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過去用毛筆。不要說知堂老人這樣活到現在一百多歲的人從小是用毛筆的，就像我這樣二十年代末才開始讀書的人，從小也是用毛筆。三十年代初我還在山鄉小鎮上，並非十分貧苦閉塞的地方，一般小學生也從未見過鉛筆，更不用說鋼筆、自來水筆。低年級石板、石筆是用的。老師講算術，黑板、粉筆是用的。其他則全用毛筆。商店寫賬、開清單，私人寫信、學生作文，全是毛筆直行寫，算術題用毛筆寫在麻紙本子上，自然是橫寫。鎮上沒有賣機製紙的，如新聞紙、道林紙等，也無賣宣紙、毛邊紙的，但有賣粉簾、彩色有光紙的。粉簾是給人糊窗戶用的，彩色紙是賣給畫匠替喪家糊紙人、紙馬、冥衣、紙劄，或正月元宵糊彩燈用的。鎮上高小及各書房學生學習用紙，都是縣城紙坊自製的大小白麻紙、紅格紙。麻紙很古老，唐朝就有了，任命官吏用以寫通告、任命狀，當場讀，謂之“宣麻”。麻紙是用爛麻繩做的——水浸透，上碾子碾碎，再浸成紙漿，以簾子浮出成紙，十分堅韌，吸水性強，隻能用毛筆書寫。鄉間讀書四五年，每天寫小楷四行（二百字），大楷半頁（十八字），從不間斷。作文更是用毛筆小楷。中學、大學，平時不大寫大、小楷，但作文仍是用毛筆。參加工作，教書改作文，當職員寫公文，解放後在部裏寫公文，也都是用毛筆。比我大二三十歲，甚至四五十歲的老先生，寫英文都照樣用毛筆。六十年代初，在上海淮海路一郵局遇到豐子愷先生寄信，大宣紙信封，半截中文、半截英文，都是用毛筆寫的。
我用鉛筆、鋼筆寫字，是到北京上了中學之後，用HB施德樓牌德國製鉛筆做數學作業，後用變色鉛筆。先用蘸水鋼筆、三格本學寫英文，後用自來水筆。鉛筆盒中，鉛筆、橡皮、修腳刀（削鉛筆用）、圓規、三角板，一應俱全。自來水筆別在製服口袋上，每兩周做一次作文，要帶銅墨盒、毛筆，中學六年如一日，長期養成毛筆、鋼筆都能熟練使用的習慣。不過我很愛寫毛筆字。小學、初中時被老師、父親逼著寫大、小楷，當作業完成，高中時就自覺以寫毛筆字為消遣了。上大學還經常寫白折子練小楷，寫《草訣歌》，練草書。但自高中開始給報刊寫稿，有時用毛筆、中國紙；有時用鋼筆，寫洋稿紙，並不一律，速度也差不多。六十年代前期，慢慢到了無話敢說，無文可寫的地步，我就練字。楷書寫《李靖碑》（顏魯公晚年的作品，顏字裏最顯示氣魄的），八分寫《衡方碑》，草書寫《書譜》，行書寫《聖教序》、《蘭亭集序》等等。
現在，有朋友讓我寫字我用毛筆，平時寫稿寫信用鋼筆，近幾年用一種派克牌圓珠筆，十分滑潤，寫起來不費勁。隻是筆很貴，而且寫不了多久就要換新的。
書寫工具毛筆，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雖已為鋼筆等硬筆所代替，但學習書法藝術的小孩現在很多，不少筆姿很好，因而毛筆字還能流傳下去。這是值得慶幸的。隻是宣傳媒體常把一些粗俗不堪的字刊登出來，影響很壞。而且筆造得越來越壞，十支八支新筆中找不出一支有鋒能寫字的，真無法可想了。
衣與食
衣、食、住、行，是人生四大要素，首先是“衣”，排在第一位，似乎比食還重要。現在人們還這樣說，而且說到扶貧時，也常說溫飽二字，把“溫”放在前麵。俗話說到可憐狀況時，也常說“身上無衣，肚內無食”……為什麼不把“食”放在前麵呢？或者可以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奚”？這是“幾奚”之一吧。穿上衣服，是人，脫掉衣服，便隻是動物了，所以衣是第一位的。再有古語說得好：“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如果說到人類文化，衣食住行應該說又是第一位的。因此回顧我們本世紀文化的變化，衣食住行不但應包容在內，而且是很重要的，也是有趣味的。
