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掉了官職的一方事隔多年猶在嘵嘵抱控，是心中的一腔委屈咽不下去，而一經抱控“呈訴”，則事情的曲直亦因之而變得非常迷離，其時的朝旨稱之為“紳幕交通”。在這些涉事的人物裏，被劾的知縣顯見得不能算是一個全無可議的循吏。然而同他作對的“邑紳”用“紳幕交通”為手段，行事也在陰詭而不循常道一路，其間的“挾嫌”無疑不是一種能夠放到光天化日之下的東西。朝廷眼中的紳權常常被歸為“以遂其假公濟私之計”，所指大約正是這一類情狀。因此，酆都的官紳角力最終以“邑紳”去掉知縣為結果，不會是一種單憑是非和道理分出來的勝負。知縣雖然因劾落職，而這個過程裏紳士的“呈控”能夠變成疆吏的彈章，是“邑紳”以“災黎”為題目，則紳與官之間的一己之恩怨已化作地方社會裏的眾生與玩視民瘼的地方官之間的恩怨。而後是其個人“舞文陷害”的背後和深處已直立著鹹同兩朝正在累積的紳權，以及這種起於地方和代表地方的紳權對於疆吏管地方的製約。一個地方的紳士可以自如地“紳幕交通”和“舞文陷害”，本身便反照了這個地方的紳界所既有的聲勢和氣焰，而且紳界以民瘼民生討伐州縣官，其下手之處既合乎儒學的道理，又切中清代的官常，因此知縣雖是職官，但手裏沒有對等的題目作抵擋，遂不能不成了這場爭鬥裏的出局者。比之順治末年吳中“哭廟案”裏那些同知縣過不去的“諸生”最終因“縣令雖微，亦係命官”被殺頭，這段曆史裏的官紳關係顯然已經變得非常不同了。當紳權伸張之日，紳權與地方官相頡頏常常公私，並因之而常常各利其利。但作為一種地方社會裏的力量，紳權的伸張應當不是隻肯做和隻會做“挾嫌呈控”一類事。成書於光緒年間的《鸝砭軒質言》曾以紀實的筆法寫“同年友顧蘭陔比部”事。其中的一則，說的是顧君“為諸生時”通州有胥吏孫成侮讀書人，“顧大怒，邀同學人三五告之牧”，並由此為起端而導致了官與紳之間的公開對峙：
時署是篆者為滿洲依勒通阿，正與吾鄉徐清惠公對席飲，辭不見。顧以為庇成，堅請依，坐堂皇，對閽者辭甚厲。依懼，丐徐為調停。徐令仆挽顧出，顧愈怒，訶之曰：“爾主為郡裏望，今士子為胥吏辱，不平極矣，爾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乎？”眾轟然和，聲振一堂。依見事不能已，惴惴出。顧挾之登坐，厲聲曰：“孫成倚官勢，侮正人，當係之來。”依唯唯，如木偶，手摽票，筆幾墮。
而後是侮辱士子的胥吏被杖和被革。發生在通州的這一場官紳頡頏，縉紳一方是在為讀書人討公道，與酆都那樣的“紳幕交通”和“舞文陷害”相比，其間的是非善惡已是判然不同。然而自國家法度看去，這種事起於胥吏而致諸生“大怒”，又因諸生大怒而糾眾起釁，咄咄圍逼地方官的場麵顯然要歸在“動輒幹預地方公事”和“藉端挾製官長”之類的“不安本分”裏。這個過程一哄即起，三五成群，無須先作籌劃而自能徑情直遂，適見得這一類事在通州並非絕無僅有，並因之而不足以驚世駭俗。而其間的“辭甚厲”、“厲聲曰”和“眾轟然和，聲振一堂”起落於州官的衙門之中，無疑都是在咆哮公堂。作為對照，是通州的州牧由“辭不見”而“惴惴出”，由“惴惴出”而唯唯否否，顯見得是在既驚且懼裏一步步朝後退而越來越中氣不足。以此比彼，是諸生太多高亢而州官太過猥瑣。像這樣兩者都顯得太過的事當然不能當作通例，用來申論天下官與紳之間的普遍性。但由此提供的因果和情節卻比酆都的故事更清晰而且完整，使人可以具體地看到一種以紳製官的曆史場景。在紳權伸張的曆史過程裏，縣官和州官與地方社會的空間距離最近，因此在多數時間裏和多數事端中，他們同縉紳的衝撞和糾葛也最多。然而當縉紳“幹預”的“地方公事”因其牽動太廣在範圍上越出了州縣的界域之後，則衝撞和糾葛也會隨之而走，使巍巍然赫赫然的疆吏同樣要被扯進這種官紳之間的抵牾角鬥裏。光緒三年（1877）陝西旱災，言路方在議“妥籌捐賑”以紓民困，都察院已奏告“陝西紳士聯名呈訴該省荒旱，撫藩厭聞災歉等情”，將陝西的大吏悉數告到了皇帝麵前。當日一報“災歉”便不能不減賦，因此而少掉的則是地方歲收，所以大吏多“厭聞災歉”。但這種“厭聞災歉”一旦被“呈訴”移到了廟堂之中，已是跡近厲政虐民，以清代的官箴相衡量，不能算是小罪。加上“呈訴”之外還有言官引此發議以作深文周納的追劾，遂使彼時巡撫陝西的譚鍾麟被弄得惱怒異常而且狼狽異常。而總論始末，則不能不算是疆吏為紳士所困。與之相類，後來還有“吉林將軍長順與紳士台灣藩司於蔭霖相互參揭”而驚動一時的事。雖然其間的曲折是意氣多而事實少，但由於交爭的兩造官大紳也大，最後朝廷隻能派吏部和工部的兩個侍郎作欽使，去為這種大官和大紳的交爭做個了斷。“陝西紳士”的“聯名呈訴”導致上諭儆飭巡撫；吉林官紳的“相互參揭”召來了欽差大臣。兩者都說明，最初被地方官扶植起來的紳權節節廓展，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常常驚動朝廷，並因之而成了朝廷不得不認真對待的東西了。
