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與今
江山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古與今的矛盾，是永恒的話題。這爭論，在五十年代中葉，的確熱鬧了一陣子，報刊雜誌，大會小組，文教界都熱烈地批判“厚古薄今”，批判“發思古之幽情”，連杜甫說過的“不薄今人愛古人”，也要批它一下子。後來提出了“古為今用”的口號，今是現在，古是過去。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曆史的一切，包括自然界的形成和人類的文明創造，最古老的地球和一切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為活人服務的，為當代人服務的，因此從古至今，各個時代都是古為今用的。但是光陰又很快，真是“逝者如斯夫”，俯仰之間，今天又將成為曆史，明天又將成為今天。當年批判厚古薄今的時代，今天回顧，不是也已成為雖然形同昨日，卻也十分遙遠的古代了嗎？
今與古，是連續的，又是對立的，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一代人由幼到老，又是一個曆史過程。人無百年壽，常懷千載憂。其生命雖然是有限的，而思緒卻是漫長的，想象是無窮的，回憶是甜蜜的。青少年回憶童年，壯年回憶少時豪情，至於老年，那回憶的就更多了，“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複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這都是本人一生的回憶，對於晚生後輩來說，也許是古，對於本人來說，似乎還都是曆曆如在眼前的今。基於這樣的思舊感情，對於他出生以前的種種人事物，自然也更有強烈的憧憬，這就自覺不自覺地發思古之幽情了。讀過兩本書的人，便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古人的天地，何況中國曆史又那麼長，古代人物又那麼多，留下來的著述、書籍，真是浩瀚如海，與活人的著作，在量上幾乎不成比例。因而看書的朋友，除聲光電化、現代科技，越是今人的越先進而外，看中文史書，還是看古人的著作的較多，自然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況。這種心態和習慣也是人情之常，中國舊知識分子的老習慣。但據說這不利於思想改造，因而被批判為“厚古薄今”了。當時還是解放初期，各項運動才剛開始，有人還提什麼“不薄今人愛古人”的話，後來提出“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原則，似乎定了調子。實際洋能為洋用，也能為中用，在同一個時代，即使落實到具體的人和事，也還說得通。而古呢？過去各個時期的古，都曾為各個時代的古用過，而今天的“古”再不可能為“古”所用，如果有用，也隻能為今所用；如果不能用或不用，那自然也就算了。況且世人一般還是趨名趨利的多，“古”不能賣錢，沒有經濟效益，既不能抓權，又不能謀利，那誰還去“古”？還不過隻剩幾個少數的書呆子了。不過這是早期知識分子改造的話題，古呀，今呀，還有人說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運動一個接一個地搞，到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代，那一切的“古”，都與封、資、修劃等號，全在橫掃之列，那就是徹底的“今是而昨非”，隻有今，沒有古，也不必爭論。金人三緘其口，噤若寒蟬。五十年代前期，浙江龍泉縣拆掉古塔修馬路，還有人議論紛紛；等到北京拆城牆造馬路，也就再沒有人敢吭一聲了。“古”徹底被扔進曆史的垃圾堆，又踏上一隻腳了。隻是對某些人來說，“他們人還在，心不死”，還要深挖狠批，因為“古”是與“封、資、修”連在一起，是與“反動”連在一起的。年輕朋友可能想象不到。看《俞平伯日記選》，其中記“文革”前夕去河北霸縣一帶“四清”，同去的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古典文學的老先生，希望挖得深一些，表現好一些，在鄉下通宵不寐地寫檢查、檢討，這些情景現在年輕朋友也很難想象了。