我出生在二十年代中前，有記憶時已是二十年代後期了，當時住在太原，是山西的省會，雖然不比京、滬、蘇、杭繁華綺麗，但日常父親、母親及來往客人，衣著也是十分入時的。當時女的都時興穿圓大襟很短很短的短襖，單、夾、棉、皮，式樣是一樣的。棉的、夾的都沿緞邊、織花邊，皮的做出風，就是沿一條毛向外的皮邊，單的沿窄邊，或滾一條邊。下身裙子或大肥長褲，袖口、褲腿口都大，是喇叭形的，料子講究華絲葛、鐵機緞等。男人大多著長袍，秋冬外加坎肩、馬褂，袍子已不大時興穿緞子，而是什麼線嗶嘰、毛嗶嘰了，不過都很肥大、很短。客人中很少穿西裝的，少數有穿學生裝的，不過有一個最大特點，男女褲子，全是滿襠褲，放平像個“人”字，上麵還有褲腰，束時把褲腰一折，疊在肚皮上，用褲腰帶係緊。夏天還可，冬天厚棉褲，再一折一係，就腰大一圍了。現在大都市的青年男女是無法想象的。鞏俐演《秋菊打官司》，大概穿的就是這種棉褲，所以秋菊女士成天腆著一個大肚皮……
兩年之後，回到故鄉山鎮，又一個新天地。街上人都是布衣，大多還是土布，藍靛染藍，冬天大羊皮白荏皮襖，夏天白土布背心、大草帽。鄉鎮大人夏天不穿短褲，過河時把褲腿卷起，但男小孩八九歲還可光屁股滿街跑——自然也是窮，為了省衣服。女人穿點花洋布，母親、大姐她們太原帶回來的那些華麗的衣裳也穿得少了。在鄉下住了五六年，全家來到北京。“共憐時世儉梳妝”，“時世妝”自古就是變化最快的，何況歐風東漸的二十世紀，鄉下住了沒有幾年，太原省城的漂亮衣裳全變了。到北京時，摩登婦女都是一年四季光著兩條腿穿旗袍了。新式旗袍的壽命不短，由三十年代直到五十年代末，先是高領頭釘四五個鈕絆，長長長……又是低領頭，釘個子母鈕，短短短；又是高領套裁，長長長……大開褉，像兩個門簾子吊在前後身。直到前年在台北聽老唱，那些白頭歌女還穿這種旗袍唱“就是吃石頭子兒你也尿炕……”親眼看了這些旗袍的長長短短變化。至於我初生時、出生前、世紀初的衣服樣子，也不陌生。小時伏天幫母親曬箱子裏的衣服，那些瘦瘦的一枝花的緞袍子，袖口瘦得像一條筆管，穿衣時攥緊拳頭仰不出去，一定把手指並攏才可伸袖口。
小時在北京，由衣著上一看即可分出小學生或小徒弟，政學兩界的先生或幹力氣活的，小學生學生服、童子軍服即平時便服長短褲，都是西式開口褲子，小徒弟、私塾小孩則還是中式衣褲。政學兩界、律師、醫生、新聞記者，中裝都是袍子，藍布大褂，一年四季差不多。穿西裝的極少。而賣力氣的都是中式衣褲，拉包月車的哥們，開汽車的司機，錢也不少掙，但都是短衫褲。拉包月、送煤、挑水，冬天穿套褲，大黑布棉袍子，腰裏係腰帶，把大襟撩起掩在腰帶上，幹活利落。女的更容易區別，穿旗袍的再窮也是太太、小姐、教員、護士，及少數銀行、機關職員，而老媽子、賣雞蛋的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妻子，也都是中國老式衣褲，常常還要戴個圍裙和套裙，一看衣著打扮就知道。自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淪陷時期一次與一位遠房表兄去洗澡，洗完躺著聊天，看對麵座位夥計正侍候一顧客脫衣服，冬天，獺皮領子大衣、呢帽、狐皮袍子……十分闊氣。表兄問我：你看他是幹什麼的？我說：“大概是大買賣的東家或掌櫃的吧！”因為當時學界教員、教授們已穿不起好衣服，破皮毛袍子都丁零當啷的了。他笑笑輕聲說：“他是西城的賊頭！”原來他前幾天剛替他的闊朋友向他領過東西。當時也隻有賊頭穿得闊氣了。
解放後北京一般沒有人敢穿長袍子了，挨鬥的地主都是穿長袍戴瓜皮帽的。春、秋、夏還好辦，短襖褲好了。冬天沒有長衣服多冷哪，怎麼辦，把挺好的皮袍子花錢配卡其布麵子改成短大衣。直到“文革”做牛鬼時，一齊勞動的一位同事，冬天還穿一件舊卡其短大衣，一次脫下放在一邊。收工時我穿舊大棉襖時，無意翻起他大衣的裏子。一看，原來是青狐嗉的，是狐狸頸下的長軟毛。講究穿皮貨時，這是狐狸皮中最好的、最貴的。也不得不藏在破卡其布下麵，給牛鬼擋風寒了。
