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教書了，不能用鄉下的辦法教，隻能用城裏學校的教法教。解放後，有很長時期規定有許多條例，還要寫教案等等，按著各種格式講許多囉囉唆唆的廢話，還要留下許多作業。學生十幾年書讀下來，不要說讀過的文章一篇也背不出，連許許多多的題目也一股腦兒忘光了。我記得教書時，不知有多少次，自己也感到廢話太多太無聊，真不想再講，直欲大喝一聲：同學們，自己讀讀吧，自己看看吧！可是不敢，隻好廢話說下去。“四人幫”倒台後，一九八二年，教一班大學語文，較自由，還有兩位助教小姐隨堂聽講，我和同學們約定：書上有的，我都不講，我講課本上沒有的，兩節課，講一節半，半節自己小聲讀，然後課外自己誦讀背誦。同學們很歡迎，在高校統測中，成績是最好的。
本國傳統教育，有一套適應本國傳統語言文字、各種學術的方法。就是強調讀、背誦、記憶，強調在熟讀的基礎上理解，強調記憶在先、理解在後，強調在記憶的基礎上理解、逐步加深。什麼“書讀百遍，其義自見”，什麼“書到妙來無過熟”，什麼“家家飯熟書還熟”，什麼“博聞強記”，什麼“三冬文史足用”……對於掌握中國語言文字，莫不以強調“讀”和“記憶”入手。而新式教育，就缺少這一點過硬的功夫。
中與外
中與外也是個老話題了。幾千年閉關鎖國的華夏，在十九世紀後期，突然被外國人打開大門，擾亂了寧靜生活，掠奪了山河財富，老百姓的排外情緒是很自然的。隻看當政者如何認識、因勢利導，如何教育誘導百姓認識世界，如何效法外國富強國家。日本情況類似，明治維新成功了，現在並不輸與碧眼黃發兒；中國卻一再失去良機，走了彎彎曲曲的路，對中、外問題似乎一直存在過不少難點。讀何剛德《春明夢錄》，記他出任蘇州知府引見時，西太後最後對他歎息說：中國自海禁大開，交涉時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誤聽人言，弄成今日局麵，後悔無及。但當時大家競言排外，鬧出亂來。今則一味媚外，又未免太過了。時事艱難極矣，全賴大小臣工苦心對付，無過不及，才能挽此危局，江蘇地方事，也不是好辦的，予看汝在外多年，事理亦很明白。好好去做便是。那拉氏說的似乎也還是老實話，一會兒排外，一會兒媚外，不過這不是朝廷和知識階層的態度。而在廣大的農村老百姓中間，對“洋鬼子”一直是仇視的，就這個叫法已經代表了人們普遍的心態。六十多年前北方山村小孩經常唱：“打洋鼓，吹洋號，散了裹腳入洋教，隻說入教成神呀！誰想挨洋鞭子受疼呀！”用下流惡毒的語言，嘲笑入耶穌教、天主教的人家。對西洋人則唱：“洋鬼子，雞毛爛撣子，眼裏流點灰水子……”其實對外國人卻一無所知。七十年前軍閥張宗昌招了一批白俄軍隊，打到我們鄉間，鄉下人說：“洋鬼子腿長，但不會彎，隻要把他打倒，就爬不起來了……”我小孩聽了覺得十分好玩，後來長大看書，見清末類似此的笑話不知有多少。譚延闓《燕京舊聞》手跡冊記庚子前一年去見徐蔭軒（桐）道：坐定詢數語，即大罵洋鬼子，又曰：世上安得有許多鬼子，全是漢奸造的，今日某國，明又某一國，不過這幾個鬼子，翻來覆去，如變戲法。餘忍笑不敢置對，出於車中，狂笑不已，明年遂有庚子之亂。徐當時是體仁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這樣重要的大臣，對外所知這樣可笑，而又真希望中國強大。庚子義和團事起，他已八十二歲，高興地說：“中國當自此強了！”但是沒有多久，侵略者八國聯軍進京，他上吊而死。他兒子徐承煜是那拉氏處決袁昶、許景澄的監刑官，後來也被那拉氏降旨正法，做了替罪羊。殺袁昶等，是那拉氏“誤聽人言”排外，殺徐承煜又是“媚外”，排外、媚外，都是不懂“中”也不懂“外”。
