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至當年秋冬之交，《申報》又說“滸墅關沿塘一帶，近有饑民自北而南，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推小車，或撐小舟，或稱山東人氏，或為江北口音，紛紛者不一”。魯南與江蘇相鄰，是以華北五省之中“山東人氏”先到。次年，江督奏報，“豫省饑，紛紛南下，徑抵徐州一帶”，於是河南的“逃者”也在集群南來。在相近的時間裏，與這種南來相對待的還有北往。一則記載說：“山東各處亢旱已久”之日，渡海赴牛莊“避荒”之人“紛至遝來”。其間曾有過一天之內到“八千餘名，其餘之至他處馬頭者尚屬日日源源不絕”的人潮湧動。膠東與遼東隔海相望，這裏所說的“避荒”之人大半應當來自那個地方。然則與魯南相比，顯見得同屬一省的饑民在遷徙的時候常常會有不同的路徑。
而由於發生在光緒初年的這種饑民變成流民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脫出了舊日的社會秩序，因此，流民所到的“城關市鎮”同時又會成為無序衝擊有序的地方。於是而有屢見於記述之中的流民與當地居民、商戶的紛爭，以及“外來饑民交訌，人心洶洶”的一境不寧。當日南北皆以設廠施粥為辦法，以就地留養而“安集流亡”。但在設廠施粥以“收養饑民”的空間裏，則是饑民“就食苦於日集，且廠內人多氣穢”往往致“時疫”漫延，“死亡相繼”。而或“蓬席遭焚”則“數千災黎，熸於一炬”。以常態社會論，這也是一種無序。而一旦“粥少人多”引發災民爭搶，弄到“司事者”能夠“阻止”的範圍以外，這種“收養饑民”的粥廠便成了一個“擁擠斃命，日必數十”的場所和一個不得不“派兵彈壓”的場所了。類似的場麵南北俱見，正說明在流民向四方移動的時候，由天災造成的社會震蕩也會隨之一路遷徙，從災區傳遞到四方。
然而用“收養”的辦法截留這種盲目流動的人群和人潮，猶是地方官各自努力，在已經脫出了社會秩序的人口中重建社會秩序。與這種流動的饑民相比，更難對付的還是那些在脫出了秩序的過程中走向嘯聚的饑民。丁戊之際的華北戾氣彌漫，在萬千人餓斃的地方，則極度的饑餓不僅在導致死亡，而且一定會催生個體的暴力和群體的暴力。隨後是“饑民聚為盜賊”的“肆行搶劫”和“明火拒捕”成為災區裏比比而見的亂世社會相。一則記載說“強梁者白晝劫奪，聚散無常”，與之相類的還有“饑民乘夜肆掠”和“饑民四起劫掠”。這些說的都是那個時候嘯聚行劫的臨時性和散漫性。饑民的暴力用來作餓中求活，因此其一時嘯聚的“劫”和“掠”，大半都會以旋起旋落為個別發生的方式和普遍延續的方式。然而在一個劫掠屢發的時期中和劫掠群發的地域裏，劫掠便會自為彙集。光緒三年（1877）秋，言路陳說陝西“大荔、蒲城等處搶糧傷人之案迭出”，而“韓城之白馬川，聚人數千，遊勇土匪，互相煽亂，並有軍械旗幟”。這種“聚人數千”的場麵當然是彙集而來的。稍後曾國荃奏報“晉省既苦荒旱，秦、豫又皆災歉，鄰封會匪、刀客、教匪與饑民勾結滋事之案，動輒數百人、千餘人不等”。在這些因“勾結滋事”而聚為一群的人裏，顯然是既分不清晉省、秦省和豫省，也分不清“會匪”、“刀客”和饑民。把他們串結起來的都是饑餓。在巨祲所罩的地方，這是一種共性，因此同時的直隸也有群聚呼嘯而劫掠於六七個縣之間的“砍刀會匪千餘名”，以常理推度，其中不少應是被席卷和裹挾的饑民。
而當無告的饑民次第變成了奏報與詔書中的“賊”與“匪”的時候，則本來的天災已在一個一個的地域裏轉化為兵戈對兵戈的民變了。於是當日的華北災區，丁戊奇荒又同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內在地連在了一起。
二
