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經過去的數千年漫長曆史裏，中國曾多次為外患所困。但與這種船堅炮利造成的窘困顯然不同的是，直到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人的文明和文化從來都沒有遇到過另一種文明和文化的衝擊、蔑視和壓迫。因此，中國人始終相信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是無可匹敵的。然而“庚申以後，夷勢駸駸向內”。在這種“駸駸向內”的“夷勢”裏，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正帶著越來越多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絡繹而至。而後，在他們所到的地方，曾經無可匹敵的中華文明便第一次遇到了另一種逼入的強勢文明。原本久在模糊混沌之中的“英咭唎”、“法朗西”、“花旗”、“紅毛”等等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宗教以及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推到了中國人眼前和中國人中間，非常清晰地顯示了他們不同於四裔的麵目。他們擁有的是一種內含著博大和深厚的文明，並因此而是一種偉大的文明，但在西方人以野蠻和文明分中西之異的無端傲慢與自覺傲慢麵前，中國人由這種文明所得到的最初感受和直接感受，大半都來自逼入裏的衝擊、蔑視、壓迫，以及起源於另一個世界的自以為無可匹敵。所以中國人不得不以此為具體的曆史起點和真實的曆史路徑，從被衝擊、被蔑視和被壓迫中開始認識和判斷這種文明。這是一個認識走樣、文明也走樣的過程；在那個時候，中西文明之間最需要的其實應該是審知和真知，但在那個時候，中西文明之間最難產生的也是審知和真知。而後是兩種文明不得不在重重扞格中開始相互對視和艱難交往，而由此引發的精神震蕩，常常比船堅炮利會更深一層。
於是，從曆史經驗之內看曆史經驗之外，一種自信無可匹敵的文明與另一種自信無可匹敵的文明之間，從而一種慣性的優越感和另一種逼入的優越感之間由對峙而角抵，由角抵而衝突，便曾在19世紀後半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成為中國社會裏多見的現象。從同治年間到光緒年間，曾有過張樹聲深忿“異類侮慢”，有過奕訢鄙薄“彼族之澆風”，即使是熱衷於槍炮的李鴻章也作過“中國文物製度”與“外洋榛狉之俗”的區分。其共有的內涵都出於文化對文化的相激相抗。至士人社會的下層則更易亢激和更多亢激，自西人看去，是士紳“向不與洋人來往，惟時時欲行刻待恨意而輕藐之。”而由此表現出來的輕藐則是一種多數的輕藐。在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已經開始自覺地卸下天朝體製那一套舊架子的時候，這種以文化為內涵的對峙、角抵和衝突的同時存在和長久存在，正非常具體地顯示了晚清中國這一段曆史裏特有的歧義性和複雜性，以及由此形成的重重舛錯。而其間的一脈漫延又長久地彙入於晚清中國群起於南北之間的教案裏，成為反洋教的士民共有的一種精神依托。但比之道鹹年間源頭長遠而古色古香的夷夏之辨，這個時候中西之間的角抵和衝突已廣涉價值、觀念、宗教、器物和習俗，中國人對逼入的物力衝擊和觀念衝擊作排拒，而其題目已大半都來自曆史經驗之外。然則以時代內容而論，這種角抵和衝突又同樣處在西方人促成的新陳代謝和節節變遷之中，並因之而今時不同往昔。
二
與這種文化扞格同時發生而同樣不可用曆史經驗作方比的，是源源而來的西方人以及他們伸手攫取的不止不息，正以其漫無邊際而使昔日的“內中國而外夷狄”變成內外交雜混沌而無可界分。當奕訢在北京城裏眼看著英法聯軍退回天津，紛紛南駛，並由此對比前代而發生感想的時候，馮桂芬身在洋人坌集的上海已見得更多，而由此籌想於中外之際也思之更遠更深。因此，其時廟堂議論謀劃夷務，猶以“杜其窺伺之漸”為願想，而自馮桂芬看去，則西方人正在帶來的那個世界已經是中國人擺脫不了的東西，並因之而是中國人無法“杜其窺伺”的東西。他曾大處著眼而言之透辟地說：
賊可滅，夷不可滅也。一夷滅，百夷不俱滅也；一夷滅，代以一夷，仍不滅也；一夷為一夷所滅，而一夷彌強，不如不滅也。盛衰倚伏之說，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務仍自若。
他說的是一國有盛衰，而由“百夷”彙成的西方世界則始終長存於天地之間，從而始終長存於中國人的眼前和四周。而與這些不可擺脫的“百夷”連在一起的，則一定會是一種了無止境的迫來和逼入，從而是一種無從堵，也無從“杜”的“窺伺”。這個道理不久之後便以沿海沿江華洋交涉裏的種種“彼族恃強要挾，在在皆可生釁”為實例，使越來越多的人都能弄明白了。鹹豐年間的那一場中外戰爭英法結成聯軍而來。英國和法國之所以能夠結成聯軍，是前者以擴展通商為要務；後者為傳播西教作護法。由於通商與傳教成為戰爭中的意誌，因此英法聯軍戰勝之後，通商與傳教都隨之揚厲恢張而“恣意縱橫”，成為60年代之後西方人在中國不斷進取的意之所注和力之所注。這個過程在“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同時，又以其水銀瀉地一樣的無孔不入明了地顯示了西方世界的不可擺脫和西人“窺伺”的不可擺脫。
當日署理法國公使的伯洛內（Bellonnet，Clande Henri Marie）曾對中國人言之侃侃地說：“所有外國人到中國來有何可貪？亦不過通商、傳教二件”。他以西方世界為常態以說明通商傳教的慣行之而熟見之。