我童年在鄉間時，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若幹年，“九一八事變”前後，在沿海大城市，外國人已不稀奇，鄉間卻極少。鄰縣有一天主教神父，瑞典人。外國人倒真有吃苦獻身精神，在山區一呆十幾年，說一口當地土話，成天穿個黑袍子走來走去地傳教。鄉下人對外國的知識同庚子時差不多，排外、仇外的心理是一致的。抗戰八年，解放戰爭二年，直到全國解放：“反動派，已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歌聲響徹雲霄，真是人心大快！但是世界發展太快了，閉關鎖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人隻會說“落後是要挨打的”，卻不知道閉關鎖國，不與世界同步發展，不廣泛吸收外國一切好的東西，不和外國人平起平坐以平衡的心態相處，不以世界心態認識世界、了解世界……又如何能不落後呢？隻是叫喊是沒有用的，而隔離、隔絕又是辦不到的。縱然辦到了，吃虧的還是自己。五十年代初，各中學都不教英文，許多教英文的都改行教俄文，或改行教語文，一改就是幾十年，弄到後來，俄文也不會，英文也不會……到十幾年前，考職稱，不少人都吃足了苦頭。小時候沒有打下基礎，老大不小了，再補課，學外國文、外國話，哪裏那麼容易呢？這樣又如何能夠知外、懂外！
隻懂中不行，隻懂外也不行，要中、外都懂，而且要真懂，才能應付今天的世界，不然，連個要求高一些的涉外的賬也算不來。去冬遇到一位比我大好多歲的西南聯大的經濟係老學長，退休好多年了，一見麵說忙得很，好多大廠請他去做英文資產負債表。他說好多一兩萬人的大廠、大企業，找一個會寫英文賬、能說英語的會計師都沒有，所以仍要請他。也許有人問，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自己開的廠，為什麼要計英文賬呢？這不是殖民地經濟嗎？可是如果進入國際，外國人都這麼辦，那有什麼辦法呢”這隻是一個例子而已。廣大的科學領域，高深技術，尖端科學，以及其他諸多部門，都離不開向外國學習。中國要的是學貫中西、精通中外的人才。在長時期中，耽誤了不少歲月，近若幹年中，改革開放，沿海領先，內地跟上，學“外”已漸成風，懂外語、外文的人自然會大量增加，將來恐怕欠缺的又是“中”了。杜宣先生寫文章，讚賞當年英國人把“HONGKONG&SHANGHAI BANK”翻譯成中國化的名字“彙豐銀行”，美國人把“CHASE BANK”翻譯成中國化的“大通銀行”，做到這點，要有點中文水平才行。翻譯前輩嚴複講究“信、達、雅”，這就要求中要好，外也要好，顛倒也可以，總之都要好。不然，“中”與“外”是結合不起來的。
土與洋
看電視節目，見有新聞報道說，北京街頭好多鋪子起的都是洋名，不，或者可以說是似洋而非洋的名字。因為是本無譯文，隻照譯音的洋文字隨便找幾個，什麼“阿特巴”呀、“佳爾特”呀、“茜茜莎莎”呀，不管什麼，隻要有點迎合顧客想象外洋、羨慕好奇的心理，就好做生意了。一家不大的鋪子的一位年輕女售貨員說得好：“帶點洋味嘛……”帶點洋味就好做生意，好做生意就好賺錢，至於那帶點“洋”味——實際是土洋結合的“土”味是什麼意思，誰還去管。這位可愛的姑娘說出了老百姓的大實話。
我談到“新”和“舊”時，就曾說過，“新”並不等於“洋”，“舊”也不並不等於“土”。滿街穿洋服的朋友，又有幾個會說洋話、識得洋文，彼此彼此，就是洋裝雖然穿在身，心——或者說“身”、“聲”，依舊是中國身、中國聲。起個不知所雲的洋味店名好做生意、好賺錢；穿身洋裝，帶點洋味，也就好氣派、好交際、好做生意、好賺錢——弄不好，還好騙錢。——如果是穿件破棉襖的老土，進幾十層樓的飯店，門口不會讓你進去。十四年前我穿一舊棉襖乘上海賓館的電梯，就被拒之門外，虧得前台一位當班經理才把我送上去。如果我一身洋，皮鞋雪亮，自然不會受阻。穿洋裝、吃洋菜、起洋味店名……心態其實是一樣的。隻不過起洋味店名的雖深通顧客心理，卻不像高級公司、飯店，有洋老板或精通洋文的買辦，可以起洋文名，再譯成中文，或譯音，或譯意。這些小老板，不是買辦出身，或未受高級教育，不通洋文，隻能起個帶洋味的土名。這就是土辦法，照樣也能賺錢，而且有的可以賺大錢。連當作家這也是竅門，不是有個起女人味洋名、寫小說風行一時的人嗎？何況做生意？自然也能發“洋味”土店名的大財了。