北京街頭穿長衣服的沒有了。一些老先生窮得靠賣舊貨破爛過日子，舊貨又不值錢，自然沒有錢做呢製服、新中山裝，隻穿舊衣服對付。五十年代前期，常常在街上遇到舊日老師。一次在長安街電車站，遇到偽師大校長黎子鶴（世衡）先生，穿一套舊橫羅褲褂，還是老貨，一邊搖扇子，一邊向邊上朋友介紹我：“這是我的老學生……”又一次在燈市口汽車站，遇到版本目錄專家趙斐雲（萬裏）先生，穿一身舊白府綢短衫褲，洗得已變了色，拄著一把洋傘。我剛喊趙先生，正好車來，先生回頭搖搖手和我打個招呼，匆匆上車去了……舊時不穿長衫不會上街的老先生們，經過改造思想，都穿著短衫褲滿街跑了。
上海改裝晚於北京，一九五三年深秋初到上海，西裝長袍，還滿街都是，一是有錢，二是講究。三年之後，在淮海路一服裝店裏，親眼見一漂亮女士，做灰士林布褲子，還要試樣，寬一分窄一分，都斤斤計較。裁縫蹲下站起為她左量右量，我忍不住笑了起來。幾十年中，上海衣著一直比北京入時，不過發展到滌卡中山裝，已經是新婚禮服了……改革開放，又講起時裝來。一講時裝，便是洋裝，中國老衣裳沒有了。走在各大都市繁華的街道上，身穿瀟灑牛仔褲的男女小青年，分不清誰是大學生、誰是打工仔了。看電視，偏僻山區田野裏，也可看到西裝筆挺的老鄉……忽然想起，當年身穿中式襖褲、頭上包著羊肚子毛巾的陳永貴，大老遠飛到墨西哥給洋鬼子看，這也是絕無僅有的曆史往事，青年朋友們可能已不知道了，但願中國人真能與世界接軌，人人成為文明世界的人，而不隻在西裝表麵上。
說完衣，再說吃，想起老話：世上無如吃飯難。又有幾千年的古話：“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中國人從古就餓怕了。回顧百年曆史，首先想到的是挨餓，而不是美酒佳肴。我少年青年時期，是在北京度過的，首先從北京說起。北京不算南京政府那個短暫的時期，前後做了上千年首都，在各個曆史時期，都聚集了皇帝、後妃、太監、宮女、大小臣工及眾多為他們服務的各行各業百姓，還有軍隊，天天張開嘴要吃飯，不能少吃一頓，一年到頭，的確要消耗不少糧食的。但是北京及其周圍說來可憐，並不是一個出糧食的地方，西北兩麵出城走不了多遠就是山，一連上千裏，東、南兩麵，土質也不肥厚，且地勢低窪，夏秋之際，一下雨就澇，就被水淹了。靠北京四周的糧食養城裏那一大群老老少少，恐怕兩三個月也不夠。而且多是老玉米、小米，稻、麥是很少的。平常時間，自元代以來，就靠運糧河運漕糧進京，最多時四百來萬擔，少時也有三百萬擔。由張家灣到北京城，不知大小有多少倉房儲存漕糧，年年發不完，陳米很多，變成紅色，謂之“老米”，發給官吏，煮飯燒粥，特別好吃。承平歲月，北京城圈內的人，離不開老米。所以留下“吃老米飯”的諺語。而一遇戰爭，漕糧不來，北京人就苦了。仲芳氏《庚子記事》記一九○○年八月情況雲：刻下白米每石銀十兩，粗麥白麵每斤銀五分，買米隻賣十斤，買麵隻賣二斤，尚須雞鳴而起，太陽一出即停售矣……從其所記略見庚子時北京糧食緊張的情況。不過我到北京時，已在此後三十四五年矣。老米已成珍品，要賣一元一斤，當藥吃了。一般大米洋麵還是便宜的，在“七七”戰前，沒有見過誰家吃窩窩頭、小米飯的。街上勞動人民最差的夥食，是斤餅斤麵，即稱分量賣的大餅鐺烙的餅，切開來稱分量賣，麵也是切麵或抻麵稱分量賣。餅卷大蔥蘸醬吃，那要真正山東人，挑水的，掏糞的，而一般勞動者，如瓦木匠、拉洋車、拉排子車的……則多是十二兩炒餅或燴餅，麵呢就是十二兩炸醬麵、打鹵麵，吃饅頭倒少，因為是發麵的，不解饑。如現烙十二兩家常餅，來個木須酸辣湯，先喝五兩再吃餅，那就是買賣好的時候下小館了。上初中的學生，家裏給一毛錢吃中飯，三十六枚小盤半斤素炒餅，吃得很飽。還剩十枚（五大枚），放學時小攤上可買舊郵票玩。當時兩大枚一個芝麻醬大燒餅，五大枚一碗餛飩。而最貴的譚家菜魚翅席，一人一碗，四十元。大館子裏十二元就可吃一桌鴨翅席了。
