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後，李秀成麾下的太平軍便成為內戰中大規模使用洋槍洋炮的領先者。初到上海的淮軍與之相逢於戰場，迎頭撲來的不是刀刃與弓箭，而是洋槍連排和彈雨密集。當時李鴻章與曾國荃言蘇南兵事，其文字描述感觸，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賊中專用洋槍”，出手悍厲，“每進隊，必有數千杆衝擊，猛不可當”。這些話所表達的也是心動色動和驚歎交集。因此，對於李鴻章和淮軍來說，太平天國手中的洋槍連排和彈雨密集同樣是一種示範。淮軍從安徽到上海，大半出自皖北的鄉團。這些人在當地慣於築土圍子打爛仗，用熟了的都是老兵器和舊兵器。一旦置於洋槍炸炮之間，不能不相形見絀而窳陋畢現。然則西人的示範和太平天國的示範都說明，與湘軍久戰的長江中遊比，地處長江下遊的蘇南戰場已顯然不同地正變成一個以利器製斷人力和人功的地方。由於外夷滲入內戰和洋槍洋炮移入內戰，內戰的過程便成了以生死成敗為具體實例，以演繹西法摧鋤土法的過程。由此顯示的原因與結果使人看得明明白白。於是“孤軍入滬”的李鴻章在抵達上海四個月之後便開始了“以湘淮紀律參用西洋火器”的變法。這個過程接納的洋槍洋炮現成地移來了內戰中的優勢和強勢，使原本品類不能入上乘的淮軍駸駸乎後來居上，“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是也”。比之當日湘軍一路廝殺一路苦戰的艱難竭蹶，淮軍在“進規蘇浙”中獲得累累軍功多半是借西洋巨炮做成的。這是一種獨特的閱曆，因此曾國藩在奏折裏論輪船洋炮的那些道理，李鴻章已更多一層切己的親知。閱曆和親知融入道理，遂使他成為那個時候中國最熱心於洋槍洋炮的人。
李鴻章從上海開始真識洋槍洋炮。但鹹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傳教士、軍將、傭兵、流氓等等都在這裏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謂“鴻章到滬以來，竟如李陵、王嬙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蕩”。這種借史事作比喻不僅說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說出了深深的異己感。援吳的淮軍從上海開始走進內戰，但援吳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與“中外會防”相交錯，因此，這個過程同時也在牽著李鴻章走入洋場裏的那個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蕩”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槍洋炮之外，李鴻章又成了東南群帥中最先與西人覿麵相識的人。當日先後管帶“常勝軍”的華爾（Ward，Frederick，Townsend）、白齊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國駐華海軍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國水師總兵古伯（Corbett，John Captain），英國駐華陸軍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n Dunbar）、英國陸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 General），法國駐華海軍司令卜羅德（Protet，Auguste Lopold，Admiral），英國駐滬領事夏福禮（Harvey，Frederick B.E.）、副領事馬安（Markhan，John）、巴夏禮（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國駐滬領事穆步孫（Mauboussin）、葛篤（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來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國駐滬領事西華（Seward，George Frederick），以及總稅務司李泰國（Lay 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與李鴻章以公事作過從往複。而李鴻章感受最深和感慨最多的，則是“與彼族共事，動輒嚇詐”而且“驕怯多疑”。由於這種過從往複和折衝爭執，在內戰的同時，他又一直處於對西方那個世界裏的人和事累積的認識之中，並因之而一直處於對庚申之變以後的中西關係累積的認識之中。在當日的中國，這也是一種獨特的閱曆，所以由此獲得的直接性、真實性、具體性、細節性同樣是更多一層切己的親知。然而知之深則思之深，思之深則憂之深，累積的認識常常又是累積的逼迫，累積的忿鬱和累積的緊張。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裏說：“滬城內外各事實皆洋人主持，惟所欲為”，而“今日新聞紙有雲上海各國人眾，設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將上海地界全歸外國管理，與華官無涉，方才周妥”。又在另一封信裏說：
“上海雖隸屬版圖，官民久歸心洋人，若不知中國之人尚能辦事，中國之兵尚能打仗者。”顯然都是言次憤懣。前一段話說明：中國人的夷夏之防已經在西方人的暴力打擊下破碎，與之遞連而來的則是正在進入中國社會的西方人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的意誌當成了支配的意誌。
這種“惟所欲為”的衝動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隨彼族而來，與彼族俱存，以此發為“新聞紙”的議論，便成為中國人麵對的脅迫；後一段話則說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心理失範和輕重失衡。李鴻章從安慶到上海，一開始就夾處於這種脅迫之下與失範和失衡之間，以“鄙人不幸，適乘其敝”為一身之苦惱。而由蘇南舉目四顧，則“長江通商以來，中國利權操之外夷，弊端百出，無可禁阻”，在更遠的地方，是西人挾利器強兵“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布滿江海之間，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焰”。在這種不寧的景象裏，中西之間的戰火雖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堅炮利為長技籠罩四麵八方，猶在咄咄逼來而進取不息之中，籠罩和逼來都是中國人的困蹙。