不過認真一點，翻譯個洋名是大有講究的。比如名牌“Goldlion”，既未意譯為“金獅”，又未全部譯為“戈勒德利來”，或“哥勒德麗乃”，而前半意譯為“金”，後麵音譯為“利來”。這樣利在多金，成了名牌，財源滾滾而來了。上海曆史上曾有一百多年租界地，“洋”的基礎是深厚的。過去淮海路有一家很大、很著名的西餐館，每天名廚掛牌推出名菜。店名“複興”，看上去完全是中國店名，而實際是從“Renaissance”（文藝複興）一詞意譯過來的。南京東路近中央商場處有家咖啡店，英文名“Mars”，意思是“戰神”，不好叫“戰神”咖啡館，中文名音譯為“馬爾斯”，洋氣十足。五十年代常進去吃冰奶油，賬台上還坐著一位金發碧眼的女郎（或已是半老徐娘了），後來不知哪去了。記得三十年代末，電影畫報上登著美琪電影院英文原名，征求中文譯名的廣告。英文原名忘了，寫信去問周劭先生，他來信告訴我，是“majestic”，第一部放映的好萊塢片子是《美月琪花》。這個英文字原義是莊嚴、壯麗的意思，應征者又諧音、又譯義，譯為“美琪”二字，一直用到今天，知其掌故者亦很少了。而過去好的翻譯，就要求中、外文都好，能將音義都譯出來，這是比較難的。最著名的是嚴複老先生譯“logic”一詞為“邏輯”，邏是巡邏、周邊的意思，“輯”是聚斂、集聚的意思，論證所有思想原理及方法。亦稱“論理學”。但“邏輯”一詞，又諧音，又突出意義，現在普遍都說“邏輯學”，什麼形式邏輯、辯證邏輯，說論理學，一般人反而不知是什麼了。上海早期洋名詞譯音的很多。如“sofa”，譯作“沙發”，一直用到現在，如說“安樂椅”，人們反而不知道了。如“salon”（法文），譯作“沙龍”，現在也很普遍。而“Telephone”現在都叫電話，沒有人叫“德律風”了。記得初中時念物理書，好多專用名詞的後麵，都注著英文原名，如“安培”，括號內（Ampere），歐姆（Ohm）、加侖（Gallon）、米突（Meter）。化學書、生物書上也如此，公式都是用字母來代表符號的，很便於外文程度差的學生學習記憶，為進一步接觸外國科學知識，進一步讀外文科學書自然而然地打一點基礎。咱們中國過去缺乏自然科學基礎，全部學外國的，各種專用名詞不能全譯成中國字，隻好學外國字，這樣比較便利，是沒辦法的事。解放後印課本，這種辦法取消了。說是這樣印“有辱國體”，其實這是片麵的，未考慮初學科學知識的小學生的方便。況且這些洋名稱、洋字都是世界公用的，這和“國體”毫無關係。有的留學外洋的前輩專家，激於愛國熱情，提出這是“有辱國體”，實際沒有想想幼年學習外文，後來學貫中西的過程。這也影響到後來“不學ABC，照樣幹革命”的錯誤口號盛行，影響到今天懂“洋”的人太少了，而以“土”為“洋”，創造“土洋味”的人又太多了。真是感到遺憾！
橫與豎
中國字從古以來就是直寫的，中軸垂直線連著上下，中間垂直，講究一行筆直，講究上下行款，日文字母的片假名、平假名，五十音圖，是采用中國漢字楷書、偏旁、草書偏旁編寫的，因此也是習慣直行書寫。漢字連在平假名、片假名上下，一筆寫下來，十分方便，行款很直，也很好看。如草書平假名俳句，寫的筆勢飛動，更能成為藝術品。如果橫寫便不成字，無法連筆，無法辨認了。