隻是好景不長，“七七事變”之後，北京就一天天進入饑餓狀態了。白米白麵吃不起了，日常飯食，都以雜糧為主了，棒子麵、小米麵、小米……記得梁實秋先生的女兒在《中國烹飪》上寫過一篇談吃的文章，說到“絲糕”，現在人可能不知是什麼東西，實際就是小米麵加發酵粉蒸的，是淪陷時北京普通家庭的家常主食，如再有一碗白菜葉子片兒湯，熱呼呼地就點水圪墶絲（芥菜頭鹽醃），那真是一般人家的美味佳肴了。抗戰勝利，農村各地都在打內戰，哪裏有那麼許多糧食運到北京來呢？北京城裏，公教人員家中人口多的，仍是以粗糧為主，甚至有不少吃了上頓、沒有下頓……饑餓、饑餓，這樣才掀起了“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
解放後，開始也還困難，到了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之後，就好多了。這年冬天，我已調到華東區，上海報到、蘇州工作，魚米之鄉，吃得又好又便宜了。九元五角一月夥食費，晚飯三隻沙鍋，魚頭、白蹄、腐乳肉、鱔絲……換樣兒吃。直到一九五七年，連著五六年，連享解放後生活安定，衣食不愁之福，已忘記饑餓是什麼味了……不想饑餓的夢尚未做完，一陣“吃飯不要錢”、“畝產十萬斤”的囈語之後，便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其饑餓的情況，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記憶猶新，一閉眼就會回憶起來。“文革”後期，北京某廠組織老工人憶苦思甜報告會，一老實工人上台說了半天，最後說道：“……哎呀，要說那個挨餓的苦呀，說三天也說不完，那個挨餓的苦最苦也苦不過一九六一年，那會兒呀，真餓，餓得兩眼發黑，要飯也沒有地方要去……”台上工宣隊一看不對，連忙把他止住，請他下台了。還算好，成分好，又是“文革”後期，沒有把他怎麼樣。一緊百緊，糧食極為緊張，其他任何吃的東西，都沒有了。街上一年四季隻有賣冰棍的。有一次我在西藏南路一家小店，發現賣辣醬，不知什麼地方弄來的，不憑票，價錢不貴，便買了一斤，寄給當時在陽泉礦局的弟弟。他四個孩子，又有嶽母，人口多，吃食極為困難。收到後，來信說，太好吃，孩子們都搶著吃。我後來又寄了四斤去……現在見麵，還說起那年辣醬的滋味。饑餓的記憶，細寫，可以寫厚厚的一本書，但這畢竟是曆史了……中國人奮鬥了近百年，改革開放，才獲得小康的局麵。“世上無如吃飯難”，看來吃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住與行
回顧百年的住與行，再想想未來的住與行，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先說住，近年的變化就不小。而回顧本世紀前期，那除去極少數沿海有租界地的城市外，在廣大農村和各城市，包括北京，還都是純中國式的住所。我寫過一本書，叫《北京四合院》，直到今天，海外不少朋友，還十分憧憬“北京四合院”那種舒展、幽雅、恬靜的居住環境。一九○六即光緒卅二年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記北京房屋道：出西直門，至萬壽山路，約十八九裏之遙，皆平坦如砥，在馬車中，看西山峰巒起伏，林原如畫，此為上海所未有者。餘於上海，獨愛其道路。居則必京師之屋，以其爽塏絕於他處也。始謂二者不可兼得，今則果兼之矣，豈不快哉。孫寶瑄是杭州人，久在上海住，又在北京做官，三處居住條件比較，當時自然是北京最好。四合院院子大，房間習慣用大白紙（一種刷了白粉的紙）裱糊，有時還有暗花，連頂棚也糊得一平如砥，觀感同現在牆紙貼出來的一樣，清潔明亮，冬暖夏涼。而杭州老房子都是板壁，沒有頂棚，一抬頭看見黑乎的房頂，冬天凍得要死，夏天全是蚊子，即使大房子的院子也很小。至於世紀初的上海，租界中大多已是半中西的石庫門房子，院子不足方丈，各家前樓對著後樓，住花園洋房的是極少數。因而在過去的上海、蘇杭，居住條件是無法和北京相比的。北京即使一個小小的三間口四合院，也比上海一幢大石庫寬綽，不要說杭州四麵透風的房子了。這三個地方舊時我都住過，是深有體會的。不過都是純中國式房子，至於西式房屋，自當別論。