農業經濟的中國常常要麵對天災，並因之而常常為天災所困。而與之相對應的，則是救災的荒政成為朝廷治天下的一種要務和士大夫濟時的一種學問。成書於乾隆中葉的《賑略》說：“茲逄也逢頁聖天子恫瘝民瘼，每遇偏災，發倉賑濟，借糶蠲糧，動輒數十百萬，曆稽史冊，亙古未有。”這段話說的是君權重荒政；而“發倉賑濟，借糶蠲糧”之從容和裕如，又反照了18世紀中國的倉儲和物力之足以濟用。但時至19世紀後期，在兩次失敗了的民族戰爭和一場綿延了十多年的內戰之後，倉儲和物力都已在長久的兵火之中消耗殆盡。光緒三年（1877）曾國荃剛剛巡撫山西便直麵巨荒，曾於四麵拮據之際追說“軍興以來，晉省奉撥協濟各路及各省餉項，無不竭力籌解，先後核計不下二千萬兩”，而留下的則是“地方之凋敝，司庫之空虛”。當日的地方雖各分畛域，但既在同一個曆史因果之中，彼此之間相去便不會太遠。因此在相近的時間裏，山東巡撫丁寶楨說“各屬倉儲，從前兵燹災歉，早已動用無存；庫款經年來指撥過多，又複萬分支絀”。而處在山西和山東之間的河南則扼於“被災至廣”而又“儲積皆空”；直隸則扼於“連年賑撫”之後已經“四盡三空”。這些地方同時遭逢了“二百年未有”之大祲，但每個地方在久苦支絀之後既缺乏可以用來禦災荒的存糧，也缺乏可以用來禦災荒的財力。因此與18世紀的荒政之各有條理相比，此日中國受命賑撫，在苦旱裏救饑的地方官則各自“竭蹶不遑”，從一開始便立於無可措手之中。曾國荃說：“國荃抵任五旬，禱雨已四十日。靡神不舉，無術蘇息”；閻敬銘說：“目睹慘狀，夙夜憂惶，寢不成眠，食不甘味”；李鴻章則作奏章，“以身膺重寄，補救無方”而“深自咎責”並“請嚴譴”；袁保恒則“自為文告”，發心願“以身代民殃”。這些人都在為萬千災黎司命，但由“禱雨”、“憂惶”、“自咎”和“以身代民殃”所表達出來的卻大半都是窮匱之中的心長力拙。
兩者之間的矛盾，顯示了彼時官的悲哀和民的悲哀。與官和民相比，紫禁城裏的深宮與人間的饑荒更遠一些。然而當此旱魃為虐之日，“道饉相望”則“民情無定”，由此很容易引出“為患不可勝言”的惴想。於是赤地千裏和哀鴻遍野都不能不進入帝王“實深廑係”的關念之中。而後疆吏“禱雨”，九五之尊也禱雨：“曾經迭次親詣大高殿拈香，並派惇親王奕誴等分詣時應宮等處拈香，虔申祈禱”，等等。
其間還有過七歲的皇帝下詔罪己，因天時久旱而對自己作層層的道德追問。這些情節未必一字一句都能以考信之法閱讀，但“虔申祈禱”和下詔罪己於大祲蔓延和饑餓蔓延之日，則由此表現出來的緊張和惶迫無疑是真實可信的。在帝王的緊張和惶迫裏，應當同樣有著“方今籌款匪可易言，而濟賑之需，非巨款不能普被”的心長力拙。與地方相比，朝廷以有限的物力挹注於八麵呼求之間，因此朝廷更多一層挪東移西，顧得頭顧不了尾的捉襟見肘。
光緒三年（1877）秋，山西的地方官正以“司庫一空如洗”對“四境啼饑號寒”，深為手中無錢愁苦，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已嚴辭彈劾晉省“應解西征軍餉不遵奏定餉章”，並挾兵事為重勢指索“籌解遲延”的西餉。之後是管餉事的山西藩司以“溺職”致罪而被朝旨革職。
這種災年“追呼”逼債的事實，說明了那個時候的中國八方交困地同時麵對著種種不能不做的事，並因之而在救災之日還要支付“賑撫”以外的大筆開支。其間的始末，便以荒政為兵事讓路為結果。然而當此“數百萬哀鴻環泣哀求”之日，則“救荒以辦賑為第一要務”又是道理之所在和利害之所在，由此形成的壓力不會比兵事更輕。所以，同時又有朝旨舉晉省“賑撫勢難稍緩”為理由，令李鴻章“酌量借撥”，從他一手提調的“海防經費”裏挪出一部分供“曾國荃派員領解回晉，核實散放”。窮迫之中的山西遂因此而得到了十萬兩救急的銀子。彼時海防是牽動朝野的大題目，而以山西為實例，顯見得又是海防在為救災讓路。但像這種荒政為兵事讓路和海防為救災讓路的一時權宜，又以其挖此填彼拆東補西的全無章法，說明了丁戊之際的國家度支已經很少再有能夠通盤籌劃的餘地。其間朝廷曾因“山西、河南兩省被災極重”而“迭經截漕發帑賑恤窮黎”。