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雍乾百年盛世過去之後，生當嘉道兩朝的龔自珍曾以“四海變秋氣”發抒感懷，以一個詩人的筆意寫照了19世紀中國的世相。與這種觸發於時勢與心路的感懷相對稱的，是今昔之盛衰變，士林中風氣也變，在長久的餖飣瑣碎之後，經世之學蓬蓬然起於嘉道之間，把人世間的百弊叢生引入那個時候說時務的議論之中。而後是究心利病和譏切時政都與入世意識、憂患意識、“更法”意識、事功意識內相貫連，並以儒學本有的精神喚出儒學中人濟時的期想和抱負。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編修張集馨奉旨召對，問答既畢之後，皇帝特別吩咐的是“汝在家總宜讀經世之書，文酒之會，為翰林積習，亦當檢點”。
皇帝以“經世”相訓誡，既說明了世風與士風皆變之時，從深宮裏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說明了經世之學在當日與時勢之間的對應和感應。
但經世之學起於嘉道之間，其鋒芒所指的時病和時弊，常常是一種同國家權力相纏繞的東西；而作為一種應時之學，其自身則大半都出自於那個時候的時論和策論之中，從而大半都存在於國家權力結構的外麵。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時論和策論很少能夠直接移入世務，而轉化為一世之事功。因此嘉道之間的經世之學既顯現於議論之風發，也局囿於議論之風發，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達為常態。然而自道鹹之交太平天國起廣西，此後的十多年裏東南半壁先後成為戰場，長江流域尤久苦兵燹。這個過程從一開始便以官兵的一潰再潰和喪師失地為前後相接的共趨和走勢，而與之一路伴隨的，則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領軍之責者，軍覆則死之；有守城之責者，城破則死之，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之後是領兵的將官和守土的地方官在戰敗之後一個一個地被戕而死、自殺而死，以及朝旨追逼下的鎖拿、逮問和治罪，他們以這種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紛紛退出了官場，也帶走了層積於官場之中的拘虛窳惰。在他們消失的地方，留下來的是國家權力結構裏的空缺。而與這個過程同時發生的，則是攪動天下的農民戰爭又在以戰爭作激蕩和動員，使久為經世之學所浸染而不在國家權力結構重心之中的儒學中人四顧天下板蕩，慨然有觸於胸中之所積，成群地走向內戰。他們以濟時之心與太平天國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撐拒，百戰艱難於生死存亡之間；又由血戰得軍功，積軍功成高官，先後沿著前麵人留下的官場空缺進入了國家的權力結構之中。於是，在內戰造成的地動山搖裏，嘉道以來的經世之學前所未有地成了與國家權力聯結在一起的東西。
經世之學移入內戰，則紙麵上的議論可以轉化為現實，隨後產生的是一種顯著的社會變動。在長久的文字譏切時政之後，戰場上的一潰再潰是用成敗為實例以指抉和論證天下之舊弊與舊弊之所在。因此戰爭比文字更有說服力。正是借助於戰爭的權威和戰爭的說服力，在舊製和舊法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方，繞出舊製和舊法才可能成為內戰中救時的起點。鹹豐初年曾國藩在湖南募勇成軍，雷以諴在揚州抽厘助餉，以當日的法度而論，都是成規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別開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戰而後募勇；後者白手起家，是餉源已竭而後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補苴罅漏與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張”皆出經世之學的一脈淵源。