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城市的重建不僅僅是一個物質重建過程，也是一個地方文化認同的重建過程。地域文化認同上的缺失會導致個人或地域人群對自身存在價值的焦慮，地方文化認同危機往往發生在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接觸或社會動蕩的場域中。清初的成都城市重建中，長期的社會動蕩，本地土著在戰爭中流失，移民充斥城市，城市社會共同體一直麵臨這樣的地方文化的認同危機。“地方”作為一種身份認同，涉及了多重的選擇，具有極強的伸縮空間，比如地方名人或是出於本鄉，或是曾仕宦本鄉，或是有功於本鄉，流寓本鄉。因此地方認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包弼德（PeterK.Bol）：《地方傳統的重建——以明代的金華府為例（1480-1758）》關心某一地域的士人在某一特定時期如何以“地方”為基礎來建構一共享的身份認同。在不斷地變遷。隻有當城市中關於地方身份的意義形成相當的共識後，並受到共同的關注時，地方認同才得以重建。而隻有地方文化認同得以重建後，才意味著城市的重建告一段落。
一、清代城市重建早期地方士大夫對地方文化的認知
（一）地方文化的邊緣化
在清代地方城市重建的早期中，城市是經曆了一次深刻的重造才發展起來的，這個重造過程必然伴隨著國家意識的製度化強化，甚至伴隨著城市本地文化的邊緣化。四川和四川人在中國的政治地位的變化，在很多方麵皆影響到四川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對地方文化和國家觀念的定義，進一步影響到城市建設中的建設意識。四川地處中國西南隅，自秦漢以來己設郡縣，宋明長期以來，隨著國家政治經濟中心日益遠離四川地區，四川被視為邊遠之地，北方的官員和士子來到四川，大多發些淪落天涯的感慨，記載一些獵奇異趣之事。
清初，四川的凋弊使得人們對四川的認知更為陝隘。宋琬在康熙十年（1671）從揚州赴成都任四川按察使時，不僅自己悲憤交加，他的朋友們也都對他此次赴川同情不已，朋友孫鬱在《宋荔裳按察由揚州泛長江之任成都得近體卻寄》中寫道對成都的印象：“烽煙乍息殘黎少，稼穡深荒野木寬。”與宋琬並稱清初詩壇南北二傑的顏光敏也在送行詞中寫道：“巴蜀年來成鬼國，蠶叢魚鳧重開疆。”1671年的四川在人們眼中如同鬼國，而且“猰貐磨牙”，“騶虞垂首”，刑罰不平。
成都府通判章 元煒（承德人）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從中州到成都赴任，走了兩個月才到成都，“釋驚魂而至止”後看到的是城市是“荊榛蔽野，瓦礫盈城。哀鴻翔集，寥寥幾處村煙；吠犬荒涼，寞寞長川草塞”，驚歎“當此凋敝之鄉，可勝痌瘝之痛耶”。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中發出感慨：“應是亂後還蜀，流賊難平，人民未靖，送者多悲歌感慨之間”。
四川在清初一直在權力中心與文化中心的邊緣，清政府一直把四川作為邊陲之區，來自江浙和中原的官員多視前往四川為畏途。清代四川官員長期與雲貴兩省一樣拿邊俸整個清代隻有康熙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之間，四川官員改邊俸為腹俸。在李調元的京官生涯中，作為四川人，他一直被稱作邊省之人，並被認為有著邊省之人的秉性，“素粗直，不圓通”，甚至乾隆帝也認為李調元“係邊省人，不善迎合上司”等等。四川作為邊省一直是“舉國通察”四川作為“邊野之地”的印象在朝廷是根深蒂固的，乾隆丙申，川籍官員李調元因公事得罪大學士舒赫德、阿桂，請旨交刑部治罪，左侍郎邁拉遜為之求情曰：“彼邊省之人，素粗直，不圓通。”乾隆辛醜，乾隆帝降罪於李調元，說道：“朕以該員係邊省之人，不善迎合上司，容或有之。”無論從科舉名額、官員俸祿等級，四川都一直享受著邊疆省份的待遇。
同時四川人自己也認同四川為邊緣地區。成都作為邊省中心，在清初本地士人心目中形成的文化落後、偏僻狹遠的形象影響到城市最初的地方認同。
（二）清代前期地方士大夫對地方文化與國家觀念的認知
中國傳統士紳在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地方士紳們的一係列政治活動和文化行為，創造和定義了地方文化。城市重建前期的地方士大夫在國家框架下小心地建構地方文化，整合地方認同。同時他們也通過這個建立地域文化認同的過程，也強化和鞏固了清以來的國家觀念。
地方士大夫對地方文化的認同和標榜，往往不是表彰地方文化本身，而是要顯示他們自身如何代表地方文化的水平，地方文化又如何體現國家文化。
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都府誌》作者提到成都的風俗時是信心不足的：“蜀雖僻壤，久沾德化，漸仁摩義，庶可望其轉移。革薄還淳，要使歸於一，道封比屋，俟諸他年，正人心始於今日，是所望於秉鈞者。”成都的教化之路雖然有希望，但還任重教遠，要“使歸於一，道封比屋”還得等些日子。對成都的評價是來自“德化”的程度，可見地方士人關注的地方文化重建是他所在的地方是否得到了“教化”。“正人心”是建設地方文化的唯一途徑，因此，由士大夫書寫的地方曆史和其在城市建設中所極力要表述的，都是這個地方是如何得到教化的。正如程美寶曾分析的，地方文化認同某種形式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在地方的認同方式。
（三）清初士大夫對地方文化的建設
清初的四川知名士紳，不少並不在本地生活，而是在江南、京城等城市生活，與自己家鄉的聯係是極為疏離的。乾隆年間像顧汝修、李調元、彭端淑這樣被認為是地方文化的代言人的士紳，成都甚至在嚴格意義上不能算是他們的家鄉。但他們卻掌握著最核心的文化資源，成為地方文化的代言人，極力為地方文化尋求正統性。他們從小在外遊學，從他們的成長背景和教育背景來看，他們並不像城市重建後期劉沅、馬長卿等士紳一樣本土化。顧、李等人大多曾為顯宦，以大城市為他們生活的舞台，回到家鄉，是他們生活中的落幕。就他們的仕途和事業而言，他們也往往處於國家與家鄉的夾縫中，在他們未能廁身中央政壇時，他們回到四川省會成都，參與省內的政事；當無法影響政治時，他們又退到文化事務上去，掌握著最核心的文化資源，成為四川文化的代言人。他們對地方文化的定義往往要回溯曆史，他們的地方文化建設往往落實在整理地方文典籍等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