時光是最無情的，當時的事今天看來也已都是“古”話了，不少老先生，也都已成為古人了，曆史的發展，又是現在的今天。“古”與“今”的話題是否完了呢？沒有完，完了，就沒有人類的曆史了。雖然，長時間以來，漫長的歲月，對於“古”，各種摧殘、破壞，有形的、無形的，已造成不知多少不可彌補的損失，不過這是舉世皆知、無可奈何的古話，不必重提，也不多說。隻是今天如何說“古”道“今”呢？首先看經濟效益，是不是能賺錢？再看轟動效應！
說來也真奇怪，三代銅器、甲骨文，都不是最古的了，“恐龍蛋”居然行市走俏。報紙上、電視上經常可以看到盜賣“恐龍蛋”被抓住的新聞，那些盜賣者，輾轉幾道手，都要賺上萬的錢，而且那些出恐龍蛋化石的地方真奇怪，一出就是一大片。人們一張口，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如果從“恐龍蛋”算，那恐怕要長得多，不過這算不算文明史呢？又大成問題……但是可以賣錢。再有《紅樓夢》，曹雪芹也大出風頭，找到曹雪芹像，找到曹雪芹墓碑，也可以起一點轟動效應，讓新聞記者炒一炒。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這真正是古為今用了。
不過畢竟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回到家來，看看唐詩宋詞，寫寫打油詩，甚至也談談老八股，再不用怕別人扣你的“厚古薄今”的帽子了。這就是心情舒暢的“今”了。盼到多麼不易呢？號稱五千年文明，現在和未來的人，不知點兒古，對得起這個稱號嗎？
學與思
說到學與思，我想大概從遠古就開始了，因為人類是有思想的動物，學與思或者叫思與學保證了人類不斷積累知識、經驗，不斷進入文明社會，越來越文明，直到今天，直到未來……
這二者的結合，想來也是從古就議論開的，因為直到今天我還牢記著小時候讀過的《論語》上的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而殆。“罔”通“惘”，惘惘然，迷迷糊糊。“殆”通“怠”，越想越懶，變成思想懶漢。必須學後就思，才能不迷惘，有所發現，有所理解。思後再學，才能不懶惰，不斷獲得新知。自然，對這聖經賢傳，隻是表麵理解，隨便說說，如遇高深的專家，這學與思的辯證關係，也許能講說幾十卷專書。不過這是思想家、哲學家的事，且不去高攀，隻做些一般的理解而已。
小時候讀的書，現在回想，卻有的也還不十分明了。一九四九年冬天，解放初期，參加工作單位的小組學習，小組長是一位上海某大學畢業的女士，戴一副金絲眼鏡，十分積極，雖不是老區來的，但以馬列專家自居，一張嘴就是“列寧如何說：學習，學習，再學習”。我聽著有些不服氣，心想在《論語》中，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是從古以來就提倡的，怎麼是列寧說的呢？列寧是俄國人，說的是俄語，翻成中文，翻的人譯為“學習”兩字，這還不是《論語》的原話嗎？有什麼希奇的？我當時隻二十五歲，年少氣盛，對革命道理什麼也不懂，還提出來與她爭。她說：“這不一樣，有本質的不同……”什麼本質不同，我也不再多問，時間到了，小組散會，各回各家。自此以後，即開始了漫長的學習生活，思想改造時期。
五六十年代以來，人們日常的口頭禪：學習是艱苦的，學習必須抓緊。這裏說的學習，自然是專指政治學習，而不是其他的各種功課的學習。在學校裏，一說今天“學習”，便知是政治學習，開小組會，所謂雷打不動。開始時，我心裏感到很奇怪，學生在學校裏，天天過的不就是學習生活嗎？怎麼隻有開小組會才叫“學習”，其他功課都不叫學習？後來又出現了“白專”的說法，就是把努力學習各種功課的學生叫“白專”，而且也不叫“學習”，叫“啃書本”、“鑽業務”，不關心政治學習，走白專道路。開小組會學政治，必須要爭取發言，積極發言，暴露思想，思想交鋒……又說思想改造是艱苦的、痛苦的，是脫胎換骨的改造……我聽了這些話，記得很牢。現在人們不常說了，但我還常常想起。那似乎是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似乎又什麼作用也沒有發揮。“胎”既無法脫，“骨”也無法換……學而又思，思而又學，迄今我似乎也難以說清。
