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的形態在清代的發展保持著一定連續性。但強調城市發展的連續性，並不是試圖忽視這一時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對於清代成都城來說，明清易代後，由於統治者身份的改變，城市居民的民族和身份的改變帶來居民觀念的變化，城市經濟的發展，清朝政府的政治軍事政策等等原因，城市景觀的布局發生一些變化，從而影響著城市地域結構的曆史變遷。清代成都城的空間結構一方麵繼承了明及明代之前的城市傳統，保持著城市空間發展的連續性；具體表現在城市基本形態、城牆位置、水係、街道格局方麵對明代城市傳統的繼承。另一方麵也發生了一些變遷，如城市格局、城市中心、官署及商業功能區的變化，特別是清代成都城市關廂的發展充分展現了清代成都城市發展的活力。
一、城市基本形態的變化：滿城的出現改變了城市格局
清代成都的基本空間形態發生了變化，由於康熙五十七年在西城新建滿城，使得城市出現了三重城的結構，城牆內分有滿城與大城，大城內有明蜀藩王所建皇城，皇城在清成為貢院。如竹枝詞所說：“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內請分明。‘滿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一）清代之前的成都城市格局
雙城並立的形態在成都城的曆史上並不陌生。成都從秦代到隋唐之前，一直有大城與少城並列的格局——兩個不同的空間同時並存。秦代張儀、張若改造成都城時，實施“與鹹陽同製”的措施，采用秦國封建城市規劃的形態，按照郡城的規模縮減城市範圍，新築城牆。大城與少城起初實則具有舊城與新城的意義，最早是大城先建，也就是大城是郡治所在，體現了封建地方城市的種種規製要求。少城後建，是為了解決新產生的問題和需要，具有不同的政治軍事意義，例如規範商貿功能、壓服土著蜀民、樹立秦製榜樣等蒙文通先生認為，秦少城建後“秦民蜀民，其始自可別城以居”。秦少城與清代的成都少城一樣，做為外來統治者移民與本地土著的分隔空間。
東晉滅前蜀，桓溫代蜀，夷少城，成都雙子城的格局消失，當大少城之外的郭城發揮作用時，少城便常常與大城一起作為內城之一部分，成都的城市形態由此也發生了改變，變成了內外重城的結構，少城名義上以內城的稱呼存在，但在城市空間中早已消失，唐代裏坊製建設中，城市作為一個整體建成的一百零八坊，少城與整個城市融為一體，明代的成都城市地圖可以清晰地見證這一點。在明代天啟年間成都地圖中，少城地區和城市其他地區一樣均質分布著棋盤格局的裏坊製城市肌裏，但明代城市由蜀王府構成的皇城及外城組成，由內外重城構成了城市格局。
（二）清代城市格局的改變
清朝是來自東北的滿族人所建立的異族政權，清軍在各重要省會城市等戰略要地派駐八旗，隔為滿城。滿城在成都的設立，改變了明代成都城內外重城的格局，在城市內形成了異質空間。
清代成都城市由重城結構變為了雙子城，城市由滿城和大城構成，大城內的皇城改成貢院後，蕭牆被拆，麵積縮小。康熙五十七年（1718）興修的滿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具規模，基本修建完畢，建成後的滿城，“城垣周四裏五分，計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成都滿城大體上奠基於舊少城的遺址，因此，成都的滿城繼承了成都舊日的“少城”之名，又稱“少城”。從明天啟成都府圖與光緒五年成都圖的對比可以見出，滿城所占據的少城地區原是明蜀王子孫諸王的王府最為集中的地區，如太平府、富順府、德陽府等都在這裏，另外，明代成都的駐軍成都衛的右衛、中衛也曾駐紮在這裏，滿城選址在這裏，一是利用了明代藩王的王府，一是延用了明代軍隊駐紮的場所。因為西門是古代戰爭中成都的屏藩，這裏是成都抵禦來自雙流一帶進攻的最重要防衛地點，所以曆代重要戰事都在這裏發生。