兵事和餉事居戰爭之重心，時當屢敗之日，其間的種種捉襟見肘便會最先被撕破並直接轉化為危迫。因此兵事和餉事也最先開始起變化而出舊格，由募勇成軍演為湘軍製度，由抽厘助餉演為厘金製度，其重心都在於地方。比之二百多年來綠營製度裏的兵與戶部指撥的餉皆由朝廷一手調度，兩者的產生和張大都體現了兵事和餉事的蟬蛻。與這種蟬蛻相對應的，是後起的湘軍在戰場上打破綠營積久的疲頹，一步一步重造出堅韌強悍的淩厲殺氣，以此支撐了內戰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國在一蹙再蹙之後折入低落，從進攻的一方變成了被剿洗的一方。這個過程用萬千頭顱造出了累累軍功和一世之勳名，與軍功和勳名一同被造出來的，還有後來的曆史敘述稱作肇啟“中興”的時勢。所以，本由救時而產生的自下而立的章程和起於地方的別開一局，遂能夠在內戰中節節伸展，從一個地方走向四麵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態化，因常態化而常規化，成為將帥和疆吏的政令所出與政令所托，從而成為朝廷必須要倚重並且越來越倚重的東西。
兵政和財政的重心落於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地方，都說明這種因繞出舊製舊法而淘汰了舊製舊法的過程，同時是國家權力下移的過程。因此，同19世紀50年代之前相比，這場漫長的內戰已經使疆吏獲得了更多表達意誌和實現意誌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較，則這一代從軍功中立起來的督撫更顯然地共有一種肯以一己之身承當世運的自覺意識。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做團練大臣，胡林翼以貴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舉人佐湖南兵事，李鴻章以翰林從軍皖北，當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內。而與之聲氣相應並聚為一類的沈葆楨、江忠源、羅澤南、王鑫、李續賓、劉長佑、曾國荃、蔣益灃、丁寶楨、郭嵩燾、彭玉麟、楊昌濬、劉典、劉蓉、楊嶽斌、劉坤一、劉秉璋等等，則一大半都是起於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間的秀才和舉人，從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會中的下層。這些人在亂世裏甘心冒鋒鏑而入戰場，是儒學長久的涵育化作一時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成為一種擔當。他們因之而能夠在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中踏出一條血路，也因之而顯示了這個群類突出於當日中國士大夫之間的強毅和亢厲。而後是千裏東南翻攪於“骨嶽血淵”和連天兵火之中。
承當世運的自覺意識在內戰中表現為淩厲的殺氣。然而就其本來的涵義和深層的涵義而言，這種意識以及體現了這種意識的人物群體都是從乾嘉以來的經世之學裏走出來，並以孔孟塑造的儒學理想為最終源頭的，因此他們的意中，世運之範圍都在於天下和當下。時當19世紀中國的衰世和亂世，由經世濟時而承當世運，在這個群體的心目中始終是一種“澄清天下之誌”。他們以此相呼應，也以此相類聚。然則天下俱入眼底，便是一世之盛衰與利病俱入眼底，這些人雖以殺氣成軍功，而抱負則原本在於“談經濟，究韜略，明習國家掌故”，以真知“古今大政”和深識“民間疾苦”。由此形成的閱曆感受和認識程度，使他們成為當日中國士大夫中最熟悉和了解中國社會，並因之最肯識時務的人。熟悉和了解中國社會的過程，是比別人更切入地識得衰世之真相，並比別人更多地體會“積不能平”的過程。