說似乎發揮了很大作用，我想起一件舊事。解放初期，大概是一九五一年罷，我從革命大學學完回到部裏，給一位處長做秘書，麵對麵辦公，他是“七七”前南京一有名中學的高二學生，延安抗大畢業。一次學習時不知因何說起托洛斯基，他義憤填膺，大聲發言，憤怒得不得了。我對之一無所知，心裏想：這是蘇聯革命時的事，他也不認識“托某”，怎麼這麼氣憤呢？看他又不像裝出來的，想是真情實感，“托某”一定罪大惡極了……但又想，這與他何幹呢……散會也就算了。一晃四十多年，說此話的早已去世了。今年春天，遇到自美歸國開會的唐德剛教授，暢談半日，說起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的舊事。他第二外語讀的是俄語，成立俄語學會，經常請托洛斯基講演。他送托出校門，為他叫街車，後來成了朋友……原來是一流亡的俄羅斯老頭，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我才真正地認識了一個認識“托某”的人……不過我也不去想他，對於毫不相幹的人，如何能動感情呢？這或者是艱苦學習、思想改造的效果吧！
說似乎什麼作用也沒有發揮有什麼根據呢？就是“文革”中的所見、所聞、所受、所感。一位相當高的領導，“三反、五反”時，在部裏領導運動，據說水平很高。我將八麻袋單據，集中近二十人，晝夜打算盤，將經手人排隊，一周多時間由我做了一張總表，送給他審閱，作為做總結報告時的根據……“文革”中，他被揪到我工作的那個學校，關到前麵竹房子裏。我偷偷去看他。他又是我表兄的老戰友、好朋友，見麵後拿勞動牌香煙給我吸，說“沒有好牌子，沒有辦法……”那時他“三反、五反”時在部裏作總結報告的理論水平全沒有了。和我真是以平等的身份麵對麵地說話了。我自然沒有脫胎換骨過。他當年不知多少次動員台下的人加強學習，加強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見麵時似乎也是一個沒有脫胎換骨的人了。
人常說：活到老，學到老。又說：人無百年壽，常懷千載憂。“文革”時，還常聽人說：這些人，人還在，心不死，做夢也想恢複他們失去的天堂……一個世紀快要過完了，有點年紀的人，回頭一看，真是感慨萬千。學習學習，該學的好多都未學到，思想思想，該思該想的卻似乎尚未想透。閑著無事，不免想到許多問題，有回憶，也有遐想，過去的為什麼呢？未來的又當如何呢？忽然想起曹禺的一個戲名：《正在想》！
新與舊
“新”與“舊”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是客觀規律，誰也無法改變。但後浪前浪之間，仍有著某種聯係，而又後推前、前推更前，也是無窮的矛盾。西諺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似乎世界上全是陳舊的。而三十年前，“破四舊、立四新”，恨不得一夜之間，全部更新。舊的怎麼辦呢？就是“破”，破者，破壞也。於是家家戶戶扔舊貨，燒舊書，燒舊畫……提心吊膽，驚惶失措，煙熏火燎，敲鑼打鼓，自燒的、別人燒的、抄家的、捆載而去的……上個月還有年輕朋友問我：是不是真的？我想說也說不清，不說也罷。但，我這個“新”與“舊”的題目，說的什麼呢？如說關係，同這“破四舊、立四新”，多少也能扯上點關係，就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說實在的，這裏麵有重大的政治因素在內，但新舊思想、新舊文化的矛盾，是主要的影響所在，自然的發展和人為的因素都有關係，回顧一下也是十分有趣的。因此我這個“新”與“舊”，也隻是談談幾十年來文化發展的點滴。
上世紀末、本世紀開始，還是清代，當時就有所謂維新派，自然也就有所謂對立麵守舊派，新、舊之對立儼然。不過有兩個特點，就是不管維新派，或守舊派，其文化教養還都是舊式的，當時還沒有後來的新派洋學生；再有就是還有皇權，或者叫太後權，因為皇上光緒沒有權。而維新派又圍著這個沒有權的皇上做文章，矛盾激化，到了“戊戌”，“六君子”送命，康、梁出走，新、舊第一個回合，以維新失敗而告終。但新、舊並不是截然分開的，新中可能有舊，舊中又可能有新，而表現方式卻又不同。庚子之後，那拉氏行新政，實際也還是舊的。維新派康南海，流離異域十六年，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裏，著《大同書》，立孔教會，建保皇黨。“維新”又變成“思舊”。