西洋文字，英、法、德、俄等等，以及阿拉伯文、西班牙文，都是橫寫的。文字形體是左右連的，平行線在下麵取齊。西學東漸，向西方學習科學，先要學西方文字，最普通的是英文，這就學習橫寫文字。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習慣稱“蟹行文字”，現在沒有這種叫法了。除去學了外國蟹行文字還不算，西方科學知識仍不能普及，這就需要把外國的科學書籍翻譯成中國文字。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以及廣泛的西方各種門類科學著作，聲光電化等等，都要翻譯成中文本。這就出現了矛盾，中國文字、傳統書籍照例是直行書寫、直行排印的，而西方科學的運算、公式，都是橫寫、橫排的。如何統一起來呢？這樣中國就出現了橫排書，即最早的數理化教科書、各科門類的科學專著，都是橫排本，小孩上小學、中學，學英文、學算術都是橫寫，讀國文、讀曆史、寫作文，都是直寫。不但直寫，而且規定用毛筆。直到解放後，五十年代初還是如此。一直到中學、大學，都是如此。習慣讀直行書，直行寫字，也能看橫行書，橫向寫字。大學寫科學論文，程度高的，直接用英文寫，連中國字也不用了。這樣既保存了傳統文化習慣，又接受普及了西方科學知識。
保存這點直行書寫、排印的傳統文化習慣是很重要的。這好像用筷子吃飯一樣，也是表現民族文化特征的地方。這是傳統習慣如此，文字形體特征如此，並非就是落後。日本人到現在一般寫字、印書，也都是直行。報紙、雜誌也都是直行排版。日本人常用標準稿紙，每頁四百字，都是直行書寫，以頁數來計算稿費。隻有科技書籍、刊物，全都橫寫、橫排。自然，現在電腦普遍，是否能打出直行漢字，我就不知道了。
中國漢字橫著寫，是模仿西方模式的。三十年代摩登男女青年寫情書，用緋色洋信紙，綠色或紫色墨水橫著寫小字，中間再加兩個英文字“My Dear”或“I love you”，以表示歐化。有些新文藝家，也出版橫著排版的新詩、小說，甚至李後主詞（我過去就有一本三十年代出版的橫排李後主詞）。用現在的話說，這在當時也是很新潮的，但是並不普遍。社會上不論私人寫信、公家公文、報紙印報、書局出書，除去科技的必須橫寫、橫排而外，一般還都是按照傳統習慣，直行書寫、直行印書。直到解放後，五十年代前期。
我不知怎麼從小學，到中學、大學，不管什麼語文、曆史等，都和數學、外語一樣一律橫寫，所有書刊，除特殊古籍而外，一律橫排，這是為什麼？或者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或者由於經濟上的考慮……總之從小受教育，就是橫著寫中國字，習慣看橫著排印的書，天長日久，習慣形成，在文字書寫、印刷上與西方接軌了，在傳統漢文書寫習慣上也把一點民族本色丟光了，對於直行排印的書也看不慣了。據聞中華書局總編輯傅璿琮先生說：一本古典通俗小說，如果直行排版，銷路就很差；如果橫行排印，就能多銷許多書。可見普通讀者的習慣，已經慣於看“蟹行”中國字了。而各圖書館藏書以及境外的直行中國字印的書，誰又去看呢？昨天接友人函，說每周要到北大去三天，參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審工作，不知是影印還是排印，如是影印，恐怕還都是直行，將來給誰看呢？看的人必然極少極少。就一個橫寫漢字，橫印書，就在客觀上起到某種割斷中國文化曆史的作用。也許表麵上看不到，而實質上是客觀存在的。因為文化體現在每個人身上。
我從小是習慣直行寫字的，“文革”前，一般寫稿、寫信，也都是直寫，報紙雜誌將直行寫的稿子橫排，編輯和排字工人都無意見。八十年代初期，《紅樓識小錄》出版時，我的稿子都是直行、繁體字，編輯說印刷廠工人不排直行繁體文稿，花錢找人重抄成橫寫的發排，這時我才如夢方醒，原來幾年中文化界變化這麼大了。我自八十年代中，已慢慢習慣橫行寫稿了，現在隻剩下寫信，除特殊必要者外，一般還是直行，拿過紙，用很滑的圓珠筆一揮而就，十分瀟灑。不用毛筆，用毛筆就要用毛邊紙、宣紙寫了。可憐得很，隻剩一點點傳統的書寫習慣了。不過我總認為：中國人，從小就應該學會既能橫寫，也能豎寫；既習慣看橫排的書，也可慣看豎行的書。這點民族特色總應該保持下去，才不會隔斷古今文化脈絡。