所以，由肯識時務而致心於匡濟世務，他們又非常自然地會成為當日中國士大夫中有心一為伸展，“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積習”的人。後起者評論這個群類，說是“晚近吏治稍刓，大吏以遷調頻仍，蒞事日淺，不能獲指臂相使之效。時艱益棘，牽製愈多，號令不行，浸至覆敗相隨屬。自曾文正、胡文忠諸公乘時踔起，剗去文法，不主故常，漸為風氣。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撫令是聽，於是政權複歸於一，而事乃無不濟，治道蒸蒸日上矣”。其著意刻劃的，都是他們用手中的權力做出了與別人不同的事。這些人帶著久蓄於心的“積不能平”入戰場，因此，當戰爭中下移的國家權力成為他們手中掌管而且可以運用的東西之後，“剗去文法，不主故常”便非常明白地表現為用國家權力改造國家權力的更法和變法。與內戰中的殺氣相比，這種由權力實現的意誌同樣體現了用世濟時的強毅和力行。而以“不主故常”為起點，並以“不主故常”與權力相連結，則他們又曆史地成了當時中國能夠為天下開風氣的人。在清代的曆史中，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群體品格和人物氣象。
二
綿延了十多年的內戰正在改變國家的權力結構，並使中國士大夫中的出類拔萃之輩步步艱難地崛起於東南。而同一個時間裏，自鹹豐七年（1857）開始的英法聯軍之役以西人三度北上，並在鹹豐十年（1860年）攻占北京而迫使朝廷屈服為了局。鹹豐十年歲在庚申，在時人的記述裏，這種家國之變便被稱作“庚申之變”。之後，當戰勝的西方人依《天津條約》為憑藉沿長江西上的時候，他們與內戰中崛起的士大夫便直麵相逢於兵火連天的長江中遊和下遊。西人帶來了一種與內戰不同的淩厲衝擊，於是，內戰尚未止息，經世之學已不能不在延伸中越出舊界而走入中西交衝。
鹹豐十年（1860）曾國藩五十歲，胡林翼四十九歲，左宗棠四十九歲，李鴻章三十八歲，都已久入世路盤陀而年複一年地究心時務。然而在他們的思想視野裏，西方世界一直在遠處，因此西方世界始終沒有成為時務中的一個題目。當廣州已被英法聯軍占領之日，身在湖南的曾國藩作書信議論粵東時事，猶以輕煙淡霧視之，說是“往者徐鬆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筠仙歸自上海，亦震詫之。鄙意彼蹈驕兵貪兵二忌，恐不能久。”他不能相信徐繼畬的書和郭嵩燾的話，顯然是用中國人的曆史記述相衡量，“張大”和“震詫”都與他心目中的前代夷狄不相符合。而其下筆論斷言之不疑，又說明寫信人和讀信人都心同此理而無需申論。因此，對於這些從來沒有把夷人夷事認真列入世務的士大夫來說，庚申之變的沉重一擊，其著力處正在於使輕煙淡霧全部消散。隨之而產生的，是對西方那個世界深深的驚悚和憂懼。當年冬天，曾國藩在祁門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堅三國和約條款”，他在日記中自述“閱之不覺嗚咽”，並由此直接聯想到中國曆史上的黑暗時期，“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為難堪”。二十年之間，中國再敗於泰西，而與此一路伴隨的是西人由海上入沿海，又由沿海入內地。這個過程的強暴性和陌生性使得這個過程在中國人眼裏顯得不可知和不可測。而以用世濟時為抱負，則不得不在遠想來日中不可知而知，不可測而測。所以，比出自情感的“嗚咽”更深一層的是“四更成眠，五更複醒，念夷人縱橫中原，無以禦之，為之憂悸”。顯然，“憂悸”裏更多一點知性和思考。經世之學造就了這一群人，而時當中西交逢之初，經世之學的造就又使這群人比別人先有危懼之心和先入危懼之苦。一個湘軍老兵後來說：楚軍圍安慶之日，胡林翼曾往視師，迨策馬至江邊，則眼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遂“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身在危懼之中，“鼓輪西上”的洋船便是一種逼來之勢，而作為反應，則“惟其慮之深者，故其視之益難”，其間的“中途嘔血”和“幾至墜馬”都出自心驚。西方人的到來，使當日中國最強毅力行的這群人先後因“無以為計”而繞室彷徨。他們肯識時務，因此他們能夠審量彼己，而由此所得，正是逼來之勢下的流淚與吐血。在這一段曆史裏，曾國藩的“憂悸”和胡林翼的驚心皆以其各見惶迫的悲愴而引人注目。然而“憂悸”和驚心又正是用一種惶迫悲愴的方式承認了中國人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曆史差距。所以，在鹹同之交的士人社會裏，他們又以直麵真實表現了不同於強拗和意氣的理性清明。