辛亥革命，民國成立，五族共和，在政體上是十分重要的標誌，從此中國再沒有表麵上的皇上了。這在老百姓心目中大不一樣。雖然窮鄉僻壤的老百姓還有念念不忘老佛爺的“太平歲月”的，而各處想當都督、督軍的人太多了，誰也擺不平誰。這樣既多新貴，又有遺老，在文化上，不管新貴，不管遺老，不管是外洋歸來的，還是未出國門一步的，都還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一句話：“舊！”魯迅有一篇文章中說過：“辛亥革命隻革掉一條辮子……”從文化上說，似乎也隻革掉一條辮子，還沒多麼“新”。但在人心目中，民國的民權、民治，畢竟不同於皇帝治。大部分人都懂了，再想當皇上是行不通了。袁世凱想當洪憲皇上失敗了，張勳複辟，溥儀想在北京故宮恢複其統治，也失敗了。這也是“舊文化”中的“新觀念”的勝利了。不隻此也，還有那些新政體、新法律，以及真正學到西方聲光電化、科學文明的科學家呢。這不也都是“新”嗎？但這新，也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早期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名人，不要說詹天佑等早期熟讀的是“四書”、“五經”。考試保送出國，即後期的丁文江、翁文灝、任鴻雋等專家，也無一不是有深厚舊學基礎、詩文成章的學人。
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席卷全國，波及海外，一下形成壁壘森嚴陣營。胡適之、魯迅、劉半農、周作人等老輩都是新文化運動前驅，而舊的也不甘示弱，畏廬老人衝鋒在北，唐文治等位堅守在南，“老虎總長”章士釗等位手握大印，目無餘子。新的得到的是青年小夥子，“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者”？新舊對壘，舊的仍然占有廣大領地，新的還隻是搖旗呐喊。鄉下老百姓，有點文化程度的，還多是舊領地的“臣民”，對“新”的目為“洋”，格格不入，請教師教子弟，還是以《大學》、《中庸》老書為主，曆史知識是《三字經》、“小綱鑒”起步。鄉下人不知道外麵情況，其實“新”不等於“洋”，“舊”不等於“土”。嚴幾道、辜鴻銘，包括留學英國、學小邏輯的章士釗，都是舊學大將，又都是“洋務”專家（用一個清末的現成詞，表示都是留學外國、深通夷情也）。而新派人中，未出國門一步，不懂夷文，不通夷情者亦大有人在。
三十年代前期，上海有租界地，新文藝家利用特殊政治環境，可以你一派、我一派，各領風騷，互相無可奈何。現在講新文學史的人，好像都不注意這一特殊環境。當時天津《大公報》《國聞周刊》有舊詩詞專欄《采風錄》，印有兩大本，前有作者名單，第一名是鄭孝胥，共二百五十五人，包括章士釗、王國維、張元濟、章炳麟這些國學大師在內，這是當時文壇、舊文化的點將錄，足以與“新”對壘，可惜時代男女青年都是喜新厭舊的，這是人心所向。
解放後，文壇、學校、報紙、雜誌，都是“新”的一統天下，新、新、新……新到把舊的都扔進曆史的垃圾堆。但也有例外，正當“新到頂峰”時，九十高齡的章士釗老先生出版了他用文言寫的巨著《柳文指要》，這是十幾億中國人中絕無僅有的。“舊”又突發奇光……這是“回光返照”呢，還是“餘焰正積”？還難下結論。
理與文
看電視，北京大學幾位教授呼籲重視人文學科人才的培養，語重心長，很使我這個沾一點北大邊的海上遊子感動和感慨。但是回頭一想，說來這也是老話了。“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話在世紀初，似乎已經風行一時了，何況現在呢？隻是世紀初或世紀前期的中國科學家，都是讀了大量中國古書，學通了中國詩文，才去學洋文、學科學的。如最早送到美國去的詹天佑那批人，後來的丁文江、任鴻雋、李四光、翁文灝，再稍後薩本棟、薩本鐵、顧毓琇等人。最早清末一批回來的還要考洋進士呢。這些人後來都是著名的科學家，為中國科學事業都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他們雖不是人文學家，但其人文學科的基礎，本國文史哲的學識和詩文能力，現在不少專學文史的恐怕也比不上。當然，這責任不是個人的，而是教育製度的，是時代潮流的。
