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闓運於光緒五年（1879）四月廿七日的日記裏曾有一節說：“翰仙又雲曾沅公祈雨不降，藏火藥，炷香其上，密誓自焚。與司道期天明始集，沅公四更往，香及半寸，澍雨暴至，應時霑足。”王闓運之外，其時的若幹筆記也收錄了這個故事，文辭間有出入，而大旨皆以推崇之心描述丁戊之際曾國荃為民請命，而能以一己之至誠上感天心。作為一種傳聞，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是非常可疑的，然而這種傳聞能輾轉流播，又能夠在流播中化為文字記述，則說明當時人相信丁戊年間的山西會出現這種場麵，也說明當時人相信曾國荃會做出這樣的事。因此王闓運在敘錄既畢之後說：“假令傳聞失實，而晉民以此歸美，尤見其信孚於民也。”他也知道這個故事未必真實，但他相信這個未必真實的故事卻能夠真實地反照出救災的曾國荃在“晉民”心中的形象。這是一種以力行和苦行換來的形象。然而官場世界本自麵目各異，品類亦各異，因此，在同一時間裏，與這種“在事各員疲於奔命”而“猝故”於“差次”的人和事成對比的，還有同屬“在事”而“巧立名色，任意克扣”的地方官；“借罰賑款為名”以“侵漁入己”的地方官；災年“經征錢糧收多報少”的地方官，以及不肯“勞瘁”而“玩視賑務”的地方官，等等，以前一類人作反襯，洵屬全無心肝。若就同光年間的官場而言，“克扣”、“侵漁”和“玩視”雖然不合法度，卻由來已久而並不足以驚動上下。但在丁戊之際的中國，這些原本見慣了的東西都在救災的題目下被一次一次地列入彈章，成了朝廷不能容忍和不肯容忍的東西。其間曾為一時注目的，是言路劾河南布政使“利令智昏”，於“極應蠲緩地方照常征收批解”，致其“著即革職”而去；之後廟堂猶餘怒未息，推連所及，又把河南巡撫牽入“亦屬疎忽”裏，一同“降三級調用”，布政使和巡撫都是當日的大員，與之相比，則屢屢見於奏折和詔書的知府、知州、知縣因賑務出了毛病而被“革職”、被“嚴查”、被“審辦”隻能算是等而下之。但光緒三年（1877）歲末山西的署榮河縣知縣因“借端漁利”獲罪，朝旨令疆吏“審訊明確，即行奏請正法”；光緒四年（1878）年初山西的吉州知州因扣留賑銀獲罪，朝旨令“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顯然已是引動了殺機。就清代的律例而論，皆異乎尋常而下手極重。然而以丁戊奇荒中的哀鴻遍野為具體的背景和視野，則這種異乎尋常和下手極重都是從賑災的過程裏派生出來的，因此這種異乎尋常的下手極重同樣反映了當日國家權力維持全局的緊張和艱難。
三
國家權力在大祲之年裏維持了賑濟的全局，以及這個過程之中所貫穿的百端支絀，既顯示了荒政作為一種傳統的延續，又顯示了這種延續裏“官力”的步步竭蹶。然而與18世紀相比，在丁戊之際的中國，災荒和賑災所牽動的已不僅僅是“官力”。當華北的大旱沿自下而上的奏報驚動朝廷的時候，發刊於東南的《申報》以及西國教會的通訊和報告，已經在奏折和詔書之外自成一種播送的路徑，將“邇來天災迭見，秦燕晉豫饑饉相仍”的種種景象非常具體地傳到遠離華北的地方。由於這種傳播與丁戊奇荒相始終，因此，在傳播所到的地方，災區和饑民便始終處於萬千人矚目之中，並以其苦難喚出人心中的“怦怦不能自己者”。於是傳播的過程又很容易轉化為社會動員的過程。
與這種文字影響人心同時發生而且相互牽結的，是當日被稱作“南中”的江浙一帶“義捐”和“義賑”應聲而起，在“官力”之外別立樣式，並沿“官力”之外的途徑源源不絕地介入了對於華北災區和饑民的救濟。
“南中”的地方社會推重“藉眾力以周眾貧”，本自久有施濟的傳統。但傳統的施濟大半都由士人作主導，而以各自的鄉土為各自的範圍，至丁戊前後，則籌辦義賑的策動者和主持者已多出自商界中人。
