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晚清的地方吏治在州縣的“輪署”和“委署”之中變得無複舊日模樣。然而以缺分之有定為限度，更多候補的做官人猶在“輪署”之外久俟而不可得。這些沒有俸祿的職官既已分發到省，便成了疆吏所管和應管的人。於是從南到北，“各省候補人太多，澆裹無出，勢須給以差使”。“差使”不同於缺分，就候補的本義是候缺來說，這是在別開路徑。與缺分之有定相比，“差使”數目無定，是一種可以由疆吏自為興作而直接支配和隨意支配的東西。鹹同兩朝十多年的內戰造成了疆吏管地方的集權之勢和種種變動改作，這個過程催生出各色以“局”“所”立名而不在官製之內的機構，而後是缺分係於有定的官職，差使則係於這種自創自立而不在官製之內的機構裏。因此，在州縣的“輪署”和“委署”之外，還有“每局每卡多者輒數百人，少亦數十人”的奉劄委當差。局卡裏的“數百人”和“數十人”能夠各奉劄委，是其各有功名，從而都是候補官。19世紀後期的中國，這一類因權力的變動而產生的機構一經在內戰中出現，又會在後來的時勢變遷裏不斷增多，與此同時，則是附生於這些機構裏的候補官也在不斷增多。光緒十年（1884），戶部曾列舉說：
查各省散置各局，已報部者，於軍需則有善後總局、善後分局、軍需總局，報捐總局、籌防總局、防營支應總局、軍裝置辦總局、製造藥鉛總局、收發軍械火藥局、防軍支應局、查辦銷算局、軍械轉運局、練餉局、團防局、支發局、收放局、轉運局、采運局、軍械局、軍火局、軍裝局、軍器所、軍需局等名目；於洋務則有洋務局、機器局、機器製造局、電報局、電線局、輪船支應局、輪船操練局等項名目；於地方則有清查藩司庫局、營田局、招墾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發審局、候審所、清訟局、課吏局、保甲局、收養幼孩公局、善濟堂、廣仁堂、鐵捐局、戒煙局、刊刻刷印書局、采訪所、采訪忠節局、采訪忠義局等名目；其鹽務則有各處鹽局、運局、督銷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則有百貨厘金局、洋藥厘捐局，暨兩項各處分局更不勝枚舉。其未經報部者尚不知凡幾。
朝廷管不到這些機構，所以代表朝廷的戶部稱之為“各局林立，限製毫無”，而尤其不滿於其間的“事應責成司道廳州縣者，亦必另設一局，以為安置閑員地步”。戶部以地方立局“安置閑員”為非，而其間的矛盾在於“閑員”由冗官而來，冗官由捐納而來，捐納由度支不給而來，溯其源頭，閑員之多，本出自戶部助成捐納而來。因此，戶部批評地方雖言之侃侃，而手裏的道理其實隻有半截。但用“安置”一詞來表述正在這些機構裏當差的眾多候補官，則又真實地說明了那個時候的“差使”常常是不立規矩而大小由之的，從而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則記載說由捐職而候補，“道員到省後，督撫以其官大本大，無論何人均有一差，每月薪水銀百兩，或五十兩，由厘金項下支取。知府二三年中，亦必有差遣”。在這一類按捐官的資本分等類的場合裏，“差遣”或“差使”大半成了別具樣式的周濟。當日的一個京官意不能平，則直白地稱之為“贍養”。顯見得借助於“各局林立”，大批本屬遊離的候補官才能夠找到托身的地方，從而在清代官製原本有限的空間之外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世紀後期出現於地方行政係統裏的種種新立的機構，與19世紀後期彙積於官場之中的成群候補官之間自始即共處於曆史造成的連接之中，而在其內裏，則這種曆史造成的連接之中同時又有著曆史造成的因果。在鹹同之交的內憂外患迭連迫來之際，被接納到“各局”裏來的一群一群候補官，其初本是一起營造了這些以“局”立名的種種機構的人。當內戰攪動天下之日，同時又是國家調度兵事和財政的權力一節一節移入軍中的營務處、地方的糧台和督撫的幕府之日，出入於這個過程之間而壘砌起新的權力結構的多半皆屬可以由疆吏劄委的候補官；時當西人的逼迫促成了中國人的自強意識之日，自強促成了效西法買船買炮、造船造炮，出入於這個過程之間而為洋務別開一重門徑的，多半也是可以由疆吏劄委的候補官。比之朝廷裏的六部堂官，疆吏更容易表現一點善待候補官的心願，其間的淵源，大半起端於此日的同舟共濟。
