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成後的滿城
在成都府城的西邊，舊稱少城。秦惠王末年，張儀在成都建大城作為軍政機關所在，繼築少城為經濟重心。東晉桓溫伐蜀夷少城。成都滿城大體上奠基於舊少城的遺址，所以成都的滿城又稱少城。康熙五十七年（1718）興修的滿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初具規模，基本修建完畢，建成後的滿城，“城垣周四裏五分。計八百一十一丈七尺三寸，高一丈三尺八寸”。其實，所謂滿城“高一丈三尺八寸”並非指滿城四麵城牆均如此，而是特指在清代所修築的南北兩麵城牆的高度。因滿城東麵借用明嘉靖時蜀藩朱讓栩所築藩王府舊城垣（高二丈多），西麵借用成都府府城城牆（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僅增築南北二垣，這使築城工程量極大減少了，但也帶來滿城四麵城牆高低不一致的問題。據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觀察：“北麵由西大街、八寶街抵青龍街西口，轉南到東門街東口，這一帶城牆約一丈三尺高；由東門街東口再南到祠堂街東口，這一段城牆，城磚高大厚實，形勢雄壯，是明朝蜀王修建的；又由祠堂街東口向南，經半邊橋，沿君平街到小南街南口，西南折抵南較場城牆，與從老西門南來的城牆相接，這段城牆也不很高。”成都滿城有五座城門，嘉慶時期所編《四川通誌》和《成都縣誌》均有記載：“門五：大東門、小東門、北門、南門、大城西門。城樓四。”滿城早期各門並無特定名稱，隻是根據所處地理方位來簡單稱呼，而在後期滿城各門也被冠以名稱“迎祥禦街小東門、受福羊市小東門、延康小北門、安阜小南門、清遠則大城西門”。東門分為兩個，陸路上是由羊市街進入的迎祥小東門、而水路上則是由西禦街引入的受福小東門，這個門是滿營所需日常物資運入的重要通路，滿城專門在東麵開有兩門。可見清代成都滿城與漢城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尤其是成都發達的東門水路交通是滿城所仰仗的。
（一）滿城布局規劃
從明代天啟《成都府圖》與光緒五年成都圖的對比可以見出，滿城所占據的少城地區原是明蜀王下分封的各子孫諸王府最為集中的地區，如太平府、富順府、德陽府等都在這裏；另外，明代成都的駐軍成都衛的右衛中衛也曾駐紮在這裏，滿城選址在這裏，一是利用了明代藩王的王府，一是延用了明代軍隊駐紮的場所，同時也考慮到西門是古代戰爭中從雙流一帶進攻成都的最重要的防衛地點。
將明清兩代成都地圖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滿城地區的城市肌理變化很大。明代時期西城地區與其他地區保持著同一性；然而清代滿城出現後，西城地區則與城市其他地區的城市肌理發生了鮮明的對比。作為軍事性質的滿城，在規模上體現了濃厚的政治軍事特色。在規劃上布局清晰明確，整個滿城就像一個大兵營。以今長順街為中線，在中心街的兩旁分布著共有官街八條，兵街四十二條。中街長順街寬度21米，兩旁官街寬度126米左右，兵街寬度7米至4米不等，魚骨網架式的布局使八旗官兵的分布上下有序，管理方便。
嘉慶前“滿城內共有官街八條，兵丁胡同三十三條，後來由於人口增多，坊巷不斷增加，兵丁胡同達到四十二條。滿城內的建築結構、衙門位置、營房方位都是按照八旗軍的傳統規定來安排的。為了在各旗行軍、駐紮中有條不紊，八旗駐軍有自己的秩序布局傳統，在八旗傳統中，正黃、鑲黃旗的官兵居於北方；正紅、鑲紅旗居西方；正白、鑲白旗居東方；正蘭、鑲蘭旗居南方，據說是因五行相克的道理。
滿城甲兵的住宅麵積，不以畝計，而是以甲計。一甲地，即是一名兵員（披甲人）應分得的一片地。地之大小並不平衡，而是由所屬旗營、兵種決定，其中馬甲（騎兵）略大於步甲（步兵）。鑲黃、正黃、正白作為上三旗，所分地在滿城北段，地麵較大，每甲有80-60平方丈以上；鑲白、正紅、鑲紅謂之中三旗，所分地在滿城中段，地麵較小，每甲60-50平方丈；正蘭旗、鑲蘭旗，謂之下二旗，所分地在滿城金河以南，地麵雖大，但地極卑濕。
