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間形態是城市建設中所展現的空間形式的特征，包括我們前麵所研究的城牆、民居、官署、橋梁等建築實體的空間組織方式。1644年的政治更迭及隨之而來的異族滿清王朝的鞏固，在權力陣營、文化政策、少數民族政策和軍事組織上都帶來了重要的變化，其中的許多變化影響了城市生活及其空間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麵貌。
成都在17世紀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城牆、市肆、道路、橋梁在清初都損毀嚴重。清代成都對城市空間格局的重建意味著在新的時代下作出了選擇，這選擇既包括對前代傳統的繼承，也包括在新的時勢下發生的變遷。
城市的空間形態除了受自然環境因素的製約，也受社會人文因素的影響。因為城市的空間形態不僅僅是對街道、場所空間的描述，還包括人們賦予這些形態的價值與思想。對城市空間形態形成影響的社會因素包括文化的作用、國家政權力量和市場經濟作用。曆史上，城市重建的事例非常豐富，但即使是同一時間段所發生的城市重建，其所形成空間形態變遷也大為迥異，因為城市重建中所使用的價值標準是最為重要的，這些價值標準影響著過去及未來的城市建設。隻有了解城市空間之中內在的價值標準，城市肌理的研究才會變得有意義。
一、國家意誌對城市空間的影響力
清初成都城市重建在缺乏人力、物力的基礎上開始的，國家力量主宰了城市的重建過程，因此城市空間形態不可能通過嚐試和選擇，按照有機的方法緩慢而複雜地生長。用專製和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國家力量不允許城市緩慢地生長，因為清代城市建設是政府實現政治意誌和階級意誌的工具。
（一）清政府國家政策對清代成都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地方城市重建之初，清代國家政權的力量表現在對舊有城市空間形態的保護上。滿族國家政權崛起之初，滿族精英就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吸納，在實踐傳統的儒家道德中把自己作為中國的合法統治者的根基穩定下來。因此，清代統治者在城市建設中盡可能地繼承傳統禮製秩序下的城市空間。清代地方城市空間形態延續具有政治意義，體現清朝統治者繼承傳統的意誌。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經決定吸收並完全繼承有價值的曆史遺產，包括封建大一統的政治體製及其背後的文化觀念。這就使地方城市空間形態的保持有著更為重要的政治意義，它意味著對傳統的繼承。
（二）行政體係對城市空間形態的影響
此外，中國地方城市在行政體係中的地位對其空間形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基本的城市空間是按傳統構建，並由官紳階層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傳統組織的。對於像中國這樣地域廣大的中央集權製官僚國家來說，決定不同城市中心等級地位的政治因素確實起著非同尋常的重要作用。當城市的行政等級沒有變化時，其空間規模與形態也不會發生變化。成都正是因為長期處於行政等級的上層，其中心城市的地位從先秦至清代一直保持不變，才使得成都在數千年的發展中保持著一定規模。清代成都行政等級沒有變化，因此重建中基本維持其所在行政等級所代表的城市空間形態，如城市的規模，城市的官署數量、城市的建築等級等等。
（三）清政府的政治軍事政策刺激了成都城市的發展變遷
在清政府的民族策略中，成都作為掣肘西藏、雲、貴少數民族的大後方，成為整個大西南地區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駐紮四川總督的兼銜越來越高，地位越來越重。擔任四川總督的官員不少不僅具有尚書兼銜，還有大學士兼銜，如阿爾泰、阿桂、福康安、勒保等都是受皇帝特殊信任、權力極大的重臣，這也反映了四川乃至成都地位的日益提高。
清廷對西藏與大小金川的戰爭使成都成為西南的戰略大後方。成都的城市發展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後陡然增加了進度。這一年，清朝為征伐西藏，從湖北荊州調來滿洲蒙古兵二十四旗，1500名旗丁連同家屬約計6000人到成都來協助後防，隨後駐防成都，城市人口疾遽增加。在1747年到1775年之間的金川戰爭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征軍廓爾喀，及那時前後十幾年川北、陝南、鄂西白蓮教的戰爭中，成都一直都是大後方兵糧轉運據點。求名、求利、求安定生活的官員、商人、移民都麇集於此，為成都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
特別是清政府發動的兩次金川戰爭對城市影響深遠。第一次戰爭從乾隆十二年三月起到十四年二月止，第二次金川之役從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四十一年二月結束。兩次戰爭前後共用了六年多時間，共調動八省兵力，計二十一萬五千五百餘兵勇，耗銀七千一百六十萬兩以上，僅第二次金川戰爭用米二百九十六萬三千五百多石，火藥四百二十萬一千四百多斤，調民夫四十六萬二千多名。這個動員的規模是相當龐大的。即使用今天的標準，清前線戰爭也是大規模戰爭，並且最大程度地將地方政府卷入其中，金川戰爭盡一切可能調動了四川地方政府的人力、物力資源。在兩次金川戰爭中，清政府積極地利用了商業部分彌補官僚網絡的不足，將貨運及商業貿易分包給商人，商人被卷入軍事行動中，在戰爭中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承擔了大量的軍事運輸任務。來自各地的商人聚集在成都，成都商號銀錢業都有了巨大的發展，成都也成為貨運的中轉中心。因此，金川戰爭也成為成都發展的重要契機，成都城市空間在此期間不斷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