同治二年（1863）曾國藩推重久在湘省做候補官的黃冕，說是“湖南設立厘金鹽茶各局”，多係其“創定規模”並一手提調，而後能得“籌餉之力”，以成累年之“供億浩繁”。當內戰蔓延之際，像這樣的人和事在湖南以外的地方都應有而且都會有。而以後來國家度支之法的大幅變動作比照，則黃冕一班人此日“創定”的“各局”，正是在另立一類過去從來沒有過的衙門，把朝廷下移的財政權力綁定在地方。一旦綁定，這種權力便成了朝廷再也收不回去的東西了。在當時的中國，這一類事脫出了祖宗家法而不在成例之內，顯然是隻有不在缺分之內，從而無需恪守成例的候補官才能夠放手做和做得好。而日後疆吏漸居天下之重，其麵對新問題和老問題，新權力和舊權力互相舛錯，於別開生麵之中猶能行之井井有條，則正是通過這些人的“創定”和提調才得以實現的。於是這些本應被算作冗官的人們，在身逢其時裏便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國權力結構的變遷，從而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國的曆史變遷。與湖南的“厘金鹽茶各局”比，淮軍初入蘇南之日，要的是立局“專辦製造事宜”。這種事比“厘金鹽茶”更難下手，從廣東被調到上海的“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丁日昌”遂以其善能效法“西人秘巧”而一時見長，成了李鴻章非常倚重的人。後來“設局製造”的場麵從小到大，從少變多，並且由製造派生出航運、電報、礦業、鐵路，而繼丁日昌之後督管這一類局務，並因之而姓名經常被列入奏章的人物，以功名而論，則一個一個都身屬“江蘇補用道”、“江蘇候補道”、“分發補用道”、“三品銜候選道”、“直隸候補道”、“選用知府”、“補用知縣”等等之列，仍然是一群有官職而沒有缺分的人。像這樣以製造為專業以及由製造推衍出來的各色洋務衙門從一開始就出自野生，並因其出自野生而與彼時既有的官製全然不可對應，於是不在缺分之內從而遊離於官製之外的候補官，便以其群體的存在而現成地成了機構裏的主事人和辦事人。所以，以曆史過程論人物之走勢，則西潮浸灌催生出中國社會新陳代謝之際，這些人曾比官僚群體裏的其他人更早地介入和更深地介入新陳代謝的曲折和起伏之中。同治末年李鴻章深感科舉不能出洋務人才，曾主張“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以資造就”。然而就其主持洋務運動三十年之間所委用、調度和識拔的眾多候補官而言，顯然是“考試功令”未必真能阻格洋務。在科目還沒有到達能夠“變通”的時候，一群一群的候補官其實已經彙成了一種別樣的另開“進取一格”。比之二十世紀初期廢科舉、開學堂所產出的遊學生和新學生用心於鼓蕩思潮，則這些人留下的事功雖多在形而下一麵，但直觀而見，已不能算少。因此，就曆史事實而論，正是冗官之寬為李鴻章彌補了科舉之狹，而後能成其“設廣方言館、機器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磁州開平煤礦；廣建鐵路、電線及織布局、醫學堂；購鐵甲兵艦；築大沽、旅順、威海船塢台壘；遴武弁送德國學水路軍械技藝；籌通商日本，派員往駐；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等等的“凡所營造，皆前此所未有也”。然則以“厘金茶鹽各局”和“設局製造”為實例說19世紀後期的曆史變遷和新陳代謝，則彼時大量產出的候補官裏，是常常有人在做實缺官所做不了的事。此謂之“天下有事，功名多途”。