簡與繁
中華書局出版了我的一本《文化古城舊事》，書中專記三十年代號稱“文化古城”時期的北平的教育文化情況，我感到這個時期是我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科學文化、舊教育手段與新教育方式結合的最好的時期，印了四千冊，很快賣光了。不少朋友來信向我買書，我也無能為力。不過這隻是話頭引子，本文不多說這方麵的事，而是由讀者來信說另外的事。近接編輯轉來一讀者校正此書錯別字的信，十分可感。一感謝也，二感慨也。信中提到繁、簡混用處很多。如書中“胡慶餘堂”，數處都印成“胡慶餘堂”，這個“餘”字，“饣”字一半已簡化，但還不是“餘”字。讀者十分認真，指出繁簡混用的錯誤，應該感謝。但簡體字與繁體字在今天也常常易於混淆，增加許多傷腦筋的問題。比如“胡慶餘堂”吧，它原是“餘”字，而非“餘”字，這是曆史上的專名詞，是否應該按照今天的簡體字寫呢？是否應與曆史資料上的寫法統一呢？不然，豈不變成兩個堂名了嗎？如“適”字，記得在簡體字表上，就注明“南宮適”的“適”，應讀“kuo”，而不讀“shì”，那麼宋代“洪適”呢？“葉適”呢？是否也寫成“葉適”？又如何讀呢？過去繁體字，有一個字幾種寫法。如“庵”，可寫作“廠”、“菴”、“盦”等字形，而有的人起名字用“廠”字，如近人易大廠、於非廠等，都用“廠”字。而現在簡體字“廠”是工廠的廠，“廠”則是“庵”字，是否易大廠、於非廠，也應排成易大庵、於非庵呢？這又是由簡向繁了。真是叫人難辦。
簡體字本身也有不少混亂現象，如姓蕭的“蕭”，草字頭，下麵肅字。而簡體字先把姓蕭的蕭，簡化為肖像的“肖”字，本是去聲字，要讀成平聲的姓，且舊時有“不肖子孫”的成語，卻讓姓蕭的人用這個字作姓，幾乎有點開玩笑了。而甘肅的“肅”已簡化，與草字頭合並的“蕭”字現已很普遍，那姓此姓的，究竟應該寫“蕭”呢？還是“肖”呢？我幾十年天天寫字，到現也不明白應該怎麼寫，是否是簡體字本身的混亂呢？
簡體字有所謂“草書楷化”的簡法，其實這本身就有點不通。不知楷書的結構是點畫，草書的結構是“使轉”，即不斷畫圓圈。唐人孫過庭《書譜》上說的清楚：“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如見、貝等字，草書見、貝，都是一筆寫出，中間畫個圓圈，筆勢再反下來；改為簡體字，中間成了一豎，加邊上兩豎，變成三豎在很窄的長方形中並列，既不好看，又很難寫，而且見、貝中間兩小橫，排列整齊，很好看，筆畫又不多，根本沒有必要簡化。真不知是誰的怪主意，規定出這麼難看的字形。縱然不管“六書”從美學的角度看，也是美醜不分的呀！
還有用符號代替偏旁，不是畫“×”，就是寫“又”字，一個“又”，可替“登”字，如鄧字；可替“”字，如艱字，難字；可替“奚”字，如雞字。但溪字，又不能寫成“漢”字，因為這個“又”是代替“”字。歡字的“又”，又代替“雚”，因而灌溉的灌字，就無法再簡了。這也無道理可講。隻是過去一些形聲字，在簡體字中，十分混亂，無所遵循而已。自然國家的命令是應該服從的。
簡體字中，同音假借造成的混亂也不少。如西太後、後來，那麵包房裏賣麵包（近四十年前老舍先生就提過這個例子）等。近十幾年來，改革開放，與海外來往頻繁，不少內地簡體字出版物到了外麵，電腦譯為繁體；或不少上學時沒有學過繁體字、不認識繁體字的人，亂用繁體字，以為時髦；或到了國外，把原本是兩個字的同音字，都用一個繁體來代替。各種笑話，不一而足，種種混亂，令人看了啼笑皆非。而有些讀者，便以錯為對，其影響就不隻是一個字了。去年《新民晚報》出美國版，是繁體字印的，美國朋友來信說，範仲淹、範成大的範字，都印成竹字頭、下麵左“車”右“”，是舊時師範、模範的“範”字。鬱達夫的“鬱”字，則印成那個憂鬱的“鬱”的繁體字。除非直接排這一字的繁體，不然我用語言說不清楚，什麼“樊”字頭，禿寶蓋、一個“鬯”字，旁加三撇等，也隻能同達夫先生一樣，憂“鬱”半天了。至於故裏的裏，加衣字旁，汽車的“汽”字裏，再加個“米”字，弄的不成字，那就更經常遇到，不足為奇了。總之，這也是混亂吧。
