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地方士紳在清代城市建設中發揮的作用
布羅代爾認為西方社會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治理是通過市場結構、法律結構、產權結構來完成的；而中國傳統國家對地方社會的駕馭則是通過基層社會中的官紳階級。明清社會通過血緣、地緣為主的宗族、鄉族、紳族序列來維係國家意誌的貫徹。這種人際關係較為親密的統治方式，更適用中國社會模式，這種方式使地方社會的士紳階層在社會結構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清代成都的城市重建中，地方士紳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清代前期城市重建早期城市士紳的角色
17世紀普遍的騷亂充分顯示了舊秩序的脆弱，地方士紳堅守的的共同價值觀念受到挑戰。同時，不斷的流匪、混亂的局勢、弱肉強食的社會規則、多年的動亂使地方士坤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強於這種社會混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僅關心個人的道德進步，而且更關心社會秩序的穩定。
但清初城市重建之初，政府力量並不十分強大有效，因此，地方士紳或地方精英並不能完全指望依靠政府來恢複秩序。地方誌中的記載表明，清初城市重建中，紳士在重修廟宇、修橋造路、開河築堤和興修水利等公共工程中活動極為頻繁，在地方福利事務中，士紳也起到主要作用，如義葬、賑濟濟貧、育養孤貧、治病救人、興學助學等諸如此類的慈善事業都是士紳職責。所有這些都表示了士紳對穩定地方秩序的焦慮和關懷。
成都地方紳士參與地方重建的方式很多，這些活動為地方士紳在地方重建領導地位提供了舞台。鄉紳的正常職責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撰修的《成都縣誌》的《人物傳》中的“行宜”中得到反映，該傳記記載了各位士坤的“善舉”，32位傳主中共有53宗善舉，他們大多居住在鄉村之中。其中有10人取得了科舉功名。下麵將53宗善舉作一分類：施舍棺木設義塚11宗；修橋補路7宗；贍養孤貧5宗；災荒時減價糶米賑濟5宗；接濟窮困4宗；興學助學4宗；拾金不昧4宗；治病救人4宗；興建或修葺廟宇3宗；補充公款1宗；施款養濟院1宗；建育嬰堂1宗；其他3宗。城市重建之初，士紳補充完善了政府在地方社會的職責，行使著本該由政府承擔的職責，甚至包括補充公款虧空。
紳士還有衛護傳統的綱常倫紀的職責。完成自己對一個真正儒學社會的構想是每一個士紳的文化使命，他們以各種方式去完成其文化使命，如積極地從事傳授和闡明綱常倫紀，捐獻大量財物興辦書院。捐助資金和土地用於學生津貼。他們還捐資維修文廟，先賢祠及其他等等。
顧汝修的祖父顧言是在清初康熙年間回到成都的，他是一名貢生，性嚴正寡言笑，見者鹹肅然起敬，所居四壁書格言，往來無雜賓，當時的成都人罕言學，顧言是提倡明經，堅持教學。城南蘇坡橋圮，他獨力任修，並市藥餌以濟貧病。這些下層知識分子為城市社會的秩序重建發揮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們以自身的言行，培植文風，教化向善，參與城市建設，成為城市秩序重建的中堅力量李果，成都府學癢生，事母至孝，生平樂善好施，四方讀書子弟每歲必招而課之，文藝優者出資以獎勵。葉大貴，邑監生，捐芙蓉書院銀八百兩為諸生膏火之資，邑有永安橋跨油子河為行人往來要路，因水漲倒塌，大貴捐銀重修以便行旅，凡恤婺掩骼，見義必為，鄉人感德之。盛塘，設芙蓉書院，助銀六百餘金以添芙蓉書院諸生膏火。劉永秀，邑監生居沙橋，性好讀書，謙謹自持，遇攜書人入塾，雖童幼必禮之，人問曰，吾見鄉人讀書甚少，今以禮待正，所以獎勵鄉人，使知讀書之為貴也。設左右兩塾以待鄉人之讀書者，又捐義塚於天回鎮。同時如成都顧氏家族一樣，他們也重新培植在家族在城市中的地位與權威。
士紳一般都是科舉製度的獲利者，也是熱心支持者，因此士紳對官學校舍的維修重建積極參與。嘉慶後，成都的學校貢院的修造工程往往由知縣發起，但工程的監造和捐資都是紳士承擔的。客居異鄉的紳士也捐資修建會館，幫助同鄉或者增進同時宦遊地方的官員與商人的聯係，總之，這一切都旨在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和紳士的地位。
