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興指出，中國刑法的源流亦能上溯到堯舜時代。堯舜時代有了較為完整的刑罰製度,同時有了一定的刑罰指導思想[]。張江洪指出，以道德文化為其核心的舜文化，是不是隻講德治而不行法治呢？法治作為懲罰的手段，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的。《五帝本紀·舜本紀》：舜命皋陶作土，定五刑。這是我國法治初製的見證，是舜文化中法治思想的體現[]。如：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尚書·五子之歌》）“紀綱”就是法製；“有典”指的是典章；“則”指的是法則。可見堯舜時代是有其法典和法規的。尤慎指出，刑法作為一種懲罰報複手段，在原始氏族內部早就存在了。至舜時才有係統的紀錄[]。
象以典型，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惟刑之哉！（《尚書·舜典》）“象”，“刻畫”義，舜帝使人刻刑律於器物之上，使人民知道相關的內容。如果官吏犯罪的話，那麼就要實施鞭刑；過失小罪，可以赦免，而怙惡不悛，應當受刑。這裏把犯罪從故意和過失區分開來，可謂十分精妙。金作贖刑顯然體現了其仁，強調可以用金來代刑，體現了其寬容[]。用刑十分謹慎。“欽”，敬也；“恤”，慎也。用刑十分謹慎，自然會受到老百姓的歡迎。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幹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禦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従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尚書·大禹謨》）施刑期待達到無刑的地步，人民都能合於中道，這是皋陶你的功勞啊！皋陶則以為這是帝之德的結果，刑罰不及子孫，獎賞擴大到後代，寬宥過失不論罪多大，處罰故意犯罪不問罪多小；罪可疑時就從輕，功可疑時就從重，與其殺掉無罪的人，寧肯自己陷入不常的罪[]。可見，刑賞治國，使用刑罰就的目的是為了以後不使用刑罰。如：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製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蒙士。（《尚書·伊訓》）製訂《官刑》來警戒百官。《官刑》上說：敢在宮中舞蹈、在房中飲酒唱歌的，這叫做巫風。敢有貪求財貨女色，經常田獵玩樂的，這叫做淫風。敢有輕視聖人教訓，拒絕忠言諫戒、疏遠年老有德、親近頑愚童稚的，這叫做亂風。這些三風十過，卿士身上有一種，他的家一定會喪失；國君身上有一種，他的國一定會滅亡。臣下不匡君主，其刑罰是墨刑[]。顯然，什麼巫風、淫風、亂風這些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違反了可能導致家亡國亡的結果。
那麼舜文化中的刑罰與《尚書》中的刑罰是何種關係呢？顯然是一種內涵關係，下麵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麵進行簡單的討論。
（一）《尚書》中“法”之功用法治思想的功用也可以說是法治思想得以存在的原因。《尚書》中“法”思想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1.使人上進，使人向善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麵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尚書·益稷》）至於那些愚蠢而又喜歡惡意中傷別人的人，如果不能明察做臣的道理，就用射侯之禮明確地教訓他們，用棍棒從而警戒他們，並把他們的罪過記在刑書上，讓他們改悔上進（參文白十三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