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成都市區街巷繁多，布局緊湊、密集，至光緒五年（1879），全市有大街137條，支街巷196條。清代，成都城內街道一般二尺寬，“時未改築馬路，街麵最寬者為東大街，約寬三尺。次則南大街、北大街、總府街、文廟前後街，皆二尺許。其餘多不及二尺。新中國成立前，成都市區道路狹窄，標準低，質量差，舊城區街道總長度為162公裏。其中最寬的街道寬度為21米，寬度在10米以下的街巷占總長度的60％，路麵鋪裝為86公裏，占全部街道的53％。
二、清代成都橋梁的修建
由於成都城內外河道縱橫，橋梁就成為連接城內外交通不可缺少的基礎道路設施。在清初，長年的戰亂使橋梁無人維修，多已傾圮，加之成都的氣候多雨，夏季連續的洪水災害中橋梁常常被衝毀，因此橋梁維修的工程量相當地大。隨著清代成都城市經濟的發展，商業貿易活動的增加，重建橋梁成為城市建設的迫切要務，清代成都的橋梁建設超過了前代，例如城內金水河上的橋梁，在宋代僅八座，至清雍正年間合計不過十座，經乾隆、嘉慶大規模新建重建，橋梁總數逐漸增加到二十餘座。
在乾隆、嘉慶時期，成都城內橋梁的重建和興建達到高潮。以華陽縣署為例，清初新建、重建橋梁隻有兩座，乾隆時期達到十二座，占清代華陽縣城區內重建、興建橋梁的44％，乾嘉以來，城市經濟逐漸突破城垣範圍，向城郊擴散。城郊的橋梁建設更成為突出現象。華陽縣近城十裏的集市貿易繁榮地區，清初無一座新建、重建橋梁，乾隆時期卻達到十九座。占整個清代這個地區重建、興建橋梁總數的65％。由此可見，清代成都城市有向外擴張的趨勢。
清代成都橋梁建設一部分由地方官員出資並組織維修。這些地方官員組織建設的橋梁通常位於城市重要的交通孔道，橋梁位置重要，交通荷載大，並且一般規模大，規製高，通常有屋宇覆蓋。如萬裏橋，康熙五年（1666），巡撫張德地、布政使郎廷相、按察使李翀霄率同府縣官捐俸重修，仍覆以屋。乾隆五十年（1785），總督李世傑進行補修。橋高三丈，寬一丈五尺，長十餘丈，旁有欄楯，中部隆起，架石為梁。成都原有鎮江橋（洪濟橋）跨流江、郫江合流後的府河之上，明末遭戰亂破壞，乾隆五十三年（1788），總督李世傑補修，長四十丈，寬四尺，橋身石砌，拱九洞，橋因此更名為九眼橋。這些官方建設款項一部分是官員的俸金或養廉銀，也有一些是贓款。乾隆十一年（1746），華陽知縣安洪德捕獲一巨盜，“折其贓之無主者”，用盜賊贓款重修治城外東大佛寺前的長虹橋。易名安順橋。橋跨長江，橋麵寬一丈，長二十丈，條石橋墩，木質橋麵，橋頭供神像，架木為宇，上覆屋頂，並在橋麵兩側設攤點。
還有一些橋梁，是由地方士紳組織修建的，這些橋梁維修經費出自紳、商或普通市民的捐款。這類經費修建的橋梁，有的是由個人獨立承擔，如步蟾橋的維修。維修者李錦星擁有與附近桂溪寺相當的別墅園林，平日裏“路往還適當溪之上，有浮梁圮於水，行路病涉焉”，維修圮橋，利已利人，所以才“毅然任厥事”。嘉慶五年（1800）李錦星遂花六百餘金，請數十人工，修步蟾橋。
還有一些紳民出於行善目的，陳繼舜“創修孔道橋梁”；傅廷秀“橋梁有損壞者，修補之”；苟登元見“城東安順橋車馬輻輳，歲久木穿”，於是捐置厚木板於其上，使橋“堅固如初，行旅便之”。雍正時期，成都習醫者蕭文珍，自捐千餘金創修石橋三座，一曰蕭濟橋，一曰奉先橋。個人捐修一般限於橋梁的簡單維修，所修橋梁也大多較為簡單。這些橋梁大多是平橋，就是下有石磴，上鋪木板或石板，沒有欄杆，橋麵寬不過一丈，或二三尺，行者常被擠下橋去。
至於大型的橋梁修建工程，則往往由紳、商或地方官共同發起募捐修建。由於通衢要津上的大橋是成都商業貿易的生命線，地方官、紳糧、商賈一般樂於捐資修建。如成都東門長春橋，“出東門自西而東者輪蹄絡繹，視他路較多，百貨交馳，是以本地繁庶而轂擊肩摩自朝達旦，必以東門橋為最”。這座橋梁的規模在成都首屈一指，橋麵寬三丈。東門大橋在成都位於交通要道，維修工程浩大。乾隆年間，東門石橋將圮，於是“謀修者十人”，但十數人中良莠不齊，“不能齊心協力以共勷斯事也”，所以由地方官員“邑侯王公”主持謀劃，選出十五人作董事主管此事，再選一本地德高望重之人撰寫募疏勸捐，於是眾人選擇曾任順天府尹，由大理寺少卿卸任回鄉的本地名望顧汝修寫了募疏，鄉人士紳共同合作修建了東門大橋。