由此催生的“後患不可思議”則是一種深憂世運的心不能安，在西洋火器“實為無敵”的反襯之下又是一種不可去懷的心不能安。因此，時當湘軍、淮軍與太平天國仍在東南酣戰不息之際，李鴻章以“後患”比當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用利害輕重相衡，顯然是後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個意思，曾國藩曾稱作“不怕柴狗子，隻怕洋鬼子”。
由於“目前之患在內寇，長久之患在西人”，因此，從內戰中開始的認知槍炮和使用槍炮的過程，同時又會是一個在深處裏不斷指目外夷的過程，一個寄托了中華頡頏西洋之想的過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鴻章致書曾國藩，由太倉一戰洋炮破堅之利說起，而主題則在中國的自強：
每思外國兵丁口糧貴而人口少，至多以一萬人為率，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炮窳爛。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
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密巧，槍炮輪船，漸能製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
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一個月之後，又在另一封信裏說：
洋務最難著手，終無辦法。惟望速平賊氛，講求洋器，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
彼時他進入蘇南剛剛一年，正處於用洋槍洋炮剿殺太平天國的日順一日之中。而在其思慮之中，由此獲得的視野和經驗卻是被用來比類西人和對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當內憂外患交相纏迫，在這種無地回旋的曆史矛盾裏，內戰因外夷的滲入而成為接納洋槍洋炮的實際起點，而後，產生於思想之中，並作為一個觀念而以思想為存在方式的自強才能層層展布，沿著這個起點轉化為一種直觀可見的曆史事實和陂陀起伏的曆史過程。而身當世運起伏之際，這一群從內戰中崛起的士大夫便命定地成了這個過程裏的先導者。
鹹豐十一年（1861）冬，曾國藩在安慶設“內軍械所”，以“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為職誌。因此，“內軍械所”顯然是承接了一年以前“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奏議而來的。然而當日“師夷智”而“不假西人”，主持其事的徐壽和華衡芳一個被《清史稿》列入《藝術傳》，一個被《清史稿》列入《疇人傳》，皆本自“專研博物格致之學”，由“苦心研索”和“以意求之”漸窺西學原委，靠的是無師自通，其間不會沒有初學的窒滯和生澀。而與這種窒滯和生澀相映襯的，是西人製器用的是“製器之器”，但“內軍械所”沒有製器之器。所以“師夷智”而“不假西人”，既見其程功之切，也常常見其“程功之難”。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出北門看華衡芳所作炸炮，放十餘炮，皆無所見”。次月正月又說：“看丁道傑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彈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開花矣”。與西洋之落地開花炮相比，都不能算是已經成功。“炸炮”之外，還有“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造成的一艘“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也是尚在“師夷智”的半途之中。內軍械所的“造炮”和“製船”，並沒有在實用的意義上收獲初想中的船和炮；但由“皆無所見”與“不得甚法”，卻又已收獲一種深入了一層的親知和真知，使無師自通的中國人同“夷智”更趨近一步。
於是“皆無所見”和“不甚得法”之後，容閎奉派出洋采辦機器，去尋求萬裏之外的製器之器。與曾國藩在安慶觀看炸炮前後相近，駐上海的李鴻章已開始“雇傭英、法兵弁通習軍器者仿照製辦”西人之軍器，同時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由此形成的製作機構以出產“開花炮彈、自然火”為大宗，因此在當時的敘述裏被稱作“西洋炮局”，而在後來的敘述裏被稱作“上海洋炮局”。由於李鴻章直接雇用了“通習軍器”的外國人，從這裏造出來的東西便無須經過內軍械所那一段“以意求之”的暗中摸索，而自能合乎西洋製器的程式，並能徑直用入攻城奪壘之中。所以，比之內軍械所日後的不見傳承，上海洋炮局則隨李鴻章遷蘇州而一變為蘇州洋炮局，又隨李鴻章遷南京而再變為金陵製造局，一路蛻變而且一路擴大。在安慶和上海之外，左宗棠領兵由江西入浙江，一步一步從浙南打到浙東，遂與英國人和和法國人的“洋軍”相遇於寧波。隨後，同李鴻章一樣，他也成了東南將帥中最早從戰場上親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之一。由此觸發的同一種抱負，又使他沿著同一種理路去“考求西國機器製造”，並在同治三年（1864）曾“覓匠仿造小輪船，行模初具，試之西湖”。這種“行模初具”的輪船顯然也沒有越出“不甚得法”的範圍，然而由因果說曆史，則三年之後鳩工興造的福州船政局正是以此為源頭的。這些人以各不相同的個人風格各自立一種樣式，而由此連成並由此顯示的卻是一種群體共有的意願和群體共有的旨義。當容閎采辦的機器由輪船運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是太平天國被撲滅的一年之後了，而“專辦製造”的丁日昌剛剛購進虹口的“洋人機器鐵廠一座”。隨後運來的機器並入鐵廠的機器，在黃埔江邊合為規模可觀的江南製造局，而原本以安慶為淵源的那一脈也隨之而彙入了上海。時當同治初年，安慶、上海、杭州以及稍後的福州都在謀中國人的船炮以回應西方人的船炮。於是，在庚申之變後，東南便成為以自強為中心的這一段曆史發軔的地方，並因之而成為當日洋務的深度所在和重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