成都地方紳士在城市公共工程上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前文中已經談到，事實上，由於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的政府基金有限，成都地方政府必須依靠士紳的支持完成大量的寺廟、道路和橋梁、義倉的重建與建設。在工程中，由士紳組織募集和管理官紳百姓捐獻的資金，甚至領導和監督工程的修造。
（二）清代中葉以後的城市建設中士紳的角色
清代嘉慶之後，成都的士紳力量有了更大的發展。一些外地士紳、商人、官宦遷至成都，以期發揮更大的地方影響，如劉沅從雙流遷居省城淳化街後，積極參與了更多的省城事務，如重修武侯祠、為黃忠立墓碑建祠等等。而乾隆年間，李調元、彭端淑等官員歸隱後都沒有回到家鄉而是寄寓成都，馬秉肅、陸炳、朱雲煥、楊芳燦等江南人或遊幕於成都，或於川官卸職後留在成都，他們都作為異鄉人留在這個城市成為地方士紳的一員。隨著城市文化的發展，一些成都本地士如紳卓秉恬、潘元音等在科舉起仕中獲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當成都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後，經濟力量增長的地方士紳更加積級地參與到城市建設中，在城市物質建設中更加關注城市地方文化的認同。
如在嘉慶二十年間，四川地方政府向中央朝廷申請將成都武侯祠列入祀典，成都的地方士紳是這次申請的主角，這次申請由成都華陽紳士江岷、葉長春、向大溟、潘時彤、黃廷璧、李安璉等呈請，沒有了清前期官方文獻對武侯祠忠義的政府形象的強調見各級官員的武侯祠碑文，而強調武侯祠福佑地方的功德：“曆年水旱災傷有禱，輒就護國佑民”。這些城市士紳的立場充分體現出清代中葉城市發展後地方意識的強化。
同治九年，成都的在籍紳士前工部侍郎薛煥前浙江提督鮑超，前湖北巡撫嚴樹森，前直隸按察使孫治，侯選鹽知事葉長春，歲貢衷興鑒等人聯合在職的川官呈請禁止在成都周邊燒窯，這些地方士紳認為在龍脈上取土燒磚，會導致地脈受傷，省運衰竭，呈請禁止在省脈所關地燒窯，要求將一路瓦窯拆毀，永遠不得取土開挖。城市地方士紳對地方風水的重視來自於地方認同感的增強。
嘉慶以後，地方士紳更加以積級主動的姿態參與城市建設。由於白蓮教起義，四川地區的賦稅征收變成以前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地方政府財政十分困窘，作為戰爭的後備基地，四川地方政府的預留款項就更少了。而此間四川的手工業、商業穩定發展，一些士紳發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穩定的城市景觀建設力量，如馬長卿等商人士紳。成都士紳舉人馬長卿為光緒年間舉人，以機織業富賈一方，勇於任事，積極投入地方建設，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營建崇麗閣景區，在青羊宮修造園亭，花會時免費供人參觀遊覽。他們在城市社會中營建自已的地位的同時，也使公共園林成為官員士紳社交網絡的平台，盡管這個平台形成的時間比江南城市晚了很多，但它表明成都城市鄉坤在城市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們看到，地方士紳與政府的融合漸入佳境，對於士紳對城市建設的積極參與，政府與士紳皆樂見其成，因為它們既使政府形象上披浴慈輝，更可充實地方士紳力量。當然，這些城市士紳的角色在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及價值方麵扮演的角色趨於保守，其功能在於整合社會，而非分化階層；就淡化上下階層之間利益衝突而言，他們旨在調整政權與社會的關係，調和社會矛盾，與西方的中間階層在社會中的曆史作用正好相反這一觀點在梁其姿對地方慈善事業的評述中，也有闡釋。他們絕不會蓄意與政府對抗，也從不力圖掙脫中央控製，他們最關心的，是如何維持一定的地方影響和社會地位。因此，在城市建設的“公共範圍”中，教化的目標從未被忽略過，“蓋聞人之得綱常較難於得富貴，天之重名節更甚於重事功”。地方管理與認同感雖然有所增強，但國家意識形態卻空前地牢固和普遍。所以城市士紳雖有發展地方社會自主的潛質，卻沒有機會得到更多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