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共有的敵愾因西人所到之處的地方不能太平而生，因此這種共有的敵愾之此起彼伏和綿延不絕，又寫照了西人所到之處地方不能太平的程度。
然而由地方應對西人，則排拒和堵截大半是從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為止。綿延不絕和此起彼伏的外觀之下，其實都是一個一個不相連接的曆史場景。而這種不相連接造成的時間上的有限性和空間上的有限性，又決定了它們隻能成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衝裏的局部、個別、一隅、片段，並因之而無從伸張和擴展。但在西方人帶來的那個世界已經不可擺脫之日，排拒和堵截雖起於一地一事，麵對的卻是出自那個世界，而旨在從整體上籠罩中國的意誌。這種意誌與暴力相表裏，因此，在這種不相對稱的頡頏裏，局部、個別、一隅、片段都會引出那個世界中的“猖狓”和“鴟張”，並由此演為中西之間的“釁端”。
若其間枝蔓旁生，由此及彼，還會導致“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合縱連橫。“違一言而瑕釁迭生，牽一發而全神俱動”之所以成為憂患，說的正是這種由排拒和堵截演為“釁端”的可怕。一個英國曆史學家後來追敘19世紀60年代末期中英之間的錯綜關係，曾枚舉“短期內發生”的“三樁事件”，以論述當日英國領事對付中國人的排拒堵截，多半喜歡用“炮艦政策”來表達利益和主張。其中一則說：
在台灣的台灣港一係列仇恨教會的攻擊和當地道台沒收了愛利士洋行的一船樟腦之後，吉必勳領事在女王陛下的艦船“阿爾吉琳號”和“巴斯塔得號”保護下，於1868年11月21日占領了當地的港口。這次占領即刻產生了效果，吉必勳不僅取得了損失的賠償，而且還廢除了樟腦的專利權。
這個過程寫出了19世紀英國人在中國的徑情直遂和顧盼自雄。而其時閩浙總督奏告朝廷，則從“台灣樟腦向歸官售”說起，以陳明當地貿易的原本有序；次及“怡記英商遣派洋人必麒麟在不通商之梧棲港口岸勾通奸民，設棧收買樟腦，私運出口，致被截留，遭風漂沒”的來龍去脈，以臚列西人逐利的伸手過長已出條約之界和因此造成的騷然無序；再及“英國領事兼法國領事吉必勳”依必麒麟指唆，“牽及教堂未結各案，飾稟公使，請調兵船，要挾索賠，任意刁難”，一路裏放手強逼而肆無忌憚，用的全是劫法。其層層敘述之中更多了一點細節，因此也更多了一點可以用來判斷是非曲直的具體性。然而當“女王陛下的艦船”應英國人的商業利益召喚而到來之後，本地的中國人眼看著“英船在港開炮七次”而不能還手。最後是沒有炮船可用的中國政府在外國炮船的裁斷下不僅付出了賠款，而且失掉了利權。英法聯軍之役以後，中西之間已經不在戰爭狀態之中，但這一類因通商傳教起釁端而把炮船開來開去的事卻常常在發生。吉必勳（Gibson，John）之前，英國駐上海的領事麥華陀（Medhurst，Sir Walter Henry）已經因揚州的民教衝突動用過“四艘兵艦”；在吉必勳之後，還有英國駐福州的領事辛克萊（Sinclair，Charles A.）“在‘傑娜斯號爺艦隊司令凱帕爾的有力協助下”，用武力“懾服”當地小島村民的做法。領事以外交為職分，其本來的位置應在折衝尊俎一麵，但在這些場合裏，到中國做領事的英國人則顯然不喜歡用口舌論是非，而更多地熱衷於以尚武為事功。除了英國人之外，在相近的時間裏，法國公使羅淑亞（Rochechouart，LouisJules Emilien，Comtede）也曾以示威為用意，帶著“四艘兵船”從上海到南京；稍後又“帶大小兵船三隻”再到九江。公使比領事承擔著更多的外交責任，但羅淑亞也喜好將兵器引入交際以助成事功。西方人用這種把炮船開來開去的辦法為自己造出了罩住對手的優勢和強勢。
在那個時候的中西之間，這是一種長在的優勢和強勢，從而是一種能夠從精神上彌漫而且擴張的優勢和強勢。而作為與之相對的另一頭，則是中國人的每一次排拒和堵截皆以局部、個別、一隅、片段為限，遂不得不因此而都被逼入了無可回旋的局迫之中。於是台灣以賠款為了局。而和台灣以賠款為了局同屬一類並同歸一途的，是排拒和堵截之後的南昌賠款、貴陽賠款、福州“追賠”教士等等。局部、個別、一隅、片段在“牽一發而全神俱動”的逼仄局迫裏常常都是這樣以中國人的單麵吃虧和不斷吃虧作平息的。而平息之後，西人的“另生枝節，滋擾地方”已又在催生新的排拒和堵截。當日朝廷屢困於洋人借“釁端”發為咆哮煎逼而無可應對，直麵的既苦且厄都在“挑釁之不難，收局之匪易”，其瞻前顧後之際，顯然是憎之而且畏之。由此可見，19世紀中葉以後的曆史裏，是中西之間已在交往日深之中，而以這種畸型的方式相交往，則西人不能不依然成為多數中國人眼中和心中的外患。然而視西人為外患，則此日的異態又在於外患不在邊隅而在內地；不在遠處而在身邊。遂使洋人所到的地方，常常是變起於不測的地方，而後是無分士農工商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時人身當其間，以眼見身受比往昔之夷人夷患，當日的景狀便都是出乎尋常和匪夷所思。曾國藩因之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之歎，以明言西人的不可方比與中國之窮於應付。而排拒堵截和咆哮煎逼以強弱之對比為此屈彼伸，與之相因果的則是中國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疆域裏麵和社會裏麵一步一步朝後退。