在其主街長順街南邊盡頭，分布著統領全滿城的最高官署。此地原是明蜀王下分封的德陽王王府，康熙六年（1668），省布政使司占用此地為官署。滿城興建時，清初駐紮在滿城所在地的地方行政機關都紛紛遷移官署，為八旗讓路，布政使司也遷出所在王府，讓位給當時統轄滿城八旗的副都統衙門。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滿城設立成都將軍，此地易為將軍衙門，而副都統衙門移至今商業街處。傅崇矩在《成都通覽》談滿城形勢說：“以形勢觀之，有如蜈蚣形狀。將軍帥府，據蜈蚣之頭；大街一條（今長順街），直達北門，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
西門河小，原無往來船隻，且門內即係滿兵駐紮，以往通往滿城的金水河洞口密布鐵窗，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劃小船由東門進者，俱抵滿城東水關為止”，雍正九年（1731）後開放了滿城水東門，原來門禁森嚴的水東門另造石橋，從此滿城與主城區可以由金水河通舟，“凡商賈舟楫由大河拔換小船”，可以由長江水道直通滿城，有利滿城發展。
（二）滿城內的寺觀祠廟
滿族、蒙古族的本土宗教為薩滿教（即原始巫教），進入中原地區以後，他們逐漸接受漢族的影響，接受佛、道及中原文化各傳統信仰。從滿城內出現的寺廟即可看出，駐紮成都的滿城八旗浸染了濃厚的漢文化氣氛，如藥王廟、娘娘廟、關帝廟都在滿城出現。
滿城內的寺廟，大都位於今祠堂街一帶，此街原為滿城的喇嘛胡同，滿城與漢城交界地區，康熙五十七年（1718），滿城的旗人駐軍曾為年羹堯在此建生祠，故名祠堂街。此街東起滿城小東門，西至滿城政治軍事核心將軍衙門圈子，是滿城物資由東門水路進入的必經之路，也是滿人與漢人交往最密切的地區，可以說是滿人受漢文化影響最大的地區。在祠堂街上分布著關帝廟、文昌宮、昭忠祠等大量漢地祠廟。
關帝廟位於今祠堂街東口。滿族尊崇關雲長，把他視為忠義武勇之神，對關帝廟也很重視，關帝廟修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光緒時又加以培修，改名武聖宮。每年春秋二季，成都將軍偕僚屬親臨祭祀。廟前有荷花池、太極塘；廟內有戲台、鍾樓、鼓樓，正殿共三重，氣勢雄偉，備極壯觀，是滿城內規模較大的寺廟。
祠堂街的文昌宮在同治六年（1876）修建，由成都將軍崇實奏請修建，宮前有八卦池。每年春秋二季，成都將軍等亦入宮祭祀。祠堂街的昭忠祠專門供奉曆年陣亡八旗官兵的亡靈，設有靈位，每年由其承襲的子孫前往祭祀。除此之外，滿城的文昌宮與漢地有所區別，它還設有滿人祖先崇拜牌位，具有滿人祖先的崇拜特點。雖然在漢城內已有娘娘廟和藥王廟等民間祠祀，但由於生育和健康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所以在滿城內，娘娘廟、藥王廟都有專門設置。
但一些有著濃鬱地方特色的信仰崇拜在滿城所覆蓋的土地上消失了。由於滿城大體上是在古少城的遺址上建立的，各種古廟的遺跡猶存。如寧夏街的西來寺，守經街的真武宮（明弘治年間修），君平街的聖壽寺，支機石的嚴真觀等，旗人都先後把這些寺廟加以培修或遷移改造。
清代許儒龍《錦城古績小記》說成都西南角有成都最有代表性的古跡，一是支機石，一是石犀。而這兩樣著名古跡在滿城修建時都發生了改變。
康熙五十八年（1719），滿城建後，支機石廟並入滿城，滿人將其培修後祭祀關羽。而石犀所在的聖壽寺被移出右司胡同（今西勝街）原址，改遷康阜門（小南門）外君平街，改稱石牛寺。而其中重要的鎮寺之寶—石犀則被留在右司馬棚內，被人們遺忘。滿城作為一個飛來地，出現在成都，其所觸及之地，城市原有的地方文脈被覆蓋消失，所謂“侯門一入深似海”，石犀，支機石這些地方神祗在滿城的改變消失，也意味著滿城內地方文化傳統消融，取而代之的是與中央政權祠祀更同一化的寺廟。
三、滿城內的生活：一個別樣的世界
（一）滿城內滿人的生活
清統治者在入關以前，早已感到清語騎射以及滿族的傳統風俗習慣必須加以保持，並且千方百計地防止漢化的傾向。八旗官兵平時不得習漢文，說漢話，即使“學習漢文，亦取其清通文義，便於翻譯”。為了使滿城內的旗人保持其民族獨立性，防止其沾染漢俗，統治者用門禁森嚴加以禁錮外，防止旗人自由外出，同時實行漢旗隔離政策，禁止漢旗通婚，禁止旗人從事工農商等職業，以免與漢人過多接觸。道光六年，成都將軍瑚鬆額在各條街道巷口，修建柵欄一百所，對滿城內部加強管理。清人徐孝恢回憶說：“在宣統以前，漢人很少進少城（即滿城）遊覽，旗人也少到大城活動，彼此界限森嚴。”清人徐孝恢：《關於成都滿城的回憶點滴》，《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