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經濟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市場經濟在城市中的發展決定了城市的功能是否變化。市場經濟在城市中孕育出新的價值觀念時，城市空間形態會產生重大的變化，如近代中國城市拆除城牆似乎已經成為進步的象征。清代成都城市人口數量上改變，城市居民身份的改變，商業經濟的增長，使得影響城市空間形態的經濟因素發展了變化。
（一）清代成都城市人口變化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明末清初，從崇禎七年至康熙二十年，短短47年間，成都“數被兵革，地荒民流”，是曆史上成都人口銳減最嚴重的一次。順治四年清軍入成都，尚有“殘民千家”。康熙三年，成都尚有殘民“數百家”。到康熙末期，成都、華陽兩縣編戶僅8裏，依每裏110戶計算，僅880戶。這是成都城市人口在曆史上最稀少的時期。康熙廿年後，由於政府大規模移民政策的推行，成都人口才逐步恢複，進入新的發展高峰。嘉慶廿年至廿一年，成都、華陽兩縣戶口達到十萬八千戶，59萬人。依《四川通誌》記載是70多萬人據嘉慶《四川通誌》卷六五，成都、華陽兩縣是77.6萬人。據嘉慶《成都縣誌》和《華陽縣誌》兩縣共59.2萬人。二者人口數不同，可能依據的統計資料不一樣。這是成都城市人口的第三次發展高峰。成都從此進入人口迅速發展的時期。到清末，城市人口已達85萬多人。其中城市人口隻占整個郊區人口的58％。說明人口數量的增長，使城牆內容納不下迅速增加的人口，從而刺激了城牆外空間的發展。
（二）城市商業發展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清代成都是四川乃至西南的經濟中心，水陸交通都比較便利，“控擁岷沱二江，人口百萬左右，其富裕在中華首屈一指”。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陸交通的便利，溝通了城鄉物資的流通，促進了商業貿易的興盛。成都“城內外河道甚多”，“迨至下遊各水彙合，遂成岷江，長約四百法裏，至敘州而入揚子江，船舟終歲可行。……如是成都而遂成為長江上流盡頭之埠”。成都的陸路交通也較發達，幾條主要的驛道，連接川東、川南、川北、甘肅、雲南、西藏和陝西，形成一個巨大的網絡。
清代中後期的成都，除了為城市內部提供生活所需的貨物和服務外，還能廣泛地為自身地域界限以外的地區銷售貨物和提供各種服務，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了一個潛在的影響圈。清代，四川周邊各省的經濟、文化都相對四川而言較為落後，這些省區許多生活用品與生產資料都需要求助四川，同時一些要進入貿易市場的產品如生貨或原料也從成都周轉。如四川每年需從湖北輸入大量棉花、棉布，同時又需供給雲南等地所缺。成都在這種周轉貿易中，成為西部各省的商業樞紐。這成為成都商業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代中後期的成都已是一個巨大的商品集散地和貿易中心，通過商業貿易職能不僅與周圍地區和四川主要的城市密切聯係，而且還與鄰近的省區及北方、南方的各主要的市場發生了聯係。成都平原在清代中期後商品經濟活力的增加使市場較前擴大，進入市場的產品增加。經濟作物品種增多，以及田賦征銀加速了農產品商品化的進程，這使得成都城市從周圍腹地獲得了更多的發展動力。
此外，清朝隨著商業經濟在這座城市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城市提供了許多服務性的職業，如為壯工，搬運工，小販、轎夫提供了工作機會。清代早期成都的社會經濟權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來群體的手中，他們控製著城市腹地的主要貿易資源，隨著外來人員的本地化，融入成都，隨著地方力量開始形成，成都城市空間也發生了一些改變。
三、文化觀念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不同的城市往往在不同的文化觀念下形成各自特有的城市模式。這其中城市建設者和使用者的價值觀念在城市空間形態的形成中起著決定作用。如果遵循了這些價值與規則，城市便會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以安全感、威嚴感和榮耀感。中國城市在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呈現出相似的麵貌，正是因為城市的核心價值觀念的一致性。
文化觀念對城市空間形態具有深層次的影響，這在整個世界的城市發展史上都是普遍的事實。尤其在中國傳統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中，文化觀念的影響是極其廣泛和顯著的，並成為中國城市獨具特色的基本因素所在。在傳統城市空間形態中持續發生作用的一些價值觀繼續在清代成都城市的重建中發揮著作用。中國傳統城市的空間形態在公元前1500年開始成型，延續到近代。中國城市模式的思想是逐漸在文字中與實踐中完善：“方九裏、旁三門、九經九緯、經塗九軌，麵朝後市，市朝一夫。”在中國的城市基本模式中，城市應是正方形的、規則的、坐北朝南的，強調圍合、城門、序列、有意義的方向，以及左右對稱與中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