被李鴻章稱作“首倡義賑”的常州人李金鏞曾說：光緒二年（1876）“江北旱災”，難民紛紛南下。“仆既備寒衣賑給之，複念少壯者可來就食，老弱必至坐斃，因赴滬上謀於江君雲泉、胡君雪岩、周君味六、顧君容齋，具有同心，各輸巨款，特苦無人往辦。仆與金君少愚慨然身任，並邀袁子鵬、秦暐齋、莊小山、楊殿臣、朱壽崖、嚴敏齋諸君星速就道。時適唐君景星亦有此議，倩瞿君星五同往”。他因敘述當日的賑事而列舉了一連串姓名，其間之有力者，皆出自江南社會由商而紳的那個群類之中。這裏的“江北”是指地屬江蘇的“徐海一帶”，與江南社會相距不算太遠。但由此形成的商界人物因賑濟而集聚，以及他們在“官賑”之外自籌之而自賑之的樣式則是一種可久可遠的東西。
因此，在隨後而來的“（光緒）三年四年直東晉豫大饑”裏，其時被統稱作“南紳”的人們便移用前一年的做法，沿著這種自立的樣式八方集款並“分道往賑”，越過關山阻隔而走得很遠，在華北諸省與江南社會之間建立了一種獨特的民間聯係。與光緒二年（1877）“江北旱災”之日比，丁戊年間的義賑所對應的地域範圍和時間跨度都大了許多。顯見得依靠私人之間的交誼來維持這種長時間和大範圍的義賑已經不足應付，而後是商紳群集的上海先後出現“公濟同人會”、“協賑公所”那樣專辦賑務的機構。這一類機構提供了一種維係群體的章法，同時其麵向社會的自覺也使原本發起於個人的賑濟事業獲得了更多的公共性質。管理這種機構的經元善遂因之而成了丁戊年間上海義賑的主持人。
商界中人倡義賑，其說服自己和說服別人的道理都取自於中國人的傳統和文化。鄭觀應作《上海籌賑公所勸募河南、山西義賑公啟》，即引“孟子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為天經地義，又以“大富貴必從陰騭中來”動人之心，經元善作《急勸四省賑捐啟》，而通篇之中的理路全在“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和“善惡報應，一定之理”。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這些道理已傳承千年而為人人都懂和人人都信，因此，也隻有這些道理才能夠入人之耳並且入人之心。與之相對稱的，是江南社會中舊有的“果育堂”一類以慈善濟世的民間組織因其理路相通而可以自為榫接，遂從一開始便成為義賑依托的起點並且始終成為義賑中的部分。因此，就這一麵而言，江南社會所發起的義賑裏顯然內含著一種曆史的延續。但作為長時間而且大範圍的施濟，與長時間和大範圍相表裏的，是丁戊年的義賑不能不隨饑荒之所在而遠走，既“不擇地”，又“不擇人”。比之鄉土界域中的以遠近辨親疏，這種不分等差已是越出了前代行周濟的常軌。而隔著遙遠的距離向華北諸省施濟的江南社會，其實主要是江南的城市社會。其間上海的商界中人立“協賑公所”之後，蘇州、杭州、鎮江的商界中人次第從而效之，各立同類機構“欲糾滬上合誌聯鑣”。“合”和“聯”都在把事情做大，而由此派生與蔓延，先後因賑事而同上海相串連的還有鬆江、金陵、紹興、寧波、嘉興、錢塘、慈溪、福州、九江、安慶、漢口、煙台，等等。大半都屬當日中國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以規模而論，已是史無前例。據後來的一則記載大略概括，這場義賑前後累計共集“百十萬之銀”。就彼時災區進和出的總量而言，以“百十萬之銀”分賑數省，本不能算是一個支配全局的數目，但作為大規模的社會活動，這個過程自始便由商界中人作主導，並以工商所在的城市為義賑的中心，則非常明白地說明：與士而紳者比，商而紳者握有和籌集的物力都更多。因此，時至19世紀後期，本在農業社會中產生和形成的“藉眾力以周眾貧”之事，其重心已在移向初起的工商社會一麵。這種變化先起於丁戊之際的江南，後來的歲月裏則會逐漸擴大。
