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舊孤寒待哺多，山人無計奈他何。
不增畫潤分何潤，坐視饑寒做甚麼？
這是增加潤格，也即賣畫漲錢。
當時，即清末到民國十二年去世，其間他在琉璃廠各大南紙店如清秘閣等處掛筆單賣畫，每尺十元，其他扇麵、冊頁亦準此。所謂潤格，是賣畫價格表，由知名人士出麵鑒名公布。由南紙店代為經營，一般南紙店收加一至加三費用。如前麵魯迅所購林琴南冊頁，價四元四角，即畫家得四元，南紙店收四角，作為類似手續費，或可叫經營費。（這比近來各寄售書畫的地方，隻給畫家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合理多了。）同時替商務印書館翻譯小說，按千字計算，另有版稅；又在京師大學堂任教授，有薪水；另外每月要替人作壽文，作墓誌，也要成千論百地收筆潤，所以他那時經濟收入是頗為豐盛的。況且那時物價便宜，他收入之多，現在一般人很難想象。
在他的書房中，同時擺著兩張大案子，一張是畫案，一張是書桌，老先生七十來歲時，身體還很好，每天在畫案上作完畫，便到書桌上譯書，在書桌譯完書，又到畫案上作畫，所謂“飲食外，不停晷也”。（有的資料說：三張書桌，還有一張編大學堂講義的。）一天忙個不停，每月有上千塊現大洋的進項，當時他的同鄉詩人陳石遺，戲把他的書房叫做“造幣廠”，雖然是開玩笑，卻也是實情，因“動輒得錢也”。
他作畫習慣是站著畫，所以畫案是定製的，特別高。他譯書是別人口述，他筆錄。他不論作畫、譯書，都可以對客揮毫。一邊用筆寫，一邊應酬客人，而且不會有什麼錯。隻是，如果有人請他寫壽文、墓誌銘，他便要一個人安靜地去寫了。翻譯小說、作畫賣畫，雖然收入很豐，但他並不以此為事業，不以翻譯家、畫家自居，而是以古文家自居的。他把教書講授古文、寫古文看得更為重要。他由庚子後任五城學堂總教習，其後即到京師大學堂任教，一直到改為北京大學，前後近二十年，均在大學教書。一直是以古文家和捍衛古文傳統者自居的。《畏廬續集》中《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雲：自餘至大學八年，曾見師範生第一次畢業……分科立，餘遂移主文科講席。……嗚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攣而痿於盛年；其尚恢複者，則又矜多務博；舍意境，廢義法，而去古乃愈遠。夫所貴擷經籍之腴，乃所以估吾文，非專恃多書，即謂之入古，炫俗眼而噤讀者之口也。而今之狂謬巨子，趣怪走奇，填砌傳記，如縮板土，務取其遝而夥者，以為能，其宜乎講意境、守義法者之益不見直也。歐風既東漸，然尚不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為朽敗，後生爭襲其說，遂輕蔑左、馬、韓、歐之作，謂之陳穢，文始輾轉日趣於敝，遂使中華數千年文字光氣，一旦黯然而熸，斯則事之至可悲者也。今同學諸君，皆彬彬能文者……苟天心厭亂，終有清平之日，則諸君立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於顛墜，未始非吾華之幸也。這篇文章，遠在五四運動十餘年前，其捍衛古文傳統之態度，十分明朗。所說大老自信不惑、“立格樹表”等等，並非指後來的白話文，那還是指八股餘孽呢。他提出“講意境、守義法”，以左、馬、韓、歐為標準，是一個有主張綱領、有創作行動、有堅定信念的捍衛古文者。清末他一位同鄉名家自日本回國，去看望他，他問道：“吾學當以何為最？”對方說：“公之小說必傳，且大有前景。”他聽了很不高興，說道：“我萃一生精力於古文辭，當繼歸、方而與吳摯父、張廉卿爭上下，小說惟多得錢助食用耳，烏足道？”說得非常堅定而坦率，亦可想見其自信與精神寄托也。他談到自己的著述時，也不談翻譯小說及詩、畫等等，而拳拳於古文之得失。如《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雲：餘生平所嗜書曰《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愈氏之文。餘有《左傳評勘》本，在《左孟莊騷菁華錄》中，韓愈氏之文，則有《韓柳文研究法》（實際應是兩種書）行世矣。獨《史記》一書……後麵是評論《史記》各家點勘本的大段文章，見地不乏創新之處，可見其誌之全向，全在古文辭了。