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成都巡撫衙門、總督衙門、提督衙門、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城守東大街）、提學使署（學道街）、鹽茶道署均建在城市東南方向。清代成都政治空間進一步向城市東南轉移。官署中心向商業中心的轉移也說明了清代成都的商業經濟在城市中的地位。實際上高級官署的東移，從明代就開始了。而清代重要官署向城東商業區轉移的趨勢則繼續發展，按察使司從清初的城西成都府治東移到了城東，布政使司與華陽縣學也離開城西北，移至城東；鹽茶道從城中心移往城東南。
清代成都城市政治空間與商業空間開始融合。衙門和學校一直是城市最高貴的建築，占據了城市最為重要的空間，然而，清代商人試圖進入城市中最尊貴的空間，這在城市重建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掌握城市命脈的各級重要官署衙門的周圍聚集著會館公所，如布後街上的河南會館、燕魯公所、湖廣會館、福建會館都簇擁著布政使司，同時在會館公所所形成的商業圈內還有按察使司、總督府、提督衙門等重要的權力部門。這種現象形成不是偶然，會館大多是官商合辦，許多會館早期的創建也以官辦開始，後期才變為官商合辦，即使是商人會館也需要官府的蔽護。成都官署大都位於城市最繁華的城中心區域，不僅有眾多會館的簇擁，也有眾多的商業市場的包圍，如按察使司前的綢緞市場、學道街的學院署周圍的印刷業市場。
五、城市的擴張：城牆外的變化
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與人口的增長，清代的許多城市早已突破城牆的限製發展起來，城市在城門外形成關廂的現象比較普遍。城市往往突破城垣的限製而“溢出”城外，在城門外交通要道形成新的市區，如蘇州閶門外一帶、揚州東部新城一帶、北京前門外大柵欄一帶。人們把這些繞城牆外圍分布的商業區及居民區稱之為關廂。一些城市的近城地帶往往比城內還繁華，雖與城內隔有城牆，實際上已與城內連成一個整體，政治、經濟聯係十分緊密，成為城市不可分割的地帶了。這就致使城市的實際占地規模逐漸變大，有的城市甚至比城市的城池麵積大出一倍。
（一）清代之前的城市郊區
杜甫詩中曾提到唐代的成都“城中十萬戶，此地（指草堂，實為近郊）兩三家”，唐代城郊外的草堂附近人煙稀少、冷清。北宋楊鹹亨對當時城市東郊的描述：“城東門外二十裏，客去當送來當迎。藤梢橘刺密無路，短亭四壁荒榛荊。”當時成都府吏迎送官船，近者在合江亭，遠則在二十裏外，所謂江郊亭者，即乾道前所建官府之客館，藤橘迷路，四壁榛荊，荒僻可知。明時建樓館於薛濤井上，以為宴餞之所。到了清代，成都的草堂、江樓附近已是人煙稠密的地區。
（二）清代城郊的發展
18世紀的成都，城市變得更加富庶，無疑也變得更加擁擠。它得到了有形的成長，通過種種方式超過了城牆的範圍。清代成都城市超越城牆的擴展表現了城市這一時期驚人的活力。以前的擴展如唐代是為了加強防禦的需要，而清代的擴展則是以商業為中心的發展。
城外關廂的發展首先是出現了人口聚居的新吸引點，這種吸引點是商業發展的新市場，具有商業貿易的諸多便利，商業人口首先轉移，隨後形成的生活便利又帶動了更多的居民點產生。這些近城地帶的人口甚至比城池內的人口密度更加稠密。這些居民最初並不是城市居民，但隨著他們在近城地帶經濟活動的變化，由經營農業為主逐漸轉變為從事商業貿易和手工業加工業，甚至修建鋪房形成商業區域，居民身份逐漸發生了改變。隨著城郊的發展，一些世家大族在戰亂結束後返城，也選擇了在城郊居住。曾在乾隆年間任順天府尹的進士顧汝修家族就居住在城牆外（東門外鎮江寺附近）。
（三）城內外的不同空間肌理
我們看到的成都的城外關廂分別沿著城東、城北、城南三個方向的城市交通主幹道發展，也可以說它們是城市的主幹道的延續。成都城市東門外、南門外和北門外關廂的發展，表現了城市自然生長發展的一般特征，體現出了中國傳統城市的第二種生長動力：無需任何政府強製性的控製行為，由城市形成吸引力導致人們的主動聚集。這種手段與傳統的城市先建城牆，再填充城市的建設方法相反，具有更多的隨意性。正因如此，城內城外體現出兩種不同的城市格局。由於城市郊外的發展，城內外呈現了有規劃和無規劃的城市格局之間的反差。清代成都城內的街道幾乎沿著幾何模式有規則地展開，城外的街道布局卻更加隨意，沿著河道或驛道展開。
17至19世紀，這兩個城區在空間結構上都顯示了某種穩定性，但城市經濟成長帶來的影響，在城外商業區體現得更加明顯。如18世紀城門外湧現了許多市場，在河岸邊排成一列。
（四）城外的商業市場的發展
這些城外繁華的市場似乎說明清代成都最大的變化是許多主要的商業活動不在城市中心，而集中在城市的邊緣。
18世紀開始，成都城市商業功能開始向城外擴散，如北門外，商業活動擴展到油子河的對岸，水道兩旁成了商業最為集中的地區，從這一地區集中的大量會館、寺廟可以看到其繁華程度。祠廟、茶館、旅舍、店鋪使這一地區成為人口稠密的地區。
城郊的街道網絡伴隨著市場迅速發展起來，在城市北門外主幹道上，分布著天星橋（迎恩橋）街、簸箕上街、簸箕中街、簸箕下街，豆腐街，至駟馬橋止。此地集中著成都最大的木材市場（上河壩街，東至迎恩橋，西至城邊荒地。街為本市木材集散市場，凡從鬆潘、理縣一帶沿江漂運木材到成都者，均交易於此）、幹菜貨業集散地（簸箕上街，此街曆來為本市幹菜貨業集散之地，經營以地方特產、海產品為主）、煙葉集散地（曹家巷）。康熙四十八年（1709）府河相通以後，成都郊縣的糧食、煤炭、肥豬也運至這裏卸載。清代北門外商業十分繁榮，櫓聲不斷，一派繁忙景象。
城北關廂的發展與政府行為相關，所以應當是一種政府引導的城市擴建過程。由於北門是來自北方行政中心進入四川首府成都的要道，所以這裏有迎恩橋、迎恩樓作為清代地方官員迎接詔書及迎接中央派遣官員之處。因此會館公所也集中在北門一帶，由於城北關廂有繁華的經濟和與中央統治機構連接的政治要道，這裏集中著各種各樣的寺觀祠廟。
從這些祠廟寺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塊繁華的城外之地所聚集的各種人群。有官府祭祀的中心如山川壇（神祇壇）、厲壇、成都縣城隍等；也有同鄉會所，如作為山西會館的萬壽宮、廣東的南華宮、福建的天上宮、貴州的黔南宮、湖南的楚南宮、湖北的楚武宮、湖北黃州的帝主宮；有行業會所，康熙三十八年（1699）成都市木行在此建水神寺作為行會；有為每次戰爭凱旋而歸的清軍修的各種祠廟，如昭忠祠、得勝庵；有昭示著中央與地方聯係的文昌宮等；還有各種遊宴場所，如大南海、小南海；傳統祠廟如金繩、廣福、臨江等佛教寺廟在這裏也香火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