但在此日的中國，則通商傳教的自外而入始終是一種強入，並因之而始終是一種翻攪和驚擾。由此激成的動蕩遂與之一路伴隨而漚浪相逐，此起彼伏，在通商傳教所到的地方，層層不息地起於東西南北之間，其中的人情物理皆別成一路而不能用中國人的老辦法相對付，與“邊患相尋”的“前代之事”作比較，尤見其全不相侔。而後是通商傳教都成為中國人的艱難竭蹶。
通商傳教成為艱難竭蹶，是因為兩者始終都以具體的中國人和普通的中國人為對象。作為一個過程，通商和傳教隻能實現於這種和一個一個的個體交往之中。因此它們進入中國，便一定會不停地進入內地，進入社會，進入人群，走到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裏麵，之後是通商傳教都會與中國人的社會和生活交相纏結。鹹豐末年張集馨署閩藩，已曆數“花奇、佛蘭、合眾、呂宋、紅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國，來往貿易”福州的人多勢眾。其間因商業上的往來所造成的“夷人與粵人相熟悉”，曾致彼族屢屢涉入閩人與粵人的爭鬥之中，演為“廣商拖欠厘金，偷漏稅課，官若繩之以法，夷人則出而左袒”，而“廣人與漳、泉人爭競”，則“夷人又袒護廣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尋釁爭競，互有毆傷”。其中醒目例子，是“夷人借炮與廣人，助其凶鬥”。然後是中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一片血腥。在這個例子裏，西人因通商而入中國，又隨貿易利益而卷到地方社會的恩怨之中。而且身入其間，逐利的遠人便常常成了造禍患的人。而對於民間社會來說，則相比於打破鎖國的門戶和藩籬，這種因洋人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空間而造出來的亂象是一種切近的攪動，從而是一種更深入的攪動。庚申之變以後，通商口岸愈多，西人入華愈多，華洋雜處也愈多。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在奏議裏說“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而西人之隨處麕集遊走，皆“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其言次之心不能寧和意不能平，正出於審視既久之後洞見利害而無可措手的焦灼。後一年薛福成“應詔陳言”，說的也是這個題目：“自古邊塞之防，所備不過一隅，所患不過一國。今則西人於數萬裏重洋之外，飆至中華，聯翩而通商者不下數十國，其輪船之捷，火器之精，為亙古所未有，恃其詐力，要挾多端，違一言而瑕釁迭生，牽一發而全神俱動”。
他用“違一言而瑕釁迭生，牽一發而全神俱動”說事狀，比李鴻章的“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寫出了這個過程裏的糾結和無從控馭。在漢唐以來二千多年的“猶有中外界限”之後，是此日西方人走進中國人的生活空間之中，已經在實際上淹沒舊垠，導致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沒有界限。通商傳教的西方人走進中國人的生活空間之中，其直接的意義與深層的意義，顯然都在於一種遠來的異態和無序走進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常態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國來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國來重造信仰，對於中國社會在曆史中形成的，並因此而是中國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經濟結構與精神結構而言，則兩者都是在用異態來改變常態，從而都是在用無序衝擊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沒有限度，又會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為“恃其詐力，要挾多端”，隨之是通商傳教都變成西方人對中國人的逼拶。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來的同時，與之形影相隨的常常是一個地方接著一個地方的排拒和堵截。
由於通商傳教都以具體的中國人和普通的中國人為對象，是以逼入觸發的排拒大半起於民間。然而其本性上的異態改變常態和無序衝擊有序，卻又一定會越出民間，注定要與守護常態與有序的地方權力相撞，並因其衝擊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間社會的騷動，其中又會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覺意識。排拒與堵截產生於同一個源頭，所以在當日的曆史場景裏兩者往往聲息相通而互為感應。夏燮作《中西紀事》，曾以其親身經曆記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贛撫沈葆楨引為大快，稱道之曰：“夷人逞誌於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也”。