然而曾國荃說晉省“災處太廣，即擇其必不可緩者加以賑施，約計非三四百萬金不能濟事”；袁保恒說豫省“災廣民眾”且日困一日，“非二三百萬巨款，不能救垂斃之命”。他們日在大祲之中救饑，見到的都是真相，但若以他們推算的數目為準尺，則其時“截漕發帑”所能提供的物力實在差得太多而“不敷之數甚巨，尚須呼籲瀝陳”。於是當漕無可截和帑無可發之後，朝廷之“廑係”遂化為天下分攤，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山東、四川、廣東，皆奉旨“每省協濟山西、河南兩省銀各數萬兩，俾資賑需”。這種被稱作“協濟”的分攤，沿用的是國家調度天下財政的成法。但在內戰之後的中國，已經此日不比從前，協濟之法所代表的全局性非常容易被現實中的畛域和疆吏觀念中的畛域所消解，使奉旨指撥的種種物事常常會在延宕中被不明不白地拖掉和淹掉。因此協濟雖然出於聖旨，而時當“各省多不寬裕”之日，“各省”大半都不能以濟物利人為心甘情願。之後是聖旨之外，受濟的災區尚須“備函諄懇各省”，用“赧顏求助”之法化私誼為公義，以冀一得“垂憐”。當日曾國荃致書兩廣總督劉坤一，說是“尚祈俯鑒愚衷，憫其苦況，設法援救。垂手雲天，晉民固膜拜焚香，感頌仁慈之廣被”；致書署兩廣總督吳元炳，說是“閣下公忠體國，賙恤為懷，定能上紓乾樞宵旰之勤，下解晉民倒懸之急。”務祈“將請借、協諸款俯賜籌解，以救殘黎”；致書浙江巡撫梅啟照，說是“大君子惠濟為懷，定能關垂始終，則感頌鴻施，固不獨三晉士民已也”；致書山東巡撫文格，說是“冒昧奉瀆，務求迅賜解濟，以救殘黎，感荷生成，益無既極”，等等。其辭卑而氣弱已如同沿門托缽。曾國荃為晉省求告，同時的袁保恒也在用沿門托缽的辦法為豫省求告，時人說其手書紛紛，“與各省乞貸信函，不啻聲淚俱下”，比之“赧顏求助”猶且更過一層。“聲淚”和“赧顏”皆意在以文字作感化。然而事關物利之盈絀得失，則“聲淚”和“赧顏”的感化力其實都是有限的。曾國荃寫了那麼多言之“諄懇”的信，後來盤點說：
南洋經費雖“奏明以五成之半解晉”，而“半載以來”，真能到手的“合計不及萬金”。至“其餘各處，屢經函促，嗣接回書，均難實靠”，顯見得多數都要落空。協濟之“均難實靠”，說明了畛域之不易抉破，而其背後則是貫穿於種種畛域之間的“財賦之絀，幾乎天下同然”的一時共性。這種接二連三的截漕、發帑、協濟，具見朝廷在賑災中付出的心力，而截漕、發帑、協濟之接二連三的難以奏功，又具見這一套自上而下挹彼注此的辦法已經遠不夠用。因此，在截漕、發帑、協濟的同時，還有“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吏科掌印給事中郭從矩先後奏請，收捐花翎、藍翎及道府州縣京外各實職官階、虛街、封典等項”，以及山西巡撫曾國荃會同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仿照黔捐章程收捐”，以移來填補豫晉兩省“賑款不敷”的窟窿。比之自上而下的挹彼注此，這種放手開捐的辦法則出自自下而上籲請，而後奉旨“照準”，其起因和理由全在於“計惟勸辦捐輸，以補官力之不足”。在那個時候，言路以道理論是非，正痛詈“捐輸之害”，並主張“亟行停止”；而地方官為“賑費不敷接濟”所扼，則不能不著眼於“果能多收一分捐輸，即可多救一分民命”的兩相權衡之間。自軍興之後借開捐“濟餉需”已曆時二十多年，朝廷不是不知道開捐一途裏“種種弊竇不一而足”，尤於“吏治澄清之道”多所“窒礙”。因此光緒四年（1878）曾有過“自應及時停止，以肅政體”的上諭。但此時丁戊奇荒所過之處留下的滿目災象尚在無可收拾之中，其間的山西累年苦旱之後“錢糧停征，本省一無進款”，救饑賑災“之借以支持者，實恃捐輸為一大宗”，在華北五省之中尤其拮據異常。是以朝廷意欲停捐而疆吏苦求“展捐”：