我迄今也很難理解簡體字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什麼重要的作用。或隻是為了政治原因，和繁體字可以劃清界限，或是為了表現創造精神，作現代倉頡等等原因，都不去管它。隻是它已靠國家命令，施行了三十來年了，這是現實。當然在過去不改革開放的時代，關上國門，不要古也不要外，那再簡也隻好服從命令聽指揮。而現在改革開放已十五六年，形勢真是大好了。做生意要和外界接觸，文化交流要和外界接觸，又要提倡中國本位精神，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全書續編》，走在馬路上，大商場為了做生意，不但用繁體字招牌，還有英文招牌。隻靠行政命令解決，一定用簡體字，恐怕行不通了。想起了袁曉園教授的話：“識繁寫簡。”中小學生恐怕必須要多認識一些繁體字了，不然恐怕很難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也無法繼承文化遺產。自然簡體字也亟待修訂一下。可繁、簡的混亂情況恐怕還要繼續一個長時間呢。
線與精
“線”和“精”之間，按照習慣說法，中間還隔著一個“平”，而“線”是中國傳統書籍裝訂方法，“精”和“平”則都是西洋裝訂方法。寫到這裏，忽然想起魯迅翁一段話，他在《且介亭雜文》的《病後雜談》中道：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為“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讚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如你躺著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著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酸麻，隻好歎一口氣，將它放下……好友陳從周教授曾說：江南園林、紹興老酒、昆曲，這三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實際這似乎沒有說到最根本上，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首先是在於它的載體線裝書。沒有線裝書、無處看線裝書、不會看線裝書，那就差不多失去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了，隻是園林、老酒和昆曲，沒有兩本線裝書點綴其間，豈非酒糊塗逛花園戲耍梅香乎？
魯迅寫此文時，即三十年代前期，上海滿街都是洋裝《二十五史》或平裝《情書一束》，而在北國山鎮中，卻還極少看到洋裝精、平裝本書籍。鎮上沒有書鋪，高等小學及各書房私塾，除一些課本郵局寄來外，買書都是靠隔一兩個月來一趟的賣文書的販子，或廟會上擺的書攤子。賣的由小本四本一套的《粉妝樓》等小說到一部兩函二三十本的《綱鑒易知錄》、《三國演義》、《白話四書》以及《古文釋義》、《唐詩全解》等，無一不是線裝書。這時木版書已經沒有了，鉛印的也極少，幾乎清一色是石印的。大多是上海錦章書局、會文堂出版的，掃葉山房的也看不到。所用紙都是有光紙，楷體印刷，本文大字，注解雙行小字。所有鄉間老師、學生除算術外，讀的看的幾乎都是這種書。我自然也不例外，不但學會讀這種書，而且還學會了裝訂線裝書的技術。
