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空城計’究竟是誰發明的，當然可以討論。包括曹操這一招算不算，曆史上有沒有‘空城計’，都可以討論。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曆來就有不同看法。”
——《品三國》附錄《心平氣和說空城》第225頁
易中天先生在此篇裏，就他所舉的曹操“空城計”講得非常詳細；此間還有涉及他人提出的三國另外的“空城計”（是文聘對孫權使用的）。“空營計”（是趙雲對曹操使用的）。要是這些都能納入“空城計”的圈子，我以為“空城計”在三國時期是相當多的。聰明的將帥（地方官吏）在弱勢時往往是虛虛實實，揣摩對方的心理行為，擺設不同程度的“空城計”。
按照這個標準，三國時期“空城計”還可以有：
陳登空城計。漢建安五年（200年），孫策北上攻匡琦城（今江蘇建湖附近），“賊初到，旌甲覆水，群下鹹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憤喪軍，尋複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裏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三國誌·魏書·呂布傳》引《先賢行狀》）
黃蓋空城計。赤壁戰後，黃蓋為武陵太守時，本地蠻夷前來攻打郡城，“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三國誌·吳書·黃蓋傳》）
朱桓空城計。吳黃武元年（222年），曹丕舉軍三路伐吳，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塢（安徽無為附近），濡須督朱桓所部五千人，“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三國誌·吳書·朱桓傳》）
徐盛空城計。吳黃武三年（224年），曹丕再度伐吳。“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誌，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裏，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三國誌·吳書·徐盛傳》）裴注引於寶《晉紀》：“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三國誌·吳書·吳主傳》）
前列之若幹空城計，都是弱者先讓—步，給對手誤識以守者缺員、難以阻擋而又有認為不應有如此假相的矛盾心理，因而產生進退維穀、難以捉摸的迷惑，其中頗為典型的是陳登的“空城計”：第一次是閉門“孰若無人”；第二次雖仍以“空城”，但已卻在城外虛張聲勢，兩次都分別取得了殲敵萬餘的大勝。黃蓋、朱桓和徐盛的“空城計”，都是因時空製宜，在劣勢取得的勝利。它們雖各有側重麵，表現得有所特色，但都應視為是屬於古代“空城計”的範疇。這正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可見三國時期“空城計”真不少。
三國戰將冷兵器淺說
《三國演義》裏的兵器是夠精彩的，在關東諸侯大戰呂布時，所謂“十八般武器”幾乎都用到了，然而，質之於史，三國時期戰將所用的冷兵器並非那麼複雜、多彩，常見的馬背上兵器是矛，西征馬超、韓遂，“關西兵強，習長矛”；作護身佩帶的是戟（短戟），而最為走紅的是弓箭。
長矛是騎將通用的兵器，使用者見之於史的就有公孫瓚、程普、韓當和張飛諸人。所謂長矛，據史傳，漢魏常有用至二丈（相當4.5米）的，蓋兩將相搏，均各持矛直前衝刺，較長者或可由此先及敵人之身，所以張飛的矛定為一丈八。
戟的功能看來主要是用以護身和衛門儀仗，像董卓所擲與呂布的戟、曹操青年時在張讓家舞戟，以及甘寧在宴會中的“雙戟舞”，此類戟並非是用以上陣的兵器，而是家中帳中陳設的。當時主帥大帳，也可有將士持戟護衛，如界橋戰時的袁紹大營，有大戟七百餘人。與張遼在合肥相持的孫權，“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此中之戟，有短戟，也有長戟。戰將佩帶短戟，如孫策殺求和使者嚴輿，“乃以手戟投之，立死”（《吳錄》）；孫權乘馬射虎，“投以雙戟”（《吳主傳》）。這裏所提的戟，顯然是佩帶護身的短戟，當然個別也用上陣作戰的，典型如張遼、典韋，其中典韋最善大雙戟，所以軍中為之語“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