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在清代經過三次大規模修建，三次都由地方官吏們發起主持的，而且多以官員們的私人捐款為修建資金。最早的一次是康熙十年（1661）由地方官吏們共同發起的。這些集地方官員與文人雙重身份於一身的景觀修建者們在景點的神聖化與精神延續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央政權派往地方的地方官，他們要重申中央集權的價值及行使重建並恢複戰後城市社會的官員職責；而另一方麵，作為社會文化精英的一員，他們也擔負著延續傳統文明精髓的文化使命，要重新凝聚戰後因為擁有不同政治立場和人生態度而四分五裂的士人團體，重係社會精英與中央的紐帶。
正因為如此，地方官吏在景觀修建中不斷地強調這樣的政治職責和文化使命。康熙十年（1661）川湖總督蔡毓榮在闡述修複草堂的目的時指出：“餘以辛亥春奉命入蜀，於役之暇，極目郊坰，過浣花溪，遊草堂寺，訪草堂寺遺址，在寺數十武，薙草披荊以入荒池，斷碑猶存焉。追思先生與鄭公堂中脫冠相對時，知己意氣為何如哉！當唐之世，方鎮皆得群召賢豪知名之士，奏為參佐。先生以省掖舊臣流離劍外，托身幕府，白首為郎，遇亦窮矣。及鄭公沒而不能一日安於草堂也。然後歎知己之難，而府中暇日之不可複得也，嗟乎，古之君子入則事親務，出則事君，出處不忘朋友，此詩人之旨也。卹窮阨之士，延遺佚之老，廣谘下詢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登堂景仰先生之風，因慕鄭公之義，斯汲公即堂以祀先生之意乎，遊覽之餘，悄然動容，謀之藩臬諸君，亟圖經始方鳩工而得代，歸楚，越明年壬子夏以落成。”
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來自地方大吏的立場，重修草堂即因“景仰先生之風”，也因“慕鄭公之義”。他把自已放在了杜甫在成都的讚助人唐節度使嚴武的位置上，希望像嚴武一樣，在君與臣、朋友與慕僚的關係中，譜寫新的忠義主旋律。此時漫長的戰爭剛結束，地方殘敗，一切都“化為劫灰，即無論茲堂鬆竹矣”，但蔡毓榮麵臨的不僅僅是餘寇的清剿和恢複凋敝的民生大計，更重要的是此時戰亂後一盤散沙的社會力量。尤其需要在恢複重建中得到士紳階層的支持。因此他在對草堂的描述中重點在於對杜甫及其讚助人之間友誼的頌揚，羨慕他們“堂中脫冠相對時，知己意氣為何如哉”的魚水情誼，讚賞杜甫“白首為郎”，服務於幕府的精神，讚歎他們“出處不忘朋友”的義節。然後表明自己身為封疆大吏的職責，就是“卹窮阨之士，延遺佚之老，廣谘下詢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他鮮明清晰地表明了重建昔日穩定的城市社會結構是一個由官吏與文人士紳構成的城市共同體的願望。杜甫草堂在清代先後進行了數次修建，都由地方官吏主持，可見其在延續清代文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城市景觀與城市士紳階層認同的重建
日本學者岸本美緒敏銳地觀察到，“在那些生活於16世紀及以後的人們眼中，傳統的社會等級——高、低、良、賤、舊族與新門——都蕩然不存”。明末清初，社會陷入失序的狀態，張獻忠農民起義政權中的官員中包括一些出生富裕之家的頗有成就的文人，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富裕地主或士紳也可能受到另一些農民軍的保護。逃往山區的前明文人也利用當地村民，發展反清的網絡。逃亡的明朝蕃王在川北山區得到窮苦農民的支持。在繳獲一些明朝的產業後，清政府將土地房屋分給一無所有的貧困佃農、移民，給他們提供了走向富裕的希望。在清朝鞏固統治的初期，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了在戰爭中重新洗牌並贏得不同社會地位的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針對這種社會劇變與政治動亂，社會與文化上的雙重身份認同是戰後人們最惶惑的。但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長期存在著一個士人階級，滿人征服中原時保留了對這一階層的認可，也就保留了長期以來奠定這個階級地位的一些標準：財富、血緣、交遊和官位共同組成了四個因素，決定著這個階級的存在。清初的階級認同中，這些因素也開始發揮作用，成為這個動蕩不定的社會需要尋找的靠得住的基石。因此，這個一度處於失序狀態的城市穩定後所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階級認同、身份認同。
