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成都商業功能區的變化
城市商業受城市發展的限製，它與區域的生長是同步的，它所汲取的資源來自區域腹地，隨著區域的繁榮而繁榮，或者隨著區域一起陷入萎頓之中。成都是川西平原的絕對中心，甚至整個四川地區都是其發展的腹地，隨著清代四川的複蘇，川西平原農業經濟的發達，成都城市商業日漸擁有了活力，這一點充分表現在城市商業空間上的變化。
清代成都城市的商業活動空間在繼承明代城市傳統基礎上有所改變。明代成都城市商業空間散布在城內各寺廟之前及城東、城北地帶。清代成都商業活動空間更加集中。成都的商業活動主要集中在接近對外交通路線的成都東門、北門、南門的入口幹道以及在金水河的兩岸。在區域上，清代成都主要的商業街區向城市東南發展，城市東南距離城市通往長江的支流最為便利的出口更近。商業區從東郊通過水東門前往大東街，然後延伸到城中心皇城，再向進入滿城的唯一水路入口——滿城的小東門，商業活動很方便地延伸到城市內部。同時這裏也是會館最為集中的地區。
因為東門既是成都與重慶的陸路交通起點，也是長江水道經金水河進入成都的入口之一，而清代成都與東南各地的大宗商品貿易，都通過長江水道運行，往來船舶極多，自成都“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掛則越萬艘，連檣直進自倏逾千裏，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成都的茶葉、蜀錦、布帛、藥材、各種土產，也由商人經水路運往全國各地。顧汝修募修東門外石橋時，專門指出東門水道的特殊地位：“郡既為西川，故自東而西者，輪蹄絡繹，視他路較多，又舟楫之往來，吳楚者濯錦而上，洪濟而下，停泊櫛比，百貨交馳，是以地本繁庶而轂撃（碰撞）肩摩自朝達夕，必以東門橋為最。”
因此在東門水道入口所經過的東大街附近，由於儲貨運輸的服務最為便利，成為會館公所最為集中的地區。城內商業繁華之區也集中在這一帶，在商業場、東大街、總府街、湖廣館街、提督街、大小什字、鹽市口這一區域直到今天仍為商業中心區，湖廣會館、廣東會館、金玉街的浙江會館、棉花街的廣西會館、江西會館及西江公所、兩廣會館、江南會館也都集中在這裏。而在會館分布最為集中的這一帶，也是成都旅館眾多，高等茶社、戲院、商鋪最為集中的區域，服務業與商業的密集使這一區域成為清代成都最為繁華的商業區。
另外，金水河也是成都城內重要航道，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召集相關人士商議開浚金水河，使外州縣的客船到達東關，貨物行李皆可用小船通過金水河運入城內，甚至運往滿城，而外來客商也可順河就近投店，城市市民生活所需糧食燃料也可水運入城，便商便民。金水河的暢通，直接促進了沿河工商業的繁榮，也極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清末以前，金水河沿岸一直是成都商業和手工業重要的集中區域，也是重要的物資集散中心，故陝西會館、兩湖公所等會館公所都會布在這裏。
此外，北門也是城市商業較繁華的地區，但北門的繁華不僅僅是商業帶來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城市與中央的聯係窗口，這裏是由成都向東北經德陽、綿陽、梓潼、昭化、廣元到陝西的出口，為聯係川陝的大路，自古以來它就是為成都通往北方的官路，在清代，整個西北省份及中央與成都的交往都係在這條川北大道上。在康熙初葉，成都知府冀應熊著手建築成都，帝王派出使節到四川來，經川陝棧道從北門進入。所以在北門外天回鎮建有“迎恩樓”。市內則先建北門入城大道，為給外人留下成都富庶繁榮景象，北門就建了出售金銀飾物、珠市玉器商店和吸引遊人的寺廟道觀，然後再陸續向城中發展，珠市街最初確係豬市，其旁有米市、草市（街）、鑼鍋巷市場等等。