六十多年前，在北京，常聽大人們說笑話：娶日本老婆、吃中國飯、住西洋房子。當時娶日本老婆的很多，同學中不少人母親都是日本人，同院鄰居也有日本太太，吃中國飯更是很普通，讓我更憧憬的是住西洋房子。其實這種說法，來源也很早了。連一八三九年林則徐到澳門視察，《日記》中還特別記到當時澳門洋堂道：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屋，多至三層，繡闥綠窗，望如金碧。當時內地還沒有洋樓。所以林公特記“夷人好治宅”，驚訝其三層樓，望如金碧。到本世紀初孫寶瑄時代，上海開埠已六七十年，看吳友如畫報所畫，上海各租界也都是洋樓林立了。
我幼年有記憶時在太原，先住海子邊，門外有片空地，裏麵另有院子的獨院，後搬到天地壇一所高台階四合院中。山西四合院沒有北京格局好，是長條的。六歲那年冬天，回到故鄉山鎮祖宅，北街中間路西的高台階大門，西為正，大門口有上馬石，掛著祖父中舉人的“文魁”匾，還有一個豎額，掛在匾上，寫“都閫府”三字。“都”是華盛，“閫”是門限，並非官名，看來有些嚇人。這都是光緒中葉修的，所以當時還很新。進大門影壁轉過去筆直四進院子，後麵偏還有兩個院子，而南麵還有許多院落空著沒人住……我在這樣的大院子裏奔跑了五六年，度過了我的大部分童年。雖然陶淵明詩說：“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我應該感覺這是當年最好的住宅，但並不是這樣的。就在我們山鎮上，還有好多所比我家還好的宅子。南街的“進士第”王姓宅子，堡子巷的王姓帶堡牆的宅子……都是藍汪汪青磚大院子，幾進連在一起，格局上、幽深上都比我家的院子整齊。到相隔四十多裏的山裏親戚家，在半山上一座大宅子，前門麵東，要走近二百級台階才到山下大路，三間大門，雕磚大影壁，六棟大四合如“非”字排在引路兩旁，還是乾隆年間蓋的，宅後是溝中清泉，滿山鬆樹……不知比現存的祁縣喬家大院好多少，隻是六十多年前的舊夢，兵燹浩劫之後，剩不下多少了。
三十年代中葉，我到了北京，住進蘇園。雖然當時滿街都是胡同，胡同中都是四合院，但我家住的卻是有西式庭院風格的平房。當時北京街上純西式的洋樓極少，隻有東交民巷是外國味的。學校中有新建校舍的，是西式的；利用舊房子的，則都是中式的。著名的師大二附小，在東鐵匠胡同，全是幾所四合院連在一起，關上大紅門，不掛牌子，同兩旁的宅子分不清。燈市口著名的育英中學，鹽務學校舊址，也全是中式平房……解放後，宿舍樓是從一九五三年後開始建造的。緊緊慢慢，建建停停，一直到現在，新的尚未蓋，老早新建的破敝洋樓又該拆了……明清以來的四合院呢，還是一個老大難。府右街沿馬路西由北往南走，對麵是國務院大牆大門，警衛森嚴，新汽車不停進進出出，這邊的舊四合院外牆也青灰刷得十分整潔。而往大門洞一望，黑乎乎的破藤椅破桌子、爐子、煙囪管子堆滿了，院中情況可想而見（這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傍晚所見，後來如何，不知道）。北京四合院在院中蓋小房，弄的處處不成院子，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開始是地震棚，後來都蓋成小房，一般沒有院子了……但西山還是老樣子。前年十月中旬乘車由定福莊去中央電視台，車走三環路，過永定門往前開不久，往北一拐，呀，豁然開朗，天氣又好，一脈西山，像透明的一樣輝映藍天，在車窗左側伴我同行，情不自禁，在車中就吟了一首小詩：
