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觀念一直伴隨著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建設，在清代之前的成都，成都城的建設在方位布局上一貫講究“東之麗譙，層構厥高，”否則代表“生氣”的東方不盛，城市不安定，明代城南回瀾塔修建之初，是因為考慮到其地處“兩江合流之所，奔放衝突，稍乏迤邐之勢，形家者病之”，風水上的考慮成為決定景觀在哪裏修建及如何修建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些觀念在清代的城市景觀建設中繼續發揮著作用。城市中許多公共建設因此而具有了強烈的象征性作用。“城市之地，其正穴多為衙署諸基用，餘者不論東西南北，四周總以高地為吉，低處為界水，不可居”。城牆除了防衛功能以外，也是重要的風水手段。清人李光庭記載說：若城牆低於城內建築，則“識者以為泄城內之氣，故有城頭高運氣高，城頭低運氣低之語”。城牆必須要高過城市內所有的建築。這些特殊觀念包含了方位的顏色與意義。例如四方各有自己的象征上，北方是黑色和不吉利的地方，是一個應該設立屏障以求保護的地方，因此城市的北門往往是特殊的關礙之地。
成都屢受火災，因此，成都縣令特意關閉成都北門，以阻礙來自北方的不吉氣息。而城市中的不同方位也往往配合不同的活動，如乾隆十五年，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奏乾隆：“華陽縣東關演武教場，向以東方生氣不宜武，是以會合大操俱在城中東北教場。”
中國傳統風水觀念中，空間形態具有很大的心理影響，並在現實中被看成是強大無敵的，所以有時災難的發生歸咎於布局上的疏失。乾隆年間，四川總督李世傑在城東修真武廟的選址即是出於風水的考慮。修真武宮前，成都城市頻發火災，而且刑名案多不勝數，令總督心憂。後經熟諳風水形勝的梁山縣令程埍建議，城市東部理應高爽，但成都相反，“若於東郊瀕河之所置高廈以鎮之，則諸患可除，而益部得以寧謐”，總督李世傑聽其建議，捐養廉銀在城東建真武宮。二年後，李世傑再次督撫成都，發現城市獄訟案件減半，火災也沒有發生，因而感歎：“相地形以厭勝其說有不可誣者矣。”
當然風水觀念也無意中使清代成都城市發展及城市環境得以受益。清代省會之所以得到重點建設，除了因為它是行政中心外，也有風水上的考量。而雍正九年，開浚金水河的原因之一是“河一開則地氣既舒，水脈亦暢，民無夭劄。否則“每至春夏，沉欎穢濁之氣不能暢達，易染疾病”。金水河是“闔城民命地氣攸關，豈可任其久廢”。
成都西北部被認為是成都“地脈”，而數家瓦窯開在此處，同治九年，士紳認為“省脈為之損傷”，向總督吳棠因上書，認為在龍脈上取土燒磚，會導致地脈受傷，省運衰竭，呈請禁止在省脈所關地燒窯。總督吳棠專門具文告戒道：“地脈最忌損傷，來龍尤宜保護”，他一再強調要保護成都的地脈，成都的龍脈即關係的全省的氣數。“省運近衰，由於地脈受傷”，“地脈得資培護，實於省城形勝之地大有裨益”。
對城市風水的關注，使上至官府下至士紳，都以其為城市建設的準則。乾隆年間，成都監生劉永秀覺得自己所居地崇義橋附近風水絕佳，但可惜沒有關鎖，“募金創修真武殿，以鎖水口”。而光緒年間以機業致富的商人馬長卿認為，因縣東回瀾塔歲久塌毀，所以“省治襟抱虧疏，故人文不振”，因此便在回瀾塔舊址上建崇麗閣，形勢如塔，因崇麗閣號稱謂本省文風所係，修閣之前，川省在清代從“無鼎甲為地方生色，識者病之”。落成當年，資州駱成驤遂有萬螯頭之占，所以崇麗閣的風水之說在城市中流傳甚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