重理輕文，從上世紀末、本世紀說來，可以說是自古皆然，於今為甚了。胡適之先生《講演集》中談到北京大學當年招生的情況時說：要找中文成績最好的，會寫文章的，要到理學院中去找，其他各大學也大體如是，理學院、醫學院、工學院是各科成績最好的。文學院的考生，有些受家庭影響，中文、英文成績都有一定基礎。法學院報名的人最多，成績一般不如理、工學院，中、英文成績也不如文學院。他說他自民國初年到北大，前後主持招生考試有二十次之多，大體情況都是一樣。這是民初及二三十年代的情況。大概青年人讀書上大學，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出路問題，客觀的需要問題，所學的是否非要到大學中才能學會、才能深造等問題，還有家長的期望問題，這些都是主要的，個人興趣和愛好是次要的，有時甚至不明朗。一些智慧較高、各門功課都好的，自然都首先考“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科了。而人在理、工科，仍不能忘情於文、史。著名的如前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當年以一篇從文字學、音韻學角度解釋《詩經》某篇的文章，引起胡適之先生注意，一打聽，知是數學係的學生，甚為驚詫：數學係學生竟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北大真是藏龍臥虎之地。因而他晚年在台灣講演，還感慨說，要找國文好的學生，要到理學院去找了。
不少著名人文學科學人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改學理、工科了。錢三強先生讀完孔德中學要考大學時，錢玄同老先生對他說：你將來學什麼我不包辦，但一個人要有科學的頭腦，對一切事物要進行分析而後做決定。他對玄同老先生說：“爸爸，我要學工。”為什麼呢？他未加思考地回答說：“要使中國強盛，必須發展工業。”後來錢氏先入北京大學理工學院預科，後來在吳有訓、薩本棟二位物理大師的影響下，於一九三二年考進清華大學物理係。其時正是清華鼎盛時期，物理係名教授葉企孫、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濟濟一堂。名師出高徒，錢後來留學法國，到了居裏夫人門下。這樣，國學專家錢玄同老先生的哲嗣成了舉世聞名的中國原子物理專家，被稱為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似此情況，遠不止錢三強先生一人。另一原子物理專家鄧稼先氏，又是清華文學院名教授鄧以蟄先生哲嗣。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教授，不又是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的侄子嗎？圖書版本目錄專家顧起潛先生哲嗣顧誦芬先生，又是當前我國航空工程、飛機製造專家……所以本世紀以來，一流人才大多都是學理工的，智慧超群的學子學人文學科的似乎太少太少了。
“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順口溜俗語。“工業救國”、“科學救國”、“高科技救國”等等是口號。直到“大學還是要辦的”，當然是指“理工科大學”，這樣上世紀末、本世紀以來的重理輕文思潮發展到極致了。現象是這樣的，至於道理呢？卻很難說的清，說起來也似乎太複雜。我無此水平，分析這一龐大、複雜、高深的普遍現象。不過有幾點原因或與出現此一現象有關。一是背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以來，敵不過西方科學文明，必須掌握聲光電化，必須有飛機、大炮、原子彈，不然就落後，落後是要挨打的。於是聰明才智之士，都去學理工、學科學，好找職業，工資也高。二三十年代直到解放後，學文史哲的，大學畢業隻能教書，當職員、記者，要想出本書，戴上作家的桂冠，評個高級職稱，談何容易。學理、學工，你不會我會，機器離開我不能轉，大樓沒有圖紙蓋不起來，也可少說錯話，少受批判……改革開放，一切又以經濟效益為指標，人文學科最高的哲學家、史學家……這個家、那個家，弄到錢就是“家”，弄不到錢就幹瞪眼。不少高水平的學術刊物，還要靠政治上的有力支持、經濟上的豐盛讚助……不然，“人文”又如何生存下去？