三環開大路，顧盼總怡情。
山遠如眉秀，天高似水清。
燕去浮綠樹，月令起秋聲。
風景新圖畫，五朝舊帝京。
在上海住了幾十年，這樣的風景是做夢也看不到的。
說起住，上海大概是全國最困難的。當年我住六點三平米閣樓，在上海還是不差的，三樓、地板、朝南、有抽水馬桶、水磨石浴缸……我親眼見的那種長年不見太陽，房頂隻是鋪塊油氈、壓兩塊磚頭，連放馬桶的地方也沒有的棚戶區，不知有多少。三代同堂，同居一室，飯桌旁就是床，床邊就是馬桶的人家就更多了……說上海人精明、小氣等等，在這種環境成長起來的人能大氣得起來嗎？所以上海的安居工程，房屋問題仍是大問題。三十年代，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是遠東第一高樓，這是上海人誇耀了半個世紀的，住的是沒有門窗的“滾地龍”（舊時最簡陋的棚戶專名），走在大馬路，望到的是國際飯店，這是上海人舊時的驕傲……現在住在如林高樓裏，樓上不停地裝修，天天叮叮當當，敲得你火冒三丈，像是把釘子釘在你大腦裏，這是上海人今天的苦惱之一……二呢？三呢？大概擠車上班也可算上了。
“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真是天真的夢囈，雖是道家祖師爺的話，也不足為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才是向前看、有生命力的想法。自然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一回事。古人尚且如此，何況二十世紀。所以行是重要的，而世紀初和世紀尾的差異太大了。回顧一下，不但驚人，也很有趣。現在“京九鐵路”已修通了，雖然與世界水平比，如日本的“新幹線”，在設備和速度上，還差著很大距離，而比起本世紀初，那今天的發展已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現在的人還能想象火車隻白天開行，晚間要住店的事嗎？知堂老人《乙巳北行日記》記著：
十七日在漢口大智門車站上火車，八時開車……是日下午六點到駐馬店。宿連元棧。
十八日上午六點開車，下午三點到黃河，即渡河，至八點始到達對岸河北，火車已開，宿三元棧。
十九日，晴。下午四點上火車，七點開行，九點到新鄉縣，屬衛輝府，寓源和棧。
二十日，陰，上午十點半開車，下午五點二十分到順德府，寓聚豐棧。
廿一日，晴，上午八點開車，下午八點到北京，寓西河沿全安棧。
乙巳是一九○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日記是引自《知堂回想錄》一書，《知堂日記》尚未出版，特作聲明，以免誤會。火車可說的太多了，如寫篇專稿，也極為有趣，但在此文中，因篇比例，隻引此小資料，供大家想象，不多說了。
現在交通工具中，火車還是主要的，除此之外，還有水路輪船，陸路長途汽車，空中飛機。其中輪船最早普遍，海輪沿海各地、江輪沿江各地，世紀前期，比解放後還多。如上海到天津，二三十年代是十分方便的，幾乎每天都有，解放後，天津、上海，從來沒有通過客輪。不過我從來不想坐船。因為暈船，從吳淞口到長興島三十分鍾，我都要吐，何況萬裏海濤呢？據說江輪是很舒服的，我也沒有嚐試過，迄今也不想坐。水運的木船迄今仍很普遍，做“牛鬼”時，在川沙海邊，下著大雪，我與另一“牛鬼”背著纖繩，抱著纖板拉纖，忽然想起俄國的大幅油畫《伏爾加河上的纖夫》，那據說是沙皇時代。想著想著，雪花已飄滿我的大厚舊棉襖了……今天回憶，我還感到無限清冷，是難得的境界，終生難忘……長途汽車，我很小時坐過，也吐得一塌糊塗。淪陷時坐的長途汽車都是日寇侵略軍的卡車。近年據知有很好的長途汽車，近十五六年中發展得更快，不過我沒有坐過。