小孩子讀書，如不重新裝訂，幾天就弄壞了，變成散頁，無法讀了，所以必須先裝訂。調上極薄的漿糊，加點礬，攤平一張麻紙，刷上，再鋪一張紙，晾幹，裱成雙層書皮書，兩折成書衣，原書去掉舊線，兩麵襯好折好裁好的麻紙書衣，用重物如硯台、銅墨盒等壓住，就原孔用錐子刺好四隻孔，用紙撚先穿上，使孔不移動，然後量線較書長三倍，穿在針上，便可訂書了。先從下方第二孔穿起，繞一圈訂住，然後往上方兩孔穿去，一正一反，訂好上方書角，再穿回來，訂好下方書角，線正好用完，打個結，書便訂好了。我八九歲讀的《論語》、《孟子》，就是在老師王成邦先生手把手地教導下自己裝訂，讀完背熟的。原書一直保存到“文革”時，才被抄家者掠奪而去。其他小時的書不必多說了，真是一言難盡。
對愛讀書的人，讀書是一種最大的精神享受，而這種享受，隻能在讀線裝時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感覺。先說讀時姿勢吧，可以走著讀、坐著讀、斜靠在沙發上讀、躺在床上讀、坐在椅上，翹起二郎腿讀……散步時讀，看兩頁，書一卷，背抄著手，邊走邊沉思，想起來，再看看。躺在沙發上、斜在藤椅上，戶內、戶外，一卷書、一杯茶，眯著眼看著，倦了，書一扔，迷糊著了，這真是神仙的感受，這才有“手倦拋書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的境界。大本的精裝書就辦不到，厚厚的平裝書也很困難，即使精通外文，看密密的洋文，躺著、坐著，也很難有怡然、悠然的享受……何況線裝書都是大字的，不要說新六號、五號鉛字大小的字少有，一般字比老五號還要大，如果是寫刻本，好版本，隻看看那舒朗的白紙黑字，也是難得的文化藝術享受……
但是時代畢竟變了。三十年代中期，中華、商務還分別編印《四部備要》、《四部叢刊》兩部大書，統一開本線裝，當時還有些人力、財力，包括出版者與購買者兩方。其後日寇一侵略，戰火摧毀中國文化，敵人燒、自己燒，一直燒到解放後、“文革”，一燒燒了半個多世紀……現在再無財力、人力出版線裝書，一般不知線裝書為何物了。向西方看齊，與世界接軌，人皆西裝，書必洋裝了。“洋裝”這一名詞對書來說，現很少人提了。隻說“精裝”、“平裝”，這二者當中，在一般隨便翻翻看的書中，我是喜歡大字、平裝、直行排版的書，而且裝訂不要過厚，最好三百頁左右，如中華書局的“廿四史”《清史稿》、台灣遠流出版社的《柏楊資治通鑒》等書，看起來還是很舒服的，稍有“手倦拋書”的瀟灑自由之感。
今秋手中稍有餘錢，又買到幾種秦火焚餘的線裝書：《眉園日課》、《弗堂類稿》、《石遺詩話》等，隨便翻翻，也足以享受讀書之樂，不盡低回往昔之感了。想想未來，如果都變成電腦讀物，一天到晚瞪著大眼睛盯牢顯示屏，那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呢？真是不可思議！
毛與鋼
讀《知堂集外文》，“買毛筆”一則中寫道：我不喜歡用鋼筆，近來連自來水筆也丟掉了，結果是一年到頭隻用毛筆，而毛筆實在太不經用。紙反正是一樣的需要，用毛筆時什麼紙都可寫得，也是一種便利。墨則不很耗費，有了十塊八塊同光以前的舊墨，就可以用上十年八年，所以問題隻在筆上而已……毛筆的缺點還是在別一點上，即是好使用的期間太短。一支筆寫上幾天，這才順手好寫，可是沒有幾時便又變了，筆鋒漸硬漸粗，在格紙上寫有點兒別扭……這段文字很有趣，不過是我這種小時候用慣毛筆的人才能體會。這就使我想起一個今昔書寫工具、習慣的變遷問題，簡言之是“毛與鋼”（這裏“鋼”是一個代詞，也包括鉛、石、圓珠等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