也有一些由寺廟與地方士紳合作維修的橋梁工程，如桂溪寺東數百步有高板橋跨溪上，“當東南通衢，阡陌會道，行旅絡繹，篝車往來”，乾隆四十五、六年橋塌，“寺僧某數君子商補修之，顧非力眾不能也，求一言以為倡”，橋的維修由寺僧與地方士紳提出計劃，並安排進行，曾任廣東陽山令、乾隆庚辰舉人、成都人潘元音作為名紳出麵為修橋倡議募捐，寫引文勸捐。
像這樣的大型橋梁的修建，經費少則數百兩，多則愈萬金，須募“得百金之人百足矣”，加之地處商業中心，我們看到修建程序通常是由地方士紳提出工程計劃，由“邑侯”某官員代表的政府設立一個董事會，並指定一些士紳擔任會董，募集和管理官紳百姓捐獻的資金。而且這些士紳受官員的委托後，一手領導和監督工程的修造。
在這些工程中，一些紳士將其資源與能力結合在一起，以便於工程的籌劃、實施。像顧汝修、潘元音這樣的城市社會中的上層的紳士經常在其中取得領導地位，其地方聲望便於勸捐等活動的展開，省裏的長官也參與指導整個工程的協調工作。不過，不管這些計劃究竟是官員還是紳士在領導，執行工作的重荷總是落在紳士的肩上。
三、市內河道建設與管理
在中國古代成都城市中，人工河道是影響著城市的主要景觀，並且具有交通運輸、生活用水、排汙泄洪以及消防滅火等多方麵功能，與成都城市經濟和市民生活關係十分密切。
成都的航運主要靠兩江所帶來的便利。成都之兩江，即檢江（流江）及郫江。自李冰“穿二江，雙過郡下”，成都即具有“江城”的特征，成都“帶二江之雙流”（左思《蜀都賦》）的格局從秦延續到唐代。直到唐末高駢築城，塞縻棗堰，改引郫江（清遠江）東流，包羅城北牆南下與錦江會合，此後，貫穿城市的郫江故道成為金河。“二江抱城”的格局從唐代一直延續到清。
檢江又稱南河，流經郫縣、金牛區、至望江樓、溫江、雙流。入成都市界後，繞城市東南而過，被稱為“南河”，它過蘇坡橋、流到成都草堂寺附近龍爪堰分水後再流經百花潭、青羊宮到老南門大橋、新南門大橋，再流到望江樓以上合江亭彙流府河。兩江彙合後，從錦江東門望江樓出發，可入岷江幹流，到樂山等地。
而府江在清代得以改造。康熙四十八年（1709），新設八旗駐防，修造工廨屋宇，各州縣奉文采辦木石，西道水路不通。府河水勢不足，川督年羹堯相度地勢，年羹堯開築府河航道，“築斷堰（在成都）縣西三十五裏，堰自螃蟹堰分流南行，經漏洞子與油子河合，春閉秋開，立有規定”。螃蟹堰引水入府河，船筏得以通運，府河自此與走馬河、油子河、柏條河相通，府河下行船多載從上遊而來的糧食、煤炭、肥豬至成都，上行多空船。
二江為成都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自成都二江誕生，就成為與外界溝通的紐帶。竹木材料由江水被源源不斷地送到成都來，製成各種器物；生產出的產品，又沿著這兩條交通線，不斷地運輸到全國各地。所以江上的船舶相連，櫓聲不斷，一派繁忙景象。成都大規模建設工程所用的木材，也由二江送往成都，並因此在成都油水河畔的水津街形成了成都最大的木材市場。
清代成都城內主要的人工河道是金水河、禦河。金水河是唐代大中七年（852），由西川節度使白敏中主持開鑿，引都江堰水，貫城而過，溝通兩江，連貫成都東西兩麵的新水道，金水河水由灌縣兩河口引磨底河，然後從成都西門入城，流經三洞橋、貢院前三橋、青石橋、玉河沿一帶，最後彙入錦江。自唐迄清，金水河是市區用水的重要來源。唐宋以降，河道雖有變遷，但對成都城市的重要性卻是有增無減。河道一旦淤塞，不但舟楫斷絕，而且城市既不能排汙，亦不能泄洪。河道的疏浚，是曆代成都地方當局重要的市政工程。宋代對於金水河的疏浚較為認真，繪有四大溝渠圖，並有“歲首淘渠”的規定。到明代嘉靖年間，巡撫譚綸對年久失修後“僅僅如線”的金水河加以疏通後，河水清沏，可以飲用、洗濯、灌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