在一個尚事功的時代裏，捐納保舉雖人品各異，但以辦事和做事而言，則大半更能應時。作為一種對稱，是當時人常常說的大吏“喜用軍功捐納”。由此形成的，已是一種官製史上非常奇特的現象。而戶部在奏議裏列舉的“各局林立”雖然五光十色，其實大半都是從這個源頭中派生出來的。因此，當滿坑滿穀的候補官為一世所指而久被訾議的同時，“局”中的“總辦”、“會辦”和“委員”依然是進進出出的候補官。
這一類事實的存在和延續，說明了周濟與“贍養”之外，被看作是官場多餘人的候補官有時候會被卷到曆史過程的深處，並以自己的施展手腳與其間的成敗得失相為因果。而這種留在了曆史中的痕跡與周濟和“贍養”共存於19世紀後期的中國，又寫照了晚清候補官員之各式各樣和不可匹比。
始於鹹同之交的數十年裏，捐納和保舉造出了清代二百多年裏從未有過的冗官群。他們中許多人的光陰大半都是在等候“輪署”和“差委”中消磨掉的。而“候補人眾事少，非鑽刺夤緣，請托求乞，不足以合上官之意而動其憐”，且“又困於擠排，以故工巧之術，軟美之態百出其途，以求迎合。為大僚者又無術以救正之，因而相習成風，中才之質盡入下流”。顯見得與光陰一起被消磨掉的，還有立身的節操和仕路的“官箴”。後來官界在時人筆下被當成齷齪的地方，以其遞相傳承的一路演化而言，則是節操和“官箴”不立之後“鑽刺夤緣”和“請托求乞”太多，致“中才之質盡入下流”的結果。然而“以求迎合”雖“相習成風”，其實“求”者太多和應者太少成為常態之日，“求”與應之間常常是不能合得攏來的。趙爾巽作禦史之日曾說：“各省候補中司緊要公事與地方官一律差委者誠不乏人，而終身不得一差者所在多有”。
這種“終身不得一差者”既是年複一年苦苦候補的人，也是到死都沒有得到一點結果的人。而“所在多有”則說的是他們在南北官場中的屢見和普遍。這些人選擇了官場，但官場始終不肯選擇他們。是以他們在漫長的守候之中實際上的生活狀態隻能算是世間的窮民。其中的大批“因稱貸困守一官”者，便成了“始則因貧而仕，繼則因仕愈貧”的人。因此，與“未得則汲汲鑽營，既得則孜孜為利”同樣引人矚目的，是數十年間候補官裏普遍可見的貧與愁。同光年間一個久在湖北官場的士人曾記錄過鄂省巡檢中“候補數年，無一差，貧苦甚，命其十一歲小女乞食”的真人真事，以及久候差遣不可得，致冬日“衣單無棉”而“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內皆食紅薯七文而已”的真人真事。他們雖然已經列入了官界，但其一身一家則猶在饑寒交迫之中而不能脫苦海無邊。另一個士人也記錄過同一類真人真事，說的是候補官中的“饑餓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稟某候補知縣死，方伯委員往驗因何而死，回稟曰：某員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實凍餒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褲，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帳俱無”。按記述人作客幕府的行跡，這件事應當發生在福建。在同一段文字裏，他還記錄了四川一個“饑寒不堪，吞煙自盡”的“候補知縣”和江蘇一個“典質俱盡，遂自經而死”的“即用知縣”。這些人各自候補到死而不得善終，說明了候補的路不容易走得通；而其各自以一死了之，則又說明，一旦身入候補一途，已是既難回頭，又難脫身。與這些人相比，他們中不肯一死了之的人同樣身在困頓之中而又耐不得長久等候，便很容易於四顧無路之中出格求活於法度之外。出自那個時候的一種筆記和一種判牘，都曾敘述過作賊於市井之中的候補官，而敘述既畢，歎為“嗟乎”。這種由官到賊的變化雖是極端的例子，卻真實而且具體地寫照了冗官的落魄以及身處落魄之中德行、綱紀和法度的都不足恃。
保舉、捐納、輪署、差委一點一點地改變了清代的官界法則，這個過程與曆史嬗蛻相交纏並留下了許多悲歡故事。而與之相伴隨的，則是官場世界一節一節的失範和失範之後日深一日的無序。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