他對柳文研究，也十分精到，近年出版的長沙章孤桐的《柳文指要》一書，引用其《柳文研究法》的地方很多。五四時期，他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中，甚至於說過這樣的話：實則此種教法（按，指教授白話文）萬無能成之理，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辯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這是他在古文、白話之白刃戰中，徹底失敗後說的聊以解嘲的話。當時熟讀“四書”“五經”，全部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反戈一擊，提倡白話文，作為新文學運動主將的老先生們，是打了大勝仗，而且是徹底的勝仗，迄今為止，白話文已經占領了所有的陣地，再不怕古文的複辟了。因為當年交戰雙方的老先生們，迄今差不多都已成了古人了。自從抗日戰爭之後，迄今五十年間，即使窮鄉僻壤之處，也再無人以古文辭教育兒童，學校裏的語文課，每學期給學生一個“大拚盤”，雖有幾篇文言詩文，讀後影響也不大，自不會造成抗爭力量。不過如從另外一方麵想：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十億人口的中國，在學術界中今天和未來，如果真是古文家絕了種，那中國傳統文化的確也就斷了，這似乎也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是好事呢？是壞事呢？也是值得深思的了。
林去世已六十二年了，逝世於一九二四年，享壽七十三歲。給他看病的醫生是蕭龍友，死後挽以聯雲：舉世重清名，讀君文在前，識君麵已桑滄後；
一朝起廢疾，願我方有法，恨我身無造化權。措詞十分得體，對其死極為惋惜。
他早期在福州家鄉，有“狂生”之目，中舉之後未成進士。和他同時中舉的詩人陳衍（石遺）以及後來做了大漢奸的鄭孝胥，卻點了翰林。
林在京師大學堂教“倫理學”，又做文科的負責人和教授，由嚴又陵做校長一直到蔡元培做校長，前後大約服務於教界約二十年，直到新文學運動開始，才憤而離開北大。
“全心異”的故事，以及《致蔡鶴卿先生的公開信》，這是舉世皆知的了。在新舊文學的大論爭中，老先生做了維護舊文學的主將，為世所詬病，以“老頑固”斥之，前麵都已說到，這裏不必再多說了。今天在學術界麵向世界國際學術交流頻繁的時代裏，外國漢學家忽然又提到林譯小說能使狄更斯的作品“存其精神，去其冗雜”，這不能不說是新聞，不知與會的名人聽後作何感想，而我看了這樣的新聞，卻是頗有感慨的。不知今天或近期，是否還有這樣的譯作，這樣的人？或者隻有期待遙遠的未來了，那誰又能等得上呢？平心而論，即在當時，林琴南對學術、教育、文學、藝術等方麵的貢獻，也還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他講古文，講《史》、《漢》、《莊子》，講韓、柳文，其《柳文研究法》一書，直到現在，還是研究柳宗元的人所尊重的。五城學堂、京師大學堂兩校，二十年，列入門牆，執弟子禮者，上千人，過去還有人編過一個“林氏弟子表”。在文學史上，大量翻譯外國小說、溝通中西文化的，林琴南是第一人；不懂外文，而又做翻譯家，翻了這麼多小說的，他是古今第一人；以古文翻譯小說，獲得最大成功，而又影響最大的，他也是第一人。現在人愛說“新生事物”，“從無到有”，他不也曾經是曆史上從無到有的新生事物嗎？
最後再提一句：林氏也很有點不畏強權的“清高氣”，但又是一個甘心以遺老殉滿清的人。然而，實際在清代他也沒有做過官，而且在“吃冷豬肉”之後也不想做官。光緒末年，他的同鄉禮部侍郎郭曾炘保薦他參加“經濟特科”考試，考中了好做官，他不肯參加。袁世凱“洪憲”稱帝，也想利用他，要聘作“高等顧問”，他不肯；又任他為“碩學通儒”，他又堅決拒絕。但他接受宣統“賜”字，去梁各莊謁光緒陵，去世後又讓在墓碑上寫“清處士……之墓”。在某些地方，很像王國維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改稿於水流雲在軒秋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