鄧廣銘先生的《胡適在北京大學》一文曾說：胡在一九四七年任北大校長時，就想請錢學森、郭永懷、錢三強和夫人何澤慧、袁家騮和夫人吳健雄、胡寧、張文裕、吳大猷等位國際物理大師到北大來，把北大作為原子物理中心……具有哲學思維的學人，是深深理解自然科學的重要意義的。而專學自然科學的學人是否也能理解人文學科的重要呢？似乎還是一個問題。
文與白
胡適之先生是白話大師，自題日記為《胡適的日記》，這個“的”字是不能少的，認為這是聯接詞，合乎文法，是標準的白話文。但翻開日記一看，到處都是這樣的句子。如：此意蒙先生讚同，並蒙見示擬電，然先生交令發電之人，連連不發此電……而我與先生相隔咫尺，毫無聞知……類似這種句子，觸目皆是，隻能說是淺近的文言，完全的大白話，又如何能辦得到呢？適之先生晚年在某次演講時，還誇耀白話文多麼好，隻讀白話文照樣能寫好文章等等。我讀遠流出版社《胡適作品集》的講演冊，讀到這些地方，不禁啞然失笑。先生到老還未說到自己小時讀“四書”、“五經”打下紮實基礎的重要作用（書目見《胡適自傳》中《九年的家鄉教育》章），如不是這些書爛熟胸中，融彙貫通，能有後來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得大洋彼岸哥倫比亞大學學位的胡博士嗎？我小時候在北京，有些老先生對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鼓勵青年人讀白話、寫白話，還大為反感。有的老教授在堂上公開說笑話：“胡適，提倡白話文，他起名字為什麼不叫個‘往哪兒去’……”又有的老先生說：“胡適讓別人的孩子學白話文，而他讓自己孩子在家讀‘四書’、‘五經’……”直到“七七事變”前，不少家庭中還議論紛紛。後來，日寇來了，北京淪陷了，抗戰怒火，亡國哀愁，正是救死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文、白之爭，也很少人提起了。
在本世紀前期，中年人、青年人還都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受的基礎文化教育，還都是學文言出身，習慣寫文言、用文言的。日常公私文書，都是文言行文。各大學中，除去一些新文藝愛好者外，大部分文、史教授，學術名著，都還是文言行文。如著名的錢賓四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初版是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我手邊的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中華書局印的。其時賓四先生正在壯年，過了半個世紀，老先生寫《八十憶雙親》用的仍然是文言。鄧之誠先生的曆史巨著《中華二千年史》，一九五四年五月寫的序中詳細論述了用文言的道理。章士釗老先生在七十年代出版了他的《柳文指要》，也完全用文言行文。這是當年創辦《甲寅雜誌》、堅決反對白話文的老虎總長，雖然曾寫白話詩說“總算是老章投了降”，實際孤桐老人隻對適之先生給一個風趣的麵子，“投降”談何容易，看九十多歲出版的《柳文指要》便知道了。不過老輩學人中，也有不少先寫文言，後也改寫白話的。如梁任公，看《胡適的日記》，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梁任公去世時記道：“他對我雖有時露一點爭勝意——如民八之論白話文……”梁任公記回到巴黎時說：“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裏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這完全是白話文了。當時國學大師章太炎、王國維等位，就從不寫這種白話文。
中國從先秦到五四時期，形成了一種文體，就是我們常說的文言文。前後兩千多年時間，大量的古書文獻，都是用這種文體書寫的，它使我國曆史能貫通古今。讀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即使是曆代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完全能看懂聽懂。廣東人、福建人，說話完全不懂，可是一讀“學而時習之”，完全懂了。過去幾千年沒有現代的電話、廣播、電視等媒介，中國人能聯係南北，溝通古今，全靠這種文言文。孔子說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話，而文言文是講求“文字藝術”的語言，故從時間上、空間上都能及遠。直到今天，人們一般還能理解。適之先生當年說它是“半死的文字”，今天看來，未免言重了。他老先生雖然幾十萬字文言爛熟胸中，卻沒有認識到它的生命力，也真有點怪。