3.滿城作為城市異質空間的存在
滿城的出現，使少城的名稱繼續沿用，然而滿城是滿洲軍事力量在成都的駐紮地，它是一個專注於武力並且時刻警惕著叛亂征兆的異族王朝統治的象征。滿城對於大城來說，是一個完全的異質空間。滿城興建後，清初曾駐紮在滿城所在地的國家機關，地方行政機關都紛紛遷移官署，為八旗讓路，如四川布政使署本於康熙六年遷移至城西，五十七年，因築滿城，以其署為副都統署，司署複遷於城南。新建的滿城布局清晰明確，整個滿城就像一個大兵營。以今長順街為中線，在中心街的兩旁分布著共有官街八條，兵街四十二條。中街長順街寬度21米，兩旁官街寬度12.6米左右，兵街寬度7米至4米不等，魚骨網架式的布局使八旗官兵的分布上下有序，管理方便。
在成都市民眼中，滿城是防禦森嚴但悠閑寧靜的，裏麵的八旗兵過著優裕自在的生活，像鹹豐年間竹枝詞裏的描述：“‘鼓樓’西望‘滿城’寬，‘鼓樓’南望‘王城’蟠。‘鼓樓’東望人煙密，‘鼓樓’北望號營盤。”滿城相比東南方向的內城，寬敞得多，兵營較場集中。滿城還有著與它咫尺之隔的繁華擁擠的大城所沒有的農村風光，城內林蔭茂密、景色宜人。從西南角水西門流入的金河沿將軍衙門橫貫東西，經半邊橋直瀉大城而去。
二、清代成都城市中心的變化
明代城市中心的藩王府一直是成都城市的中心，在明之前蜀王府所在地一直是成都最高級別官署所在地，這一區域曾為秦漢時期郡守治所、蜀漢王宮、隋代蜀王府所用，唐代變為節署，此處作為唐代成都牙城（或稱衙城，是唐代對州府城及以上官署專城的稱呼）又一次成為城中城，而唐亡後，前蜀王建，後蜀孟氏繼續以節署為宮城。隻有宋代為免僭越之嫌，未占據後蜀舊宮，將州府遷往城北。而明代蜀藩王府仍占據此地。這個基址在成都多個朝代中存在的王府或州署府城（牙城）中沿用，不曾變動。這個區域由於其穩定性，一直是成都古代地圖中的坐標基點。成都中心的位置在清代被繼承下來，持續到今天。
這種城市中心的結構在清代雖然沒有改變，但城市中心的性質卻發生了變化。明代成都城市中，異質空間隻有占據城市中心的蜀藩王府。但這一政治空間卻在清代融化在城市工商業的發展中。清代政府沒有沿用這一城市傳統政治中心作為最高行政中心所在地，而是將巡撫、總督衙門都置於其東側，並將蜀王府改為貢院繼續使用。
在雍正時期，蜀王府周圍重新聚集了大批居民居住，在神聖性消失後，蜀王宮周圍聚集著商民、回民、城市貧民，昔日森嚴的王府前的石獅、照壁、金水橋周圍已成為繁華的市場，正所謂：“紅照壁”前石獅子，當年孟昶據西川。皇宮留得為“貢院”，流水“三橋”作肆廛。蜀王宮周圍禦河及金河在雍正九年複浚後，禦河周圍的商區成為繁華的城東與滿城的通道，城中心的河道兩側變成了成都商業和手工業重要的集中區域。蜀王府前的三橋“又為省會適中之地，眾物齊集在城，居民皆可就近購買”，沿河運輸貨物多在此轉運、集散買賣，故有“流水三橋作市廛”的說法。
清康熙年間，從西北遷移來一批回民，居住在西禦街口到羊市小東門一線，成為滿城與大城之間的緩衝地帶，回民除在城中心蜀王府城外設牛肉市場，還在城中心地帶修建了數所清真寺，至今八寺巷之名尚存。城市中心由過去的城市神聖空間變成了商業場所。鹹豐時期的竹枝詞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當時蜀王宮前的景象：後“寶川局”前舉場，“摩訶池”上故宮牆。石獅雙坐“三橋”首，日看牛羊下夕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