然後以“辦理不善之咎，我輩自任之，幸勿作緝捕論”為一身之擔當。其心念中的道理顯然與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樣的。一年以後法國傳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拋石迎擊，且聲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頭“折回九江”。在法國人的這一場來而複去裏，一方的驅逐和另一方的被驅逐都實現於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國公使柏爾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會總理衙門，則非常明白地直指“滋事眾人內實有該省沈（葆楨）巡撫所轄兵役等人，其為奉行巡撫之命可知”。以照會所提供的情節與夏燮記述的情節作比對，顯見得當日發生在南昌的地方民眾反西教，其群聚一哄的過程中和身背後一直有著地方官鮮明的個人意向。因此後來江西士人稱頌沈葆楨，這一段曆史便成為常被渲染的故事。而士人以此稱頌地方官，亦見地方官的意向正是當日士大夫共有的意向。因此，在沈葆楨以後，撫閩的丁日昌也卷入過這種排拒與堵截聲息相通而互為感應的場麵。光緒初年，福州烏石山英國教堂因“圈占公地”並“傷礙全省風水”而被當地人“焚毀。”福建的疆吏事後奏報朝廷說緣由，尤以“前撫臣丁日昌於交卸回籍時，擬以城外電線局空屋基地與之對換，議有頭緒”，而洋人反複，又在山上“添造樓屋”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內情的李鴻章彼時曾致書總署，說是當初丁日昌既與英國領事議“互換”，又特為“訪出”當地舉人之能夠掀動一方者，“令具公呈陳訴妨礙”以期別成聲勢而用作挾迫。“原係多方設謀，不料事未辦成，丁已去任”，而英國之領事“借詞延宕”，英國之教士“更添蓋洋樓”，遂使找來“具公呈”的人變作領頭燒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場籌劃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紳稟以脅製洋人，繼則貽口實以激成眾怒”的局麵。比之疆吏的奏報，李鴻章的信函顯然為這個過程裏的因果和本相提供了更多的真實性。雖然這個過程裏的後半段不在“多方設謀”的預想之中，但這個過程裏官與民的指臂相連而動則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在當日的中國，沈葆楨和丁日昌都是能識洋務而先脫否塞的人物。就這一麵而言，他們比庚申之變以前中國人由單麵看西方，並徑直沿用舊法以作深閉固拒已經並不一樣。因此“多方設謀”和“脅製洋人”之借用智術，正是在已脫舊日範例而又並無新則可循的時勢裏別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間的曲折顯然反照了心長力絀下的侷促。
然而這類別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種非常個人化，並因此而不能不隨個人為轉移的權謀和權略，從而是一種全無法則可言的東西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東西。用這種東西對付西方人，說明了他們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夠十足的清晰。在這些場麵裏，全無法則是與知己而猶未真能知彼相對應的。因此，以沈葆楨和丁日昌為實例，可以看到：時當“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進入內地，進入社會，進入人群，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空間和地方社會的生存空間之際，正在辨識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與之相迎於狹路，遂不得不在辨識尚未深入的同時，已不得不起而堵截西方人的“紛至遝來”和“盛氣淩轢”，而後是應接之際便多見倉猝而生的各憑智術以成手段。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一種曆史的矛盾，因之是一種不可選擇的矛盾，而作為一個具體的曆史過程，則那個時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衝又正是實現於這種矛盾之中的。是以在南昌和福州之外，當日地方權力“唆使士民”、“唆使百姓”與闌入的外國人作節節相抵的事便常見於南北之間。其中最厲害的，是同治末年貴州巡撫田興恕“屢次帶兵攻擊貴陽等處天主堂”。他以武人管地方，不甚留意於別出心裁以自成手段，舉止遂多了一重兵氣。其實以吏治而論，同治一朝言路論事，已常常舉“軍興以來各省督撫因餉需不給”而“變更成例”，遂“違例征收，苛擾閭閻”，致“民不堪命”；以及聽訟“徇情枉斷”，致“小民負屈含冤，無從申訴”為大病。由此描畫出來的民生和世情，正說明其時在官府和“士民”、“百姓”之間常多怨望叢積。所以，以此映襯這些在中西交衝裏起於地方的事實，則這個時候官府與“士民”、“百姓”在排拒堵截之中的彼此因依和聯為一體便格外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