原本立足於地方社會的紳士借助於“呈訴”而進入了廷議。但在內戰之後的中國，把紳士與京城連接起來的其實不僅隻有“呈訴”，比“呈訴”更有持久性從而更有影響力的還有籍隸本地的京官。張之洞總督兩廣之日，曾指述順德“庠生何祖康”兄弟在鄉裏“橫恣”，聲勢都來自一個做京官的叔父。以至“赴臬司控辨，並不遵例遣抱具呈，公然以何太史（帶）也第頁函封投，並夾入伊胞叔何崇光新升給事中紅報單一紙”，顯然是氣焰太盛。與此同樣“橫恣”並相互呼應的，則是遠在京城而“身列諫垣”的何崇光“掩匿己私，飾詞妄瀆”，以其一麵之詞在廟堂裏“條陳本省事件”而曲為之說。臬司管一省刑名，是地方上的大衙門。而“遣抱具呈”則是二百五十多年來朝廷勒石學宮，以“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為生員立定的規矩。彼時紳權雖張而規矩猶在，所以酆都被革的知縣喊冤枉，仍然要用“遣抱”的辦法呈訴。以此相比較，則“庠生何祖康”由順德到省城，又徑直“赴臬司”，已是一路如入無人之境。而當朝旨引何崇光的“條陳”向地方作追問的時候，這種“飾詞妄瀆”便成了移到疆吏頭上的壓力。然則紳權而與京官相屬連，對於地方官來說便成了尤其可畏的東西。在順德何家的例子裏，京官與鄉紳之間的聯係是一種家族聯係。
而同時的東莞“紳士創立明倫堂名目，築圍收租”，經營沙田，則是“假一縣學校之名目，以挾製官長”，範圍又比何家大了許多。當“明倫堂”裏的紳士們與地方官各持一端互相扞格之日，曾有“該紳抵縣，語言切實，竟敢昌言於眾”，說是“紳等必入京設法屬人”，將涉入扞格的知縣“參劾”，以“藉圖報複”。其要義正在於借“言官把持地方政務”。這些“紳等”的威脅之辭講得熟門熟路，說明了其時在空間上隔開的京官和鄉紳已很容易被牽到一路裏來。與之相對應，便是京官論說本省本地的話頭也會越來越多，以至於光緒中期曾有上諭專門要就此申論，以規誡京官在這一方麵表現出來的太過熱心：
至在京官員，遇有本籍事件實係有關利弊者，原準據實陳奏。
惟往往有逞意立言，迨經飭查，或窒礙難行，或全無影響，殊非朝廷實事求是之意。官員妄行條奏，例有處分，至本省事件，耳目甚近，尤應核實，何得以無據之詞率行嘵瀆？嗣後京官如有條陳本省事件失察者，應如何嚴定處分，著吏部妥議具奏。
京官與“本省”相距千裏萬裏，雖然上諭說的是“耳目甚近”，實際上身在遠處，“耳目”多半隻能來自同屬士人群類的本地縉紳。因此，“在京官員”立於廟堂之中作“陳奏”和“立言”，常常是在為地方社會中的紳界傳聲。而人君眼中的“逞意立言”和“率行嘵瀆”，又說明京官的太過熱心往往同京官的太多偏鋒相表裏，所以熱心和偏鋒都不為帝王所喜歡。然而這種京官為地方傳聲的過程，又在使紳界的意誌和主張越出地方而能夠自下朝上地升到高處。就這個意義而言，由此顯示的是一種更富深度的紳權伸張。所以這個過程雖然引發過帝王的慍怒，但由後來的曆史作比照，是帝王的慍怒並沒有中止這個與紳權的伸張連在一起的過程。而以傳統中國的政治法則和權力構造為尺度，則相比於紳權在地方社會裏的自我廓展，京官與紳衿的相互呼應要算是一種別樣的聲勢。這個過程裏的典型，是光緒初年餘杭楊乃武與葛畢氏一案屢次京控，曆時兩年，以其情節曲折而最終掀天揭地。情節曲折和掀天揭地都醒人眼目地折射了這種別樣聲勢。一則記載說：“縣令逮楊及畢氏至”，誣以合謀殺畢氏夫，並“脅以嚴刑，五毒備施”，致不勝捶楚，“皆引服”。而“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謂“縣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鋤之耳。乃合詞控諸都察院”。