城市景觀的存在與延續為這一社會認同提供了場所和特定的形式。由於在城市景觀形態所傳達的信息中，同一社會中不同地位、階層、背景的人會從景觀中接受和理解不同的信息，景觀就成為了城市社會群體得以互相認同的工具，和動物的通訊聯係一樣，景觀也具有社會階層互相識別、文化認同的作用。
杜甫草堂這類景觀為文人學子們建構了一種除科舉考試之外的非官方的公共身份認同，這種認同體現了傳統的價值觀，不僅具有自發性，而且帶有社交性，這種身份認同方式在清初的城市是非常盛行的。在成都，城市文人們在科舉考試後來草堂舉行“鹿鳴宴”慶功；官場失意的士大夫在這裏感歎世事無常，尋找寄托；地方名流們退隱仕途後，來這裏抒發悠遊林下的情懷；屢考不中的失意文人在這裏尋找慰籍；外地官員來成都後都要到這裏親自拜謁，抒發“每飯不忘君”的意氣科考主考王士禎、方象瑛、祝德麟、陶澍等典試四川時都曾專門到草堂拜謁。
以李調元為例，在一生中，他曾六次遊覽草堂，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的草堂之遊。告別仕途後，此時的李調元優悠林下，常以遨遊蜀中山水為樂。參加這次聚會的有當地的官員綿州金山驛丞李源（靜齋），也有科考不順，然而幼承家學，“以詩世其家”的癢生佘驤（雲溪），還有因性恬退不願出仕，日與裏中親故子弟講學不倦的年近七十的錦江老詩人蔡謙（雪村），及他的兒子蔡西池等等。草堂剛由前布政使杜玉林重新修葺過，“軒窗明秀，特勝昔時”，九人“攜樂部，泛浣花溪，溯流而上，登草堂，謁少陵祠”。然後在平橋置酒，吹笛作歌，飲酒賦詩，勝況空前。
杜甫草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優雅的場所，讓這些擁有不同社會身份與地位的文人學士在一起聚會，重建了一個統一的精神世界。人們在這裏找尋並再次幻想擁有一種共有的文化遺產，這就是寄托在杜甫身上關於士大夫詩意的形象和曆史的想象。在這樣的城市士紳聚會中，主人往往組織朋友們撰寫有關景觀的詩文，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起社交網絡，雖然這一社交網絡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局限性，但它對當時的城市社會的穩定和重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作為詩文主題的景觀為這些社交性聯絡提供了這樣的環境，文人們通過追述共享的曆史或經驗，通過分享景觀所帶來的共情，享受沉浸其中所感受到的文化優越感，從而建立起彼此心靈相通的聯係。
這樣的聚會除了在草堂舉行，還有特別的形式。乾隆十三年（1738），作為詩人的何明禮，利用了杜甫草堂的場所和聲譽，將他的朋友師長有關草堂的詩文編纂成了一部《浣花草堂誌》。身為士大夫一員的何明禮，盡管才華橫溢，但在四十五歲時才與李調元等一起在鄉試中舉，而且進士屢考不中，一生境遇坎坷，“潦倒場屋三十年”，無緣仕途，晚年窮困潦倒。對何明禮來說，良田美宅、家世淵源、大好仕途他都沒有，有的隻是一個文人身份而己。因此他更在乎這樣一個身份認同（集子在他中舉後得到了更多地方名人的加入與讚許）。他將自己和友人置身於與曆史人物相聯係的實體空間中，而他們都被廣泛地認為繼承了士大夫共有的文化價值，置身於這部集子的有何明禮鄉試中舉考試的主考官員閔鄂元、周於禮等，有退隱仕途的地方名流彭肇洙，有執教錦江書院的退休的外來官吏鄭天錦（寫這本書也是由這個外地人提議的），有仕途大好的科舉同年們，也有不名一文的普通諸生。《浣花草堂誌》為當時的詩文作者提供了一個象征性的聚集空間，草堂這一個物質空間景觀，變成了無形的文人圈。
而何明禮本人也為置身於這樣一個精心構建的文人圈而感到自豪。當人們置疑他的寫作目的時，“客有以好事嘲餘者”，他回答道：“殂豆斯存，聊以此代守祠灑掃之役，所欣慕焉。”他寫此書就是為了將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文化形象的傳承譜係當中，試圖將自己和過去、同時代的文化精英建立起聯係，以尋求一種共同的文化認同。這部圍繞著景觀展開的集子，和景觀本身一樣，擔任確認城市中文人階層的文化認同的職責，擔負著傳承階層文化認同的標準——共同的士大夫理想，這是那個流動變化的世界中身在不同地位、不同處境的文人階層藉以重獲階級認同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