西方人造就了這種畸形的交往方式，他們使中國人與之交往而無可選擇，也使與之交往的中國人因苦於應付而對“洋人遇事專論強弱，不論是非，兵力愈多，挾製愈甚”的一麵識之益深而感之益切。隨後奏議描述洋人麵目，便常見“論勢不論理”、“桀驁繆戾”、“堅忍嗜利”、“恫喝百端”、“反複靡常”，以及“貪縱”、“脅製”、“驕慢”、“繆妄”等等。這些判斷出自歸納，而描述的都是西人對於中國的劫持。與奕訢當初所說的西人“猶可以信義籠絡”和曾國藩當初所說的“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相對比，這些判斷和描述無疑顯得非常不一樣與非常不對稱。但作為那個時候士大夫論洋務的一種共知共喻，這些對於西人鴟張悍悖所作的判斷和描述，其中的主要部分和重心所在同樣出自奕訢和曾國藩一輩人。兩種不一樣與不對稱的辨識推度都來源於同一群人對當日事實的親曆和親知，因此兩者都應當內含著可靠性與真實性。而其間的不相對稱和不能一致，又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具體地反照了西方世界內在的，並因之而是本來的多麵性和多重性。然則不相對稱和不能一致，正是19世紀後期的中國人對陌生作認知的逐層深入和逐漸擴大。中國人由此而切入了西方世界裏的多麵性和多重性，也由此而在認識上日益趨近了一個真實的西方世界。這是一個曆史經驗之外的世界，因此是一個還沒有被完全弄明白的世界。然而在外來的侵逼勒迫層出不窮而起，並隨西人的深入正在由邊界之外移到中國人的疆域之內和社會深處之日，則這個世界不僅是嚴酷的，而且是不能用排拒和堵截的辦法把它同自己切割開來的。
三
同治末年，李鴻章說：“江海各口，門戶洞開，已為我與敵人公共之地。無事則同居而異心，猜嫌既屬難免；有警則我虞爾詐，措置更不易周”。奕訢說：“從古馭外之道，非掃穴犁庭，我誠有以製彼，即閉關卻敵，使彼無以乘我”，而在庚申之變以後的中國是兩者皆已無法做到。他們說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纏繞之不可脫解。其意思正與馮桂芬說夷務的識斷非常接近。但比之馮桂芬的旁觀環視，則這些話出自他們積累的個人體驗，又多了一層局中人備嚐磨難之後的甘苦和憤鬱。由於中國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辦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們帶來的那個世界從空間上分隔開來，於是中國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與西方人的“縱橫出入”艱難地比鄰共處於咫尺之間。這種被李鴻章稱作“同居而異心”的狀態是西方人用兩次戰爭鍛造出來的，所以“同居而異心”的背後始終蹲伏著戰爭的陰影。然而就其曆史內容而論，則是“同居而異心”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影響比直接的，並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戰爭更富廣度與深度，這種廣度和深度所展現的是一個沒有間歇也沒有盡頭的過程；一個從內裏影響和限製中國的過程；一個在侵蝕和抵拒的紛爭中顛簸地延續的過程；從而是一個西方人拖著中國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動蕩和社會變遷的過程。這些曆史內容都在使中國脫出常軌，因此這些曆史內容都是現世裏的中國和傳統中的中國所不能容納的。但與西人比鄰共處於咫尺之間，這些曆史內容卻又已不可逆轉地與現世裏的中國和傳統中的中國連在一起了。對於那一代被強推硬拽著進入這個過程的中國人來說，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種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隨後，在越過了蔑視、憤怒、畏懼、痛惡和驚訝之後，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產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識。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由“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與“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的對舉作起講，以籌議“目前當務之急與日後久遠之圖”。他筆下的“變局”一詞顯然是從困境意識裏派生出來的。次年奕譞作奏論，說“夷務為中原千古變局”；世鐸作奏論，說“庚申以來”是“千古未有之變局”。這兩個人彼時尚不在深究洋務之列，而瞻顧於中西之間，他們同李鴻章一樣，用來作寫照的也是同樣的東西。此後王先謙論時務，以西國合縱“構難中土”為“千古未有之創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創局”為中國人的“智勇俱困之秋”。就其辭意所指，“創局”一詞本義應當是與“變局”同歸一類之內的。在這些人以外發議論而與之成為共鳴和群鳴的，還有李宗羲說的“千古未有之創局”；羅應旒說的“天地自然之運會至於今而一變其局”；曾紀澤說的“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薛福成說的“亙古未有之奇局”，等等。而郭嵩燾使西歸來之後因事賦詩，則曾用“萬國梯航成創局”作詠歎，以表達中西交往和交衝所造成的奇異。相比於他的同一輩人，其詠歎之中當然已多了一種個人的閱曆。