這裏所說的“浙之士大夫”顯見得都是浙江的紳士，而“大憤”則是形容其集體的亢激，但由“縣令疾其把持公事”作推度，則同樣顯見得身為舉人的楊乃武平日慣於好事而喜歡持紳權與官府為難，不能算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另一則記載說獄既成，“其（楊乃武）同年友”春試入都，群“謁鄉人刑部侍郎夏子鬆少寇同善，訴乃武冤”。於是夏同善“密聞於上”，遂使發生在浙江的獄事傳到了帝王的身邊。還有一則記載說：“當是時，浙人官京師者，無不知楊生冤。又案懸兩載有餘，同鄉書函往複，及京官鄉試之自浙來者，互相察核”而且互相影響。因此，同一個時間裏的京控，複審，再京控，再複審，其間始終伴隨著“浙人大嘩”。這些敘述說的都是浙江的京官和本籍的紳士因楊乃武一案而往還交通的情狀。
而“浙人大嘩”，其憤怒所指的都是浙省的地方官。因此“大嘩”之中，伸張公道的意識與守護地方利權的意識是交融在一起的。這個過程在官紳的呼應中形成了廟堂裏的輿論，而後是浙江的案子在朝旨的幹預下移到刑部，並經“提案求證，逐類詳鞫”而一朝翻了過來。這種翻局的直接結果，是朝廷向浙江官場追究“枉坐重罪”和“玩視人命”的責任，隨之而來的便是被追究的一方紛紛跌倒：原審的餘杭知縣革職並“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而且“不準收贖”；兩年間先後涉入了這個案子的杭州知府、寧波知府、嘉興知縣，以及兩個當差的候補知縣全被革職而一網打盡；一同被革職的，還有浙江巡撫楊昌濬、奉旨“審辦”的侍郎胡瑞瀾，他們因為官階太高，當日尤為天下注目。若以“浙之士大夫則起而大憤”對照發生在浙江官場裏的這種從上到下的連串跌仆，顯然是楊乃武一案的悲歡起落始終與浙江的紳權相感應而且相牽結，當浙江的紳權借助於京官而延伸到北京之後，遂成了一種連巡撫也擋不住的東西了。因此，當日以朝旨懲辦地方官為快，而由朝旨懲辦地方官顯示出來的，實無異是紳權打倒了官府。若同廣東的順德與東莞相比較，起自浙江的這一段曆史無疑更正麵地顯示了紳權能夠為官府糾錯的事實；從而更正麵地顯示了紳權的意誌中所包含和表達的公共意識與公共意見。浙江的實例與廣東、陝西、直隸、四川、甘肅、湖北以及江蘇的各成一端，而由此彙為一體以共造當日紳界的社會變遷，便構成了內戰之後的紳權在其伸張過程中的多麵、多端和多義。
多麵、多端和多義都說明了這種權力的複雜和這個過程的複雜，其間的是非良莠皆不可一言以蔽之。但大體而論，曆經二百年久抑之後，晚清廓展的紳權已在越來越明顯地成為一種蓬蓬然茁長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並起伏翻騰於那個時候的四麵八方，為衰世的中國增添了種種小的動蕩和大的動蕩。就其二百多年久抑之後重新伸張而言，紳權本是中國社會裏非常古老的東西。然而時當中西交衝帶來的曆史劇變演為新舊嬗遞之日，古老的紳權為時勢所裹挾，又會卷入這個今時不同往昔的過程，與傳統之外的種種物事相遇於清代後期的最後數十年歲月裏，並因之而與時俱遷，在主動和被動的交雜之中改變了自己的古老。戊戌年間，一個士人在日記中說紳權曰：
凡各省、府、縣，其地多紳士，則地方官不敢肆然為非，而民得少安。試觀江、浙與滇、蜀，其官吏之仁暴，蓋相懸焉。何也？吳、越公卿不絕於朝，而滇、蜀通顯者蓋罕，是故其民之望吳、越如天人，宜也。紳士之多寡，皆視舉人進士之多寡，故中額宜增，亦所以潛扶民權，而為今日救弊之權法也。
把紳權與“潛扶民權”連結在一起，顯然是由中西交衝而派生出來的觀念的新陳代謝。隨之是古已有之的紳權獲得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新義。
後數年預備立憲成為時潮，而後因預備立憲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諮議局；同時是各省紳界以主權為名義向外人爭礦權，以地方為名義向朝廷爭路權，並由此一路撼動天下。在這個過程裏，羼入到紳權裏去的新義已經愈來愈多。於是，在同光兩朝因國家權力的下降而造成疆吏久居天下之重以後，此日的中國已是紳界駸駸乎後來居上，它們既在向疆吏爭權，又在向朝廷爭權。然而由曆史說因果，則這種後來居上正是以內戰中地方官扶植紳權為起點，並在數十年紳權累積地伸張中造成的。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