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是典型的傳統中國士大夫，無論他與中央距離有多遠，他從不把自己視作“基層”或“邊緣”，從不把自己視作僅僅屬於某“地域”的群體，因為他們總是執意相信自己是屬於“天下”的。在他們眼中，國家與地方是統一的。地方是國家文化在地方的體現，如李調元從十六七歲就隨父遊學江南，拜被乾隆皇帝尊為“九老”其二的一代宿儒錢陳群、沈德潛為師，青年時與同科探花趙翼、文壇泰鬥袁枚、大學士紀曉嵐、桐城大儒姚鼐、戲劇家蔣仕銓以及陳琮、畢秋帆、祝德麟、王夢樓等唱和，中年時與朝鮮駐華使節徐浩修等成了好友，而且一生直至臨終前都保持同袁枚、趙翼的通信聯係。他回鄉後重視收集本土文化之風尚，力圖重塑本土文化之地位。李調元畢一生之力所編寫的《涵海》是集巴蜀地方文化之大成的學術總構和百科全書。
李調元等人的經曆和他們在地方文化建設中的建樹使我們意識到儒家思想中由家、國到天下的思路也深深影響讀書人的觀念。中國士人的傳統，“其心情所寄，不在鄉土，而在中國，在天下”，其傑出者“決不為一鄉一裏之士”。
二、清代中葉成都地方認同的改變
要理解地方文化認同，當然不能忽略地方與國家的文化互動，地方與中央政權的政治和經濟關係。清初城市恢複初期，四川地方和中央的關係是前所未有的緊密，一切開銷仰仗國家財政，乾隆後，四川糧食產量大增，下遊各省的糧食接濟來自川省，同時西藏戰事、大小金川戰事等西南戰事的緊張使成都成為重要的經略之地，政治地位更加重要。城市在中國的政治地位的變化，在很多方麵皆影響到本地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對地方文化和國家觀念的定義。
地域認同的需求到18世紀中期城市逐漸恢複之後日漸浮現出來。成都城市經過清前期的各方麵恢複建設，通過文化建設、行政建設鞏固國家政權、完成了初步的社會整合，然後要解決的就是城市的地域認同。
成都地方認同和地方自覺的複興始於清代中葉，一個經濟迅速發展以及士紳階層再度發展的時期，並且延續直至清末。城市自我意識的蘇醒發端於乾隆初年。顧汝修在乾隆年間的《重修東門外石橋募疏》中提到：“成都於四維直坤為西南一大都會。”成都的大都會地位此時已沒有人否定。
結合王東傑的研究成果，嘉道年間應該是清代成都城市地方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隨著移民的代際更替，其後代對於原鄉的情感也會逐漸淡化，對移居地的認同度則會增加。嘉慶五年（1800），張邦伸在《錦裏新編》這一收集成都本地軼事的文集序言中寫道：“蜀居華夏之坤，號稱天府，岷峨江漢載育其英，漢唐以來，原為人文之藪，自明季兵燹摧殘，益都文獻掃地盡矣。我朝定鼎百有餘年，列聖相承，經文緯武，教澤覃敷。凡沐升平之化者，莫不爭自濯磨以為熙朝之俊乂，蜀雖僻壤，其間忠臣義士，孝子烈婦以及高人仙釋之流，可信可傳者，所在多有倘不登諸簡冊，以為異日考證之資，不幾久而就湮無以彰。”張邦伸對成都地方文化的肯定通過建立地方教化的良好形象來實現的。一個地方是否得到教化的表征很廣泛，包括學校的興辦、科舉功名的興盛、地方文人的詩文辭賦以及經學研究成就、禮教建設、社會風俗等等，張邦伸通過記錄本地“其間忠臣義士，孝子烈婦以及高人仙釋之流，可信可傳者”來完成對地方文化的建設。
與康熙《成都府誌》比，嘉慶年間的《成都縣誌》的“風俗”中對城市習俗的從容肯定也說明了這一時期城市的自我認知的強化：不僅沒有“革薄還淳”，“俟諸他年”之類的自我否定，而且文中對城市特征加以強化肯定，充滿自信。嘉慶縣誌在記錄曆年文獻、總結成都人特性時，比康熙府誌多加了一條“尚侈好文”的特性。作者提到成都喜遊宴，好聚會時，評價道：“唯習俗日趨華美，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康熙府誌中提到現狀時雲：“蠶種殊少，專事耕農，亦不習貿易，淳樸斯近。”而嘉慶縣誌提到現狀時則自豪地說：“中人之家非耕即讀，並有一人而冬春讀書夏秋耕獲者，猶不失古人負耒橫經之意。溺女之風最為惡習，唯川省民人無論貧富，生女必舉，此習俗之美者。”地方誌往往在對地方風俗的描繪中使地方認同凸顯出來，而嘉慶以來的地域認同體現於景觀建設中。
在城市景觀元素的選擇上，曆史人物或“祀神”作為一個向不同詮釋開放的符號，他們一方麵被視作地方本土認同的象征，另一方麵又常常被賦予一些超地域性的內涵。從形象來源上看，成都地方景觀的建設大致可分三類：一類如關羽、東嶽大帝等，本屬全國性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或得到了後者的廣泛認可，地方色彩相對淡薄；另一類則如秦代治水太守李冰、蜀漢丞相諸葛亮等，雖已列入國家祀典，地域色彩仍相對較強；第三類是支機石廟、石犀等，由地方性神靈發展而來，地方色彩更為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