李鴻章、奕譞、世鐸、王先謙、李宗羲、羅應旒、曾紀澤、薛福成和郭嵩燾分屬親王、疆吏、京官、候補道與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見識和取向原本不盡一樣，然而他們引以指稱世相的“變局”、“創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說的卻是同一個意思。以“千古”、“亙古”、“數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運會”為背景，其間的每一個詞彙所映照的都是從未有過而正在發生的巨變和劇變。這是一種由西方人主宰而為中國人不識的巨變和劇變，因此，與之俱來而最為顯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裏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寫出了這種周章和徊徨籠罩下的心頭潮動：
蓋事變如此之棘，時局如此之艱，皆肇端於此數十年內。自開辟以來神聖之所締造，文物之所彌綸，莫如中國。一旦歐洲強國四麵環逼，此巢、燧、羲、軒之所不及料，堯、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今欲以柔道應之，則啟侮而意有難厭；以剛道應之，則召釁而力有難支；以舊法應之，則違時而勢有所窮；以新法應之，則異地而俗有所隔。
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為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詮釋了那代人心目中的“變局”、“創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從而富有代表性地詮釋了當日困境意識的涵義所在和緊張所在。從19世紀40年代以來的“此數十年內”，士大夫與彼族作往還，已曆經了戰爭與議和，會剿與折衝，排拒堵截與排拒堵截之後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經曆都有過挫頓和窘迫，同時是其中的每一段經曆都獲得了挫而後知和學而後知。挫而後知和學而後知都出於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後知和學而後知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軒”和“堯、舜、周、孔”為典範與西人“環逼”下的中國相對比而說異同，則顯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麵。這種從橫看變為豎看的移易說明，在晚清中國的思想曆史裏，中國人的認識過程和認識邏輯是先作中西之比，後識古今之比。由中西而古今，是一個觀念變為另一個觀念。其間的區別在於前者顯示的是差異，而後者顯示的是嬗遞，就認識的程度和向度而言，這是一種深刻的變化。嬗遞所內含的是曆史的時序，因此，當“千古”、“亙古”、“數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運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來描述當時人心目中的巨變和劇變的時候，鬱結於他們困境意識的深處，並通過這種困境意識而表現出來的，其實已是他們在屢經扞格之後獲得的時代意識了。雖說當時初生的時代意識裏還有許多朦朧和懸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卻能夠使中國人一步一步地識得中西之比裏內涵著的古今之比，並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識得中西之爭的真義和要害皆在古今之異。而後，中國人不得不學著用古今之異來理解和應接中西之爭，時人謂之“風會所趨，雖造化之奇，亦若聽命於智巧之數，其不能不相隨轉移者，時也，勢也”。然則以“相隨轉移”說世局，顯見得正是在這種一程一程的理解和應接之中，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才得以慘淡經營而周延鋪展；也正是在這種一程一程的理解和應接之中，以洋務為中心的曆史過程為古今之比所牽引，其追求自強的一路起伏同時又非常艱難地促成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開端。但時代意識與困境意識相表裏，又十分明白地寫照了這種逼扼下出現的近代化從一開始便是一種在張皇裏移來的近代化。
逼扼和移來都決定了晚清中國的近代化不是一個自然的曆史過程。
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國社會新舊嬗遞的漫漫長路將不僅會是多難的和崎嶇的，並且會是扭曲的和變形的。而貫穿於其間的則始終是延續於人心中的周章與徊徨。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