近六十年來，居住的地方，不是北京，就是上海，雖然也斷不了忍饑受氣，但在全中國十二億人當中，沒有受到各個小地方“土皇上”的“黑辦法”壓榨，也是很不容易了。更可慶幸的是，住所一直離機關極近，上班步行三分鍾可到，多年幸未受到市內擠車的困擾，也是十分幸運的。本世紀以來，市內交通工具，人力車包括洋車、三輪車，也包括自己騎的自行車，畜力車包括轎車、馬車，機動車包括小汽車、摩托車、公共汽車、有軌電車、無軌電車、地下鐵道車。我想到的是這些，不知有遺漏沒有。今年四五月間在香港，有一次又坐到有軌電車，乘客還不少，我感到很好玩。在上海、北京、天津已絕跡了多年的有軌電車，在香港卻還有，倒有親切之感。北京電車是二十年代初才有的，比上海、天津都晚，老舍小說《黑白李》中曾有過生動描寫。北京公共汽車還要晚，大量出現是在解放後，小汽車分自用、出租，一直是闊人的象征。在世紀初，小汽車還不多時，闊人乘西式馬車。說相聲的說繞口令，有一則道：“車口有四輛四輪大馬車，你愛拉哪兩輛，就拉哪兩輛……”這是世紀初的作品。這不是中國式的騾拉轎車。梅蘭芳世紀初十幾歲時坐著上戲園子那種騾拉轎車，到三十年代初中期，北京已經沒有了。在山西鄉下，以及大同那樣的小城市中，還講究坐這種車，現在山西祁縣拍過《大紅燈籠》電影的喬家大院還保存著一輛。世紀初神氣一時的大馬車，到三十年代，闊人大多不坐了，自然現在沒有了。演電影的導演們，也無處去找幾十輛漂亮的馬車了。同樣，近年各種電影中，一用到洋車，幾乎沒有一輛像樣的，車既破破爛爛，拉的人也不會拉，真是遺憾。洋車是北京叫法，書上叫人力車。天津叫“膠皮”，上海叫“黃包車”，是世紀初到解放後全國大小城市中主要的市內交通工具。賴以為生的，隻一個北京，在二三十年代最多時，有十萬人。同一個人力車，上海的樣子和北京、天津的造型迥不相同。京津式講究白銅活，車燈、鉚釘、小欄杆、支架等都是白銅打造，雕花精美，車箱車把黑漆，少數用黃漆，都擦得雪亮。車墊子靠背又洗得雪白，冬天棉圍子，夏天遮陽篷子，前身檔布，雨天油布罩子，全套裝備。手勤的、要強的車夫，如“駱駝祥子”那樣的，到處都有，車不管是自己的、別人的，那真叫漂亮。上海式的黃包車，車箱、車把，都是弧形的。車墊子、靠背是黑皮的，左右車燈是圓形如老式小汽車燈，不是六麵或八麵玲瓏的白銅燈。一九五三年我在蘇州，還看到名評彈藝人坐這種黃包車趕場子。三輪車是四十年代初出現的，近年各大小城市零星還有，隻是都已殘破不堪，有的自己重新油漆藍的、綠的，像舊時跑旱船的一樣，招搖過市，騙騙“老外”了。壽命最長的市內交通工具，還數自行車，世紀初二三十年代的，和現在的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而且越來越多，看來還要延續到下一個世紀。
一世紀一百年，二十世紀很快就要過去了，回顧一下是十分有趣的。與眼前比，許多已不可思議了。想象下世紀，住與行又如何發展呢？如說“騎旱”，這個詞語，可能現在絕大多數已經不懂了，但在我小時候，還是十分普通的詞語。就是旅行時不乘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而隻是老式的大車、軑轎、輪車，以及騎馬、騎騾子、騎小毛驢，甚至一根鞭杆挑一個小鋪蓋卷，靠兩隻腳走路……這樣的旅途，都叫“騎旱”。二十五年前，北京、上海等地，機關幹部去“拉練”，就是要這樣走路練習，一天最快百裏，便是急行軍，好是好，一步一個腳印。但是時代究竟不同了，隻靠開步走的土辦法，似乎永遠解決不了中國“行”的問題。雖然晚了些，但是畢竟改革開放，“行”已進入“飛行”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