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國藩設內軍械所，李鴻章辦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裏造輪船，以及容閎采辦西洋機器和丁日昌收購外國人的鐵廠，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後奏報。其間的立意和主導始終在於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閎後來說，他在安慶謁曾國藩而後受命“購買機器”，此行所用的六萬八千兩銀子憑的是“公文”兩件，“半領於上海道，半領於廣東藩司”，顯然都出於曾國藩的一手指撥。而據李鴻章的敘述，其時他在上海辦西洋炮局，經費來自“軍需節省項下”；購買機器鐵廠所用的官帑二萬兩，則由上海道“籌借之款項”給發，皆無關於管度支的戶部。雖說其筆下的“節省”和“籌借”因沒有章程可以比對稽核而顯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過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銀子作鋪墊並且都在用銀子作鋪墊，然則以當日的實事作對照，顯見得疆吏能夠自行其是，本在於疆吏手中已經具有支配地方財政的足夠權力。因此“節省”、“籌借”都不可用字麵意義作釋讀。而曾國藩的指撥不僅能夠調度管屬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夠越境伸入廣東，是因為廣東的厘金正在協濟湘軍，由此一重空間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鴻章更大了一點。清代治國慣於用“例”，胡林翼稱之為“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然則依“例”治天下，便是以“例”籠罩天下而沒有一點可以自為伸張的餘地。但內軍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製造局以“師夷智”為開端而別立洋務之名，做的都是於古無征的事。因此，與守“例”的戶部相比，在洋務初起之日，這種不守例的疆吏調度地方財政的權力更能成全和成就於古無征。同治八年（1869），李鴻章奏報“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蘇滬軍需案”，開列的名目裏分別有“洋槍炮隊教練、各營中外弁勇教習辛工口糧”，“輪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購買外洋各項軍火”，以及“製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並京營弁兵薪糧”。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戶部本來設定的範圍，遂成其自始即在“例”外而不可用舊例相稽核，是以數十萬銀子在用完之後能夠以奏疏裏的幾行文字作了結，其間的來龍去脈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東南開先例的這種具體的曆史過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務事業從一開始便明顯不僅發端於地方而且依附於地方。
洋務依附於地方，還因為這些在自強的意願下催生出來的機構，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產，並常常是與疆吏的幕府連在一起的。
曾國藩設內軍械所，就“師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當日軍中，新起的內軍械所與分屬糧台的“軍械所”一樣，都是幕府裏的一個部門。
因此徐壽、華蘅芳管製造，皆以幕客受曾國藩“檄委”。李鴻章辦西洋炮局，用的也是這種辦法。是以遠在廣東的丁日昌被“催調”到上海，以“同知銜江西候補知縣”的職銜為淮軍督辦造軍火的事，一身承當的正是幕府的差使。與他同時還有英國軍醫馬格裏（Ma 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改變身份，遂成了最早進入淮軍幕府的西方人。稍後左宗棠“引洋將德克碑、日意格”講求軍器和自造輪船，其間的人和事應當也在幕府範圍之中。由於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機構與疆吏的幕府連在一起，所以李鴻章才能夠把他創置的洋炮局帶著到蘇州，帶著到南京。而這個過程留下的曆史淵源則會化作一種長久的影響和控馭。直到李鴻章北上任直隸總督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寧局仍然是他可以伸手調度的東西，主局事的馬格裏因之而須得“同時應付李鴻章和兩江總督”。後來馬格裏監造的洋炮爆炸並致七名士兵喪命，其“督管金陵製造局”一職也是由遠在華北的李鴻章撤掉的。管局務的人物與李鴻章之間的這種不能用舊日章程相度量的關係，顯然是從內戰中的幕府裏沿襲下來的。而它一旦由幕府產出，便已自成一種章法而不斷地伸展於此後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年曆史過程之中。庚申之變以後，中國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後是造炮船不得不立機構。就自強的本義而言，這種機構應當是國家的，但在19世紀的中國，中央政府的官製和地方政府的官製都固結已久，沒有一點縫隙可以蘖生出這種別開生麵和別創一格的東西。所以，正是疆吏從內戰中獲得權力和幕府製度從內戰中獲得張力，在國家官製以外提供一個空間，使這種別開生麵和別創一格的東西能夠產生並且與中國社會縫接起來。在這個過程裏，權力和張力都助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矚目的曆史主動性。然而這個過程又實現於疆吏的各自為政之中，因此由這個過程催生出來的機構雖以官局為存在形態，卻始終與既有的國家體製和官製隔了一層，它們不是從那裏生出來的，所以它們在那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後是總辦、會辦、提調、委員一類名目與“局務”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圖自強的職責之所在和權力之所在。與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務為中心的三十多年裏，涉入於造船造炮之間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補的道、府官員。因為不入官製，所以洋務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間的去就便無須由朝旨調派，而隻須由疆吏劄委並慣於由疆吏劄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種能夠延續不斷的東西。是以左宗棠作兩江總督管轄江南製造局之日，曾以“局員並非官僚之比，局務非政事之比”為理所當然。於是，與疆吏所表現出來的曆史主動性同時存在而且正相對應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辦法管洋務機構成了三十多年裏的常態。而與之相因果的，則是各色洋務機構的盛衰起伏又常常要隨疆吏為轉移。丁寶楨作川督之日曾設“機器總局”，以鑄槍為當時的要務。