我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受基礎文化教育的，小時候讀了一些古書，背得很熟，因此入中學前已能看文言小說如《三國演義》之類的書，也能寫“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秋又至矣”及“人生在世，莫貴乎勤……”等文言作文了。但也會寫“一件小事”、“難忘的事”、“我的母親”等白話文。老師出文言題就寫文言文，出白話題就寫白話文，兩手全要抓，全要過得硬。讀古文，什麼“少焉，月出乎東山之上，徘徊於牛鬥之間……”什麼“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看《聊齋》，那狐狸和鬼變成的美女，那樣可愛，那樣通人情，一看就是大半夜。因而胡適之先生說文言是“半死的文字”，不要說在今天，即在五六十年前，壓根也沒有相信過。但是後來在高中時為了騙稿費，到處投稿，也隻能寫白話文了。全部之乎者也的文言稿，像民國初年《禮拜六》、《小說月報》那樣的文言小說，在三四十年代，已經沒有地方刊登了。但寫白話文，看文言書，這也是並行不悖的。其實看懂文言並不難，多看看，多讀讀（要讀出聲來，這點極為重要），自然懂了。我不讚成文言翻白話，這是最無聊、最愚弄人的辦法。文、白之間，並無鴻溝，隻要你去看、去讀。如不看，不讀，就想懂，是困難的。如果基礎文化教育未培養你看文言文的能力，則必須自修提高。
讀與講
我讀過十七八年書，其中書房念書五六年，課堂聽講十一二年，長大了又吃這碗最沒有出息的飯——教國文、語文。這“沒有出息”不是我說的，二百多年前的鄭板橋已經說過：“教書從來是下流，傍人門戶過春秋……”
六十年前，我在當時的北平上中學。教我的國文老師大諱王孔武，當時北平學生不習慣叫老師，都叫先生。他同時是師大男附中的老師，當時是全國最好的學校。他授課用的是師大附中自編的教材。第一次上課，起立坐下，先生就開口了，翻開書的第幾頁，白居易的詩“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拿著一本書，一邊念一邊就講起來了。他個子不高，穿著灰紡綢大褂，在同學座位間走來走去。我是鄉下孩子，個子又小，也不敢問，低頭看著書，老早走神了。心想：一本書，為什麼不從第一課讀起，突然翻到中間一課，講起來？為什麼一句話，讀起來都懂，先生還不住嘴地講？……感到這課真無聊，真沒有勁。其實這課本買來後，我在家已經看了兩三遍了，這首詩差不多已經背過來了，老師還講個不休……初二印象最深的是魯迅的回故鄉的小說，閏土、海邊、野豬、瓦壟上的草……我在家不知看了多少遍，老師還一句一句地講，我聽著真是味同嚼蠟，心中煩透了，可是嘴裏又不敢說……
為什麼我不習慣、不愛聽講呢？有個原因，就是和鄉下習慣不一樣。當時鄉下小學，課本是不讀的，隻有算術課本要講，要演題，其他課本都自己看。考試老師提示看哪些課，大體說說有什麼內容，自己閱讀複習。國語課本的白話文，鄉下孩子一看都明白，用不著老師講，學生各人讀各人自己的書。我讀“四書”，《論語》、《孟子》都是從第一句讀，老師領讀兩三遍，就自己去讀。每天上午背一遍生書，下午背一遍溫習的熟書。上午還有一炷香寫字的時間，每三天做一次文，兩炷香做完交卷，不完老師撤卷，早完早出去玩。隔幾天加讀一篇《古文釋義》的古文，先生指定抄一篇讀一篇，有時老師抄，有時自抄。《唐詩合解》，先讀五律，後讀七律，要求不嚴。每隔一天下午講算術，由加減學到四則難題，分數、百分、利率、開方都是一位老師教。他由太原國民師範畢業，寫的一筆好小楷，現在如果健在，大約近九十歲了。在鄉間讀書時，沒有星期天，鄉下廟會時，放假看幾天戲，過年有個把月假。晚間從不做功課，鄉下人睡眠早，一般八點鍾就睡了。鄉間老法讀書的最大好處是學生自己讀書多，老師很少講。而作文老師講題目應該如何做，誰寫得好，為什麼好，具體能教學生如何學習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