庚申之變以沉重一擊致創巨痛深。所以，“當和議之成，無人不為自強之言”。與二十年前的士議比中英鴉片戰爭為“海疆騷動”，這是一種明顯的不同。士大夫群起言自強，一麵反照了西方人已經進入了中國人的世界，一麵表達了中國人回應西方人的理路和心路，理路和心路都此中耿耿。而其間能夠主導當時，並由觀念轉化為實事實功的過程，則正是從這種審量彼己的比較開始的，從而是從東南的將帥和疆吏手裏開始的。鹹豐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曾國藩猶在“嗚咽”未止之中，而奏疏論時事，已以“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為題目，力申“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主張。過了八個月，他在奏議裏再說船炮：
凡持己之所有誇人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
西方人用輪船和大炮兩次打敗了中國，所以中國人張目看西方，著眼處都在“輪船之速”和“洋炮之遠”。時勢造就眼界，時勢也設定了眼界。在中西之間以戰爭為大規模交往方式的時代裏，則對比中西而審量彼己一定會用船炮作準尺來測度兩者之間相差的距離。而後，這些使中華“震於所罕見”的東西便成了當日士大夫心中千鈞所係的東西，成了倡說自強和營造自強的用心所在和功夫所在。
《北京條約》簽訂後，中西之間的戰事隨之止息，但從鹹豐初年開始的漫長的國內戰爭仍在起伏延續之中。而後是外夷滲入內戰，洋槍洋炮都在源源不斷地被移到東南戰場上來。於是，以自強為本義求索船炮的過程，在內憂外患相舛結的時勢中卻非常奇異地要從內戰中的認知船炮和使用船炮開始。對於那一代還沒有走出庚申之變陰影的士大夫來說，這是一種曆史的悖異。由於外夷滲入內戰以上海為源頭，因此，那個時候上海及其周邊便成為多見洋槍洋炮而且熟識洋槍洋炮的地方。同治元年（1862年），李鴻章率領淮軍入蘇南，從長江中遊走向長江下遊，同時是在從內地走向洋人叢集的沿海和口岸。與一年以前胡林翼被“鼓輪西上”的洋船逼得吐血相比，淮軍由江路援吳，借的是英國人的輪船。起家翰林的李鴻章因此置身於以蒸汽作動力的運輸機器之中，與鍋爐、機軸、煙焰、水汽一路做伴，他稱作“舍陸登舟，用夷變夏”。由此獲得感知顯然要更深一層。當他進入上海後，曾自比“以孤軍與方外雜處”，以形容舉目四顧之多見夷人夷事。在中國人的曆史文化中，“方外”就是化外，置西人於“方外”，正是明示其不在禮法範圍之內。而以此作中西之比，亦見這個時候的李鴻章尚未全脫舊日的懵懂。然而正是這種空間上的切近“方外”，使他能夠在東南群帥中最先直接觸到洋槍洋炮，並常常目睹“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的場麵，為之心動色動，驚歎交集，並尤其矚目於“落地開花炸彈”，比之為“神技”。因此，在他當日的文字裏，這些物事都成為一遍一遍地被敘述和描寫的東西，敘述和描寫都歸結於“洋人火器攻城奪壘及船上開用實為無敵”。在上海及其周邊，西人“助順”，洋槍洋炮打的都是太平天國。所以對李鴻章和淮軍來說，這些場麵是一種示範。然而太平軍久踞蘇南，地近口岸，西人之長技多年習知熏染之後，已是中國人中先得風氣的一方。他們不僅接受了一個外國人的上帝，而且正在把外國人製造的火器引入軍中，並拿來就用。在這個過程中，曾有一群一群的西方人樂為太平天國所雇用，站在“天父天兄之教”一麵用洋槍打官兵；同時是逐利的“牛芒鬼子”（外國生意人）成了戰爭裏的商業中介，用整船整船的軍火換一堆一堆的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