但繼任的劉秉璋另立一種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校，則期期以為用“更貴之價，鑄無用之槍，殊不合算”，投入產出之間太過不相對稱，“遂將川省機器局暫行停鑄”。在差不多的時間裏，張之洞以兩廣總督開府廣州，一手“籌設”了“粵省槍炮廠”。迨奉旨遷湖廣總督，即“請移設槍炮廠於鄂省”。彼時雖然已在光緒朝中葉，但就張之洞喜歡把東西帶了走而且可以帶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數與同治初年的李鴻章正是一樣的。前一個例子說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個官局今昔殊異；後一個例子說的是同一個疆吏可以以一身之來去改變兩個地方的洋務格局。這些事實都說明，疆吏用管幕府的辦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個人的意誌和個人的識斷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國由洋務營造自強的漫長歲月裏，這種個人性以及個人性所產生的影響始終是貫串於其間的一個曆史特點。同治初年王韜作《代上蘇撫李宮保書》，已說：
我中國幅員萬裏，地非不廣也；生聚三億，民非不眾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奮發，何求不濟。然而有其誌無其機，弗能為也；有其機無其權，亦弗能為也；有其權無其人，並弗能為也。
今此三者皆舉而集之閣下之一身，天亦若遲回審顧，至今日而始委之閣下。
他由“誌”說到“機”，由“機”說到“權”，而最後歸結於“人”。既反照了內戰中國家權力下移的走向，又說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於內戰的這代人與前人的不一樣。至同治末年李鴻章致書沈葆楨，則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軍辦事，惟所欲為，弟雖為畿省貧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東南，宏斯遠膜，一振頹綱”，指的也是疆吏之可以有為和未必每個疆吏都真能有為。兩者說的都是這種由疆吏的權力造成的洋務中的個人性，而從後來追溯初始，則洋務中的個人性與洋務中的曆史主動性一樣，都是由庚申之變以後先造槍炮的東南將帥，在既定的時勢和環境中開此一層新義的。兩者在他們手裏分不開來，因此，後起者身當同樣的時勢和環境之中而相承於一脈之間，兩者在他們的手裏也分不開來。
內戰中崛起的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開一世風氣，就這個意義而言，他們是當日中國最先自覺地回答和回應西方衝擊的人物。在這種自覺的回答和回應裏，本源古老的經世之學成為一種津筏，使中國人能夠由此入彼，從熟悉的時務走進了不熟悉的洋務。而後，以暴力開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與文化的交往。因此他們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應，都記錄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長途裏中國人艱難越過的一個曆史環節。從中英鴉片戰爭算起，這是一個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過的環節。二十多年之間曆經三朝，士大夫紛紛前仆後蹶於西方人帶來的衝擊之下。然而在兩次民族戰爭失敗之後站起來回應西人的這個群體仍然出自中國士大夫之中，出自傳統和文化留給士人的入世意識、憂患意識、更法意識和事功意識之中。
這個過程說明：當一個民族對外來的侵逼作史無前例的回應時，文化一定會成為一種支撐精神的力量，而後創巨痛深才可能化為負重遠走的強毅力行。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在奏議裏說：“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嚐膽之誌，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托辭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強之一日”。他所表達的是士大夫身當斯世斯時而無地可逃的責任意識。四個月之後，李鴻章致書曾國藩，由陳說中西之間“練兵製器相去太遠”而發心“苦做下學功夫，做到那處，說到那處”，其歸結之詞則以“吾師弟在位一日，則不得不於此致力一日”為天經地義之理。他所表達的也是士大夫身當斯世斯時而無地可逃的責任意識。
在那個時候以軍功起於東南的人物群裏，這是一種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創福州船政局之日，曾言之直白地說過：始造輪船“其事較買為難，其費較買為巨”，且“事屬創舉，成否未可預知”。是以“此局之定，愛臣者多以異時咎責為臣慮，局外阻擾為臣疑”，以利害相權衡實非私計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強之旨，顯見得設局造船“事在必行，萬無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為義無可辭，則不能不“盡心經畫，共觀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繆，當自請朝廷嚴加議處而已”。隨後繼左宗棠經營船政的是沈葆楨，他在受命之際已洞見種種艱難窒苦，牽出憂思百結，而終究不肯引身遠避。其心中的那一點淋漓元氣全在於“以萬不得已之苦心，創百世利賴之盛舉”，顯然也是在屈身負重。
這些人以此為群體意識，並以此度量世間之是非情理。所以後來張之洞辦洋務以用錢多而受譏議，劉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來官場多自了漢，隻圖和平養祿，安知經國遠猷，香帥之才足以振舉一世，其所辦煤鐵獨具手眼，實為時務所急需。若因此稍有糜費而合力撓之、擠之，使其功虧一簣，以快外國人之心，謂我無能為役，沮中國人之氣，以後不敢擔當，似非計之得也”。其間的著重處無疑是以“自了”比“擔當”。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劉坤一各自的議論發抒都說明，在這些人身上始終有著一種中國文化鑄就的人文品格，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自願。當自強作為一個曆史過程而排難發軔之日，這些都成了內在的催動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學的思想灌溉之後，以天下為己任本來久已成為中國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觀念之一。但18世紀綿延的文字獄裏，這種觀念又曾被君權當作有意摧鋤的東西之一。而後是文禍懸迫下的清儒長久地遠離了這個題目。以此為反襯，則這些人身在時世艱難之中而各以“臥薪嚐膽”期“百世利賴”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學精神裏“士不可以不弘毅”的這一麵二百多年間抑而後伸，在內憂外患的召喚之下重回世間，並節節發皇於內憂外患的交迫之中。因此，19世紀60年代由船炮開始尋求自強的過程裏，衝擊來自西方，而回應則出自中國人的文化和社會。與此相對稱的，是承載了中國文化的士大夫曆史地成了這個過程中的主體。而借助於這種由船炮開始尋求自強的過程，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才獲得了一種真實的曆史起點。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