至於善後事宜，如招墾荒地，采辦耕牛，籌給籽種，及買還倉穀，興廢繼絕諸大端，在在需費甚巨，本省旗、綠兵餉，州縣驛站馬幹，及各項留支坐支，平時專取之於地丁一項，自賑務既興，入款悉成畫餅，每遇緊急之時，不得不於捐輸項下通融挹注。今捐輸已停，外援絕矣。
而“側聞部庫空虛，既不忍屢作發棠之請，遙念鄰封支絀，複不敢長為竭澤之求。再四籌思，舍展捐實無他策”。據當日地方奏報裏的數字作總計，自“辦理捐輸”之後，山西一省由此而得的銀子累積已達上千萬兩。雖說這些東西一手進來一手出去，進和出之間並沒有剩下來的留餘，但就賬麵上的數目作估算，已經比截漕、發帑與協濟的總和還要多出不少。這種“官力”不逮開捐的事實以其量化了的對比提供了醒目的說服力，使得久被詬病的捐納因災年賑濟的“實無他策”而獲得了一種合理性。於是“自應及時停止”的東西便成了可以再議的東西。
丁戊之際帝王和疆吏的“禱雨”、“憂惶”、“自咎”、“竭蹶”和截漕、發帑、協濟、開捐都說明：在荒政被當作國家大政的政治傳統裏，朝廷和地方雖然時時以物力支絀為苦，而意中則皆以官家承當賑濟和主持賑災為法之應有和理之應有。與之相對稱的，是身在這個過程之中的大小官員一個個卷入顛沛之中，成為責任所在的人和勞瘁交集的人。
其間的極端，則是大量的地方官員死於責任所在和勞瘁交集。光緒四年曾國荃奏報“在任候補知府絳州直隸州知州陳世綸、同知銜升用直隸州知州趙城縣知縣劉祥瀚”辦理賑務“積勞病故”，並追述說：
該故員等自上年亢旱以來，朝夕祈禱雨澤，地方既已成災，周曆鄉村，逐畝履勘，清查戶口，勸捐籌賑。凡屬可以救民之事，莫不竭力盡心，茹苦忍饑，衝風冒雪，精神因之消耗。今年疫氣流行，該員等不避艱難，馳逐郊關，因而染病，臥床不起。
而臨命之時猶“親作手書，請撥賑糧，乞員瓜代，並稱自知萬無生理，但一日不死，即當一日為地方拯救生靈。其言極為沉痛”。在二千年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長久灌溉之後，這些歿於“不避艱難”的地方官做到了死而後已，並因之而在一個變遷劇烈的時代裏折射了儒學民本主義和民生意識的最後一點餘輝。當時的山西，像這樣的州縣官不止一個兩個。因此曾國荃由此引申，言之慨然地說：辦賑以來，“凡屬賢能慈祥之吏”常常“無暇計及一身”而“不辭勞瘁，積日既久，或猝故於中途，或溘逝於差次。自初至今，計候補及在任正佐各員物故者，已近八十員”。且“率皆身後蕭條，棺殮一無所資”。就一省而言，這個數目已不能不算是官員的大批死亡。過了兩個月，他在一封信裏述及同一個題目，說是晉省“統府、廳、州、縣各班，本僅二百餘人”，而先後身故的“正佐教職已逾百二十餘員，多半歿於差次，率皆無以為殮”。奏折和書信裏所說的“中途”與“差次”，指的都是賑災救饑的過程之中，然則這個過程裏的“故”、“逝”、“歿”應當皆屬以身殉職。若以奏折中的“近八十員”比書信中的“已逾百二十餘員”，顯然是兩個月裏又死了四十多個官員，其密度和速度在清代的曆史上已屬沒有前例。而山西的曾國荃之外，同時是直隸的李鴻章也在奏報“保定城鄉粥廠、粥會在事官紳紛紛病故，天津等處亦有辦賑疾歿之員”。顯見得同在一場災荒之中，便同在一種因果之中。因此，同罹此劫的陝西亦多見地方官死於事，其間榆林一地至“前後三令皆死於疫，道繼之”。在河南，則不僅地方官死，而且奉旨幫辦賑務的欽差也死。這種“在事各員疲於奔命”而致“死喪之酷，人人寒心”的場麵，以那個時候的真人真事說明了旱魃為虐之日，曾有過一麵是災民因饑餓而斃，一麵是職官因“勞瘁”而斃的事實，當日稱作“官民皆同轍涸之魚”。就人口的總數而言，後一麵所占的比例當然不會太多，但他們出自國家權力並代表了國家權力，因此他們的“勞瘁”，正顯示了當日的國家權力仍然循行於18世紀荒政舊有的路徑之中，雖常常“力不從心”而“罔知所措”，卻始終在一個饑荒社會裏艱難地維持著“以拯災黎”的過程和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