格奏報德州“地方被災既重”,也特舉其近鄰直隸“有外來之民嗷嗷待哺。計自三年冬間放粥起,至四年秋間停止,就食災黎每日多至二萬餘人”。又說“省城為五方雜處,分設粥廠,合計人數亦在二萬上下”。
兩者說的都是從本省境外移入的難民。其時山西與山東皆在旱荒之中,則“外來饑民”之“越界而入”,無異是在從一個災區逃到另一個災區。若由此連帶而及轉徙於一省之內的饑民,他們之由一地到另一地,逃來逃去,大半也同樣是在從一個災區到另一個災區。然而就曾國荃奏報裏指“城關市鎮”為“其人數叢雜”之地而論,這種從一個災區逃到另一個災區的流動,其實應是人口從農村在向城市流動。與之相類,文格奏報“省城為五方雜處”而致就食極多,其中相當一部分無疑也是從農村湧過來的饑民,同樣的事,還有“河南、山西被災甚重,饑民轉徙流離至近畿一帶覓食”。“近畿”之可以寄“覓食”之期望,是因為“近畿”多城鎮。除了這些從一個災區到另一個災區的逃難人,彼時還有一群一群走出了災區的逃難人。他們一路遷移,一路求食,尋找的也是城關市鎮。其間的路程往往會在空間上延伸得很遠。光緒三年(1877)春夏之交,《申報》已說“蘇城六門外所有沿城空地及荒廢之基,半為山東、江北等處人搭蓋草棚居住”。以此對比文格的奏報,顯然是直隸的饑民進入山東之日,山東的饑民同時正在進入蘇南。而南移既成一種路向,則在這些人的後麵,還會有更多的人尾隨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