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左傳·定公元年》）季氏久服其民，因此魯國民眾忘其君。史墨把得眾與否看成是政治成功與否的關鍵之所在，並總結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觀點（參文白十三經），這與“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觀點異曲同工。史墨的觀點表明，國君的地位是否能夠得以保存，關鍵在於得民與否；得民則存，失民則亡。
（二）《左傳》民本思想之表現伍星明、黃生文指出，春秋時期存在著一種重民的社會思潮，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對民的認識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重民表現在民與神，民與君的相互關係，人們的認識有著重視民眾，愛護人民等有價值的觀點[]。這個觀點顯然有一定道理。我們以為，民本思想主要表現在人民與神的關係對比上。人們以前祭祀是想求得神靈的保護，但是人民在生活和生產中、在戰爭中意識到，人民的力量而非神的力量在起決定作用，而神不過是人們思想上的某種安慰而已。
1.神依民的意誌而轉移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鹹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左傳·恒公六年》）少帥要追趕楚軍，隨侯正要同意之時，季梁勸阻，其原因是百姓還在挨餓。隨侯這樣解釋說我用來祭祀的牲畜體壯膘肥，即是對神靈很是友好與恭敬。季氏指出，百姓才是神靈的主人，因此古代帝王先團結好百姓然後才能專心於神靈。如今百姓各有各的想法，神沒有了主人，盡管君王的祭祀很豐盛，但又有什麼用處呢？由此可見，季氏是很重視百姓，沒有了百姓，這個戰爭是不能打的。隨侯因此而沒有追趕楚軍（參文白十三經）。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左傳·僖公十八年》）在宋公看來，祭祀體現的是一種人神關係，人以牲祭神，顯然是滿足神的需要；用人來作為祭祀品能更好地滿足神的要求。司馬子魚認為不能用人來當祭祀的物品，理由是百姓是神的主人，如果用百姓來做祭祀的話，又有哪個神來享用呢？想用殺害的百姓來作為祭祀品進而求得霸業，而得到善終，這是不可能的。司馬子魚用民為神主為論據公開批評以人為祭的殘忍而反動的行為。他顯然很是明白：民眾的力量大於神的力量。因此，人民才是神的主宰，而神並非是人民的主宰（參文白十三經）。
2.民為邦本景明指出，春秋之時，君主的權威因封建宗法製度自身的缺陷而受到震動。“弑君三十六，亡國七十二”的現實，使君主的權威大大降低，與此同時，人民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這樣，重民的觀念自然也會得以提升。“民為邦本”的觀念自然也會深入人心。
（1）君當為民謀福利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認為，隻要利於民，就是對君主有好處的。天立君的目的是為了養民，不思利民，不思養民是君之失職。遷都隻要對民有利，那就是大吉大利，那就應該遷都（參文白十三經）。這表明，民眾才是根本。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國發生饑荒，鄭國民眾饑餓，子皮把糧食分給了國內的人民，達到了百姓的期望，因此得到了鄭國百姓的擁護。宋國發生了饑荒，司城氏借出糧食不寫契約，又替缺少糧食的大夫借糧食給百姓。這樣施舍而不自以為給人以恩惠，這就使得百姓歸向他們趨之若鶩（參文白十三經）。此處用兩個不同的事實卻反映同樣的一個道理：隻有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至於那些不為人民謀福利，而使“百姓絕望”的君主，人們就可以趕走他們。如：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為何？”公曰：“善。”（《左傳·襄公十四年》）賢明的國君要獎賞好人而懲罰壞人，撫育百姓像撫育兒女一樣，容納他們像大地一樣；民眾侍奉他們的國君，熱愛他像熱愛父母一樣，敬仰他如對日月一樣，崇敬他如對神明一樣，畏懼他如對雷霆一樣。國君是神明的主祭人，是民眾的希望。如果使民眾的生計困乏，神明失去祭祀者，老百姓絕望，國家失去主人，那還用這樣的君王來做什麼呢？不驅逐他幹什麼？顯然這裏是強調以民為本，要為民眾著想（參文白十三經）。師曠公然提出假如君主對民不好，就可以把他除掉，這顯然是依據人民的利益來發表他的見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