我們看到，官辦會館在北門附近為多，如貴州會館，陝甘會所，雲南會館等都在北門，北門是連接北方官道的入口，迎接聖旨及重要官員入京皆在此道，而這些以本籍官員聯誼互助之所的官辦會館集中在此地更為方便。因此，北門附近成為官辦會館的集中地之一。這些地區附近的街巷名稱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基本商品的批發貿易也集中在城市這一區域，包括雜貨、糧食等零售貿易。珠寶街，珠市街，金絲街，銀絲街，白絲街等出售貴重首飾、生絲的街道，也都集中在成都北門大街附近。進入北門，大量的寺廟道觀增加了此一區域的商業氣氛。如北大街的真武廟、火神廟（醬園公所街口）、五嶽宮、白雲寺、喇嘛寺、孤仙祠（通順橋）、文殊院、灶君廟、如是庵、文廟（白家塘街）、楞伽庵等都在北門幾條街內，幾乎一街一所寺廟道觀，甚至一街兩座廟宇，由此可見，清代成都北門，何等繁華，趕廟會，買賣貨物，來來往往。
商業領域中的專業化市場已經在清代成都城市的其他角落建立起來。成都機織業多集中於半邊街，走馬街一帶，皮裘業多在總府街一帶，銅器業集中於東禦街。清代成都有兩大荒市作為舊貨古玩交易場所，一在忠烈祠西街南端白家祠內，一在南門純化街。
四、城市政治空間格局的變化
政府機構對於城市空間組織的影響很大，除了可以優先占有城內較寬廣的空地外，政府的行為同時也影響著居民利用土地的方式，最為明顯是大批機構雇員的雇傭。較為隱蔽的影響是，政府權力將會影響地方精英的居住行為。取得成功的士紳家庭在選擇城市中的居住地時，盡可能離府衙更近。
（一）清代之前成都城市政治空間格局的分布
從秦代開始，最高政府機關郡治位於大城中心地帶，直到宋代各級官署均北移至城北武擔山一帶，宋代成都的政治空間格局也因此發生了重要變化，移往“京蜀孔道”——城北蹇汝明《鈍庵記》：王姓居在成都北郭，當京蜀孔道。後又在碧雞坊之別業創鈍庵，距舊居約百步。此是宋代碧雞坊移往城北之證據之一。而城北碧雞坊一帶自然也集中了銅壺閣、洗墨池等重要遊宴場所。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明代，城北仍是官府集中之地，作為地方城市的成都，政治中心在宋代的北移意味著其與中央政權的聯係在宋之後的日益緊密。
明代的城市中心以蜀王府為中心，城市官署圍繞著城中心蜀王府的周圍，城市西北邊是地方行政機構和郡縣藩王府集中的地方。而清代城市的城市官署南移，城市經濟重心、政治重心向東南方向轉移。
（二）清代成都政治空間分布
清代成都的地方行政體係與明代基本一致，官署一部分延續了明代舊衙門的原址，還有一部分則遷移了位置，如布政使司、鹽茶道等與財政有關的中樞機關都不再延襲明代的舊址，從僻靜的城西地帶移到了繁華熱鬧的城東商業區。但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城市西北隅破壞嚴重，張獻忠順治元年攻城時曾用火藥炸塌城北角樓，撤離時放火燒毀西北一帶官署集中的地區，城市西北隅在其後曆次各義軍、清軍、吳三桂叛軍的拉據戰中破壞嚴重，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方象瑛典試成都時，發現城市的“西北隅則頹墉敗礫，蕭然慘人”。這也是布政使等官署遷離西北，移向東南城市商業中心區的原因之一而成都府與成都、華陽兩縣的官署一直沒有遷移，與巡撫總督官署等省級官署的遠離，造成公事上的許多不便。由於成都府、成華縣令都對總督直接負責，所以在清朝一大早，天還未亮，成都知府、成都、華陽知縣，就帶著人馬轎夫飛奔上院（總督衙門），後麵隨從挑著衣服箱子、夥食擔子以備添衣進食，隨後就在督院簽押房辦公，到深夜才能回衙。成都府本身的內外公務由同知、通判等輔佐官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