江南社會的義賑顯示了從曆史中延續而來的傳統在那個時候發生的變化。同一個時間裏，還有遠來的西方人直接進入華北施賑濟，“確實訪察，酌量給予，以救民生”。他們的活動既不在朝廷和地方的“官力”之內，又不在民間社會的“合誌聯鑣”之內。這種做法另辟一路，無疑顯示了發生在丁戊年間救荒過程裏的更多的變化。西人介入中國的賑災，主體是傳教士介入中國的賑災。這些人越出口岸之外穿走於中國社會的下層和深處，遂非常自然地成為西方人裏最早而且最切近地目睹天災、饑餓和死亡的人。彼時正在山東傳教的李提摩太身處饑民四圍之中，曾經以上帝的名義在青州散發過“救濟金”，之後便一路走入賑災的局中。他後來追敘自己在丁醜前一年的夏天寫信給“上海聯合教會的詹姆斯·托馬斯（James Thomas）牧師，描述了山東令人喪氣的災荒情景，建議他在上海的外文報紙上發表我的報告”。
這種報告是入華的西方人寫給入華的西方人看的，於是華北的天災和饑餓經由西國文字的“描述”而不斷傳入了口岸的西人社會。在那時候的中國，這樣的報告不會僅僅出自一人和出自一處。隨這些報告而來的，是“不同的港口都成立了救災委員會”，以從事於在口岸社會的西人中和遠隔重洋的西方世界裏籌集捐款。其間上海的救災委員會最初以山東賑災委員會為名稱，應當同李提摩太的報告更多一點因果和關聯，所以次年這個委員會集款賑濟山西，借重的便是這個在山東獲得了閱曆和經驗的牧師。而後是以傳教為事業的李提摩太因其奔走救饑的風塵勞苦而成了“西國助賑”的典型和代表。當日中國人敘述這一段情節，印象深刻的也是傳教士。一則記載說：
光緒二年，直東荒旱，民不聊生，惟東省尤甚。英國郝牧師、花牧師於本年九月間，往山東等處宣講福音，親樂陵、陽信各處。
居民困顛，連日不舉火者半，日食一餐者半，且樹葉、樹皮民悉食盡。牧師目睹時艱，焦灼五內，因函致北京、上洋各處西友，凡牧師之知己靡不達知。西友皆慨然相助，以恤華黎。
另一則記載說：
光緒四年，各省荒旱，惟普[晉]、豫二省其苦異常，餓殍之人，不止過半。雖各處籌捐，賑款不為不巨，無奈廣地廣人稠，按口分給，實杯水車薪。幸賴西國教牧將此情函致通商各口，已得數萬金，前赴晉、豫二省助賑。
這些記載說明：丁戊奇荒改變了華北的生存狀態，從而改變了中國人與西方人在這個獨特空間裏的人際往來與人際關係。“目睹時艱，焦灼五內”，說的是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同情與仁心，而這八個字出自中國人的筆下，又表達了對西方人的一種認知和理解。李提摩太後來說：
“在英國國內和中國沿海各商埠籌集的款項一共有二十萬兩”。其中的十二萬兩由他主持在山西發放，剩餘的分作兩部分，分別由天津關道盛宣懷、“海關的布德（Budd）”以及“直隸的新教傳教士和華北的天主教傳教士”發放。比之他在山東分發的那些碎銀子，“二十萬兩”已屬“西國助賑”中的大頭。然而以此為幅度計總數，則西人籌集的賑款顯然既不能及朝廷截漕、發帑、協濟、開捐提供的上千萬兩，複不能及江南義賑所得的“百十萬”兩。但這些來自歐西和口岸的賑款卻不僅是一堆銀子，而且是一種關聯。這種關聯顯示的，是19世紀後期發生於中國社會裏的不寧和動蕩已為中國之外的世界引入觀照之內，並正在直接引出那個世界的反應。而這些銀子經由西國傳教士散入饑民群中的過程，又是西國傳教士在眾目睽睽之下勞心勞力的過程。其間時疫由天災而起，則因救災而觸時疫的事便常常發生。西人有一段記述為當日寫實，曾說“那種病已經帶走了天津的好幾位優秀傳教士”，又說美國長老會的阿爾伯特·瓦爾廷（Albert Whiting）赴山西施賑濟，“剛到太原”便染疾而死，“成了熱病的犧牲品”。這些人雖是彼族，而以民間社會的眼光判斷，則與身當賑務“勞瘁”而死的地方官可以同歸一類。因此，在長江流域群起的反洋教正此落彼起之日，同時的華北卻出現過山東的災民給美國傳教士送萬民傘；山西的災民要把英國傳教士的相片供到廟裏的事。南北之間的這種差異，以其各自不同的曆史內容表現了中西交衝裏的曲折和複雜。而《申報》表彰“西國助賑”，常常會引西人之法則比官界的顢頇，由此引出來的議論和思考又屬更深一層的曆史內容了。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