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成都城市人口在上述政策影響下有了很大增長，康熙三年（1664），成都縣有編戶440戶，華陽縣有編戶440戶，兩縣合880戶，約4400人；（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陸續查出成都府屬戶127600，約600380人，比之康熙初年，人口增加595980人，增長了135.45倍。到嘉慶時人口數量繼續增長，嘉慶十七年（1819），成都華陽兩縣合155544戶，776053人。比康熙六十一年，人口增多175673人，增長2926倍。成都城市在康熙至嘉慶時期人口大幅度增長。
（三）清代成都城市的恢複重建過程
清代成都的恢複重建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暫建設活動。對於城市重建來說，包括統治秩序的重建，經濟秩序的重建，以及最重要的社會重建及地方文化重建。
統治秩序重建具有決定性，統治秩序重建關係到清代異族中央集權統治在地方的重新樹立、傳統禮製秩序的重新理順、政府與社會信任關係的重新建立。勸墾移民政策和免稅製度等政策作為國家層麵上政治資源的優先供給，是統治秩序重建的高端保障。同時，地方政府要重振社會秩序。保持安定，解決地方爭端，滿足基本需求是地方統治秩序重建最為關鍵的幾個方麵。需要強調的是，統治秩序的重建對整個重建的效果具有決定性影響，因為它是其他形式的重建得以啟動和有效推進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在景觀重建中我們看到統治秩序的建立是景觀建設中的優先考慮。
在經濟重建上，需要首先麵對的是傳統小農經濟秩序受到破壞的混亂局麵，因此經濟重建最為迫切。重建最直接要做的事情，則是積極組織資源、吸引回鄉移民。恢複農業生產水平，保障城市農業腹地的供應。一定程度上，城市景觀建設可以反映出經濟重建的節奏。
在社會重建上，需要正視社會既有結構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中受到破壞的現實，農民起義、易代戰爭、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將過去運行著的社會機製打破了，階層集團重新分化，社會認同被打破。應對這樣的社會狀態，需要整合社會各階層力量，重建階級認同。同時，對於成都這樣一個移民構成的城市社會來說，社會重建還包括重建地方文化，在景觀建設中對地方文化的尊重與延續正是地方文化重建的重要步驟。
因此清代成都城市重建是一個複雜的係統工程，它持續時間相當長，從順治末年清政府收複成都開始，一直到19世紀末，成都才真正成為一個有活力的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自信的地方城市，城市的重建基本上貫穿了整個清代。按照城市重建的步驟，清代成都城市的恢複重建可分為三個階段：順治十六年（1660）成都被收複至康熙十二年（1673）成都被吳三桂叛軍占領之前為第一階段；隨後的近二十年是第二階段，重建過程被中斷；康熙二十年（1681）成都再次恢複平靜後至嘉慶元年（1797）四川白蓮教起義爆發之前為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為嘉慶元年之後。
（1）第一階段：順治十六年（1660）至康熙十二年（1673）
在清初四川生產凋敝和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麵下，四川各地經濟恢複的時間有先有後。一般講，作為行政中心的城市早於其他城市，離統治中心更近的川西北的恢複應當早於川東南，大城市應早於普通州縣。這一階段整個四川經濟尚未完全恢複，成都依靠其行政中心的地位成為首先恢複重建的城市，其建設資金大多來自官方。
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四年期間，這一段時間是成都初步恢複的階段。順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收複成都後，城市殘破之極，無法立即恢複重建，省政府機關兩司各部不得不仍駐保寧。
成都在戰爭中受到的破壞在四川各城市中應該是最嚴重的，以致於“滿城荊棘，四野汗菜；收拾維艱”。總督李國英意識到恢複這座荒蕪了十餘年的城市的難度，在大敵未靖的情況下主張以重慶為行營。當時的成都己不具備一個省會城市的基本條件，所有衙門官署無一存留，城市備極荒殘，連茅屋數椽的建設都非常困難。而且千裏荒煙，無民力可馭；更重要的是交通條件惡劣，糧餉依賴外地。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川巡撫高民瞻《揭帖》為省城公署無存，藩、臬遽難移駐。暫俟川東平服，徐議經營工費，以複舊製事。因此，成都沒有能力容納下省府機關。
但是成都的恢複建設從順治十六年它被收入清版圖就開始了。城市在這段時間裏為最初的恢複準備了一切：屍體得到的掩埋，雜草被清除，瓦礫之間搭上了帳棚，一批川北及秦隴人，都隨大軍一起來到成都，一起開辟這個城市。這些人群中士農工賈技術胥役之類都有。城市有了人煙，隨後，城牆得到了簡單修複，學宮作為城市禮製秩序的象征得以恢複。成都城市建設從城池、學宮、都江堰工程開始起步，可見城池與學宮、水利工程是成都城市最先起步的，也是城市的根本。
康熙四年（1665）二月，原設保寧的四川政府機構全部遷往成都。在康熙四年（1665）至康熙十二年（1673）之間，成都作為省會開始了大興土木，修建各級官署、學宮、一些重要的傳統宗教文化景觀等等。康熙九年（1670）四川巡撫張德地曾提到，康熙三年（1664），他剛到成都時，“葺城署於荒煙蔓草之中，孜孜墾土招民”，五年過去了，城市“見虎豹去而井疆開，雉堞嚴而衢市密，佹佹一都聚也乎”！同一年，四川學政張含輝則指出，成都與全國其他省市相比，差之甚遠，“其凋敝尚蒿目也，生齒尚未登也，製度尚草昧也，賦役尚荒落也”。
（2）第二階段：康熙十二年（1673）至康熙二十年（1681）
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反清戰爭，與耿精忠、尚之信在廣西福建相呼應，史稱三藩之亂。四川在平定三蕃戰爭中又一次大傷元氣，康熙二十一年（1782），陳奕禧奉山西布政司調安邑丞轉餉廿五萬赴四川，一路目睹四川的荒涼，“自張獻忠之亂，瘡痍未蘇，複遭吳逆。孑遺之民非數十年生聚休養，蜀地難即富庶矣。……自入棧來州邑皆荒廢殘，無複煙火”光緒六年南河清王氏鑄版，上海著易堂印行。
成都正處在恢複重建的關鍵時期，康熙十三年（1674），吳三桂部占領四川，攻占成都，於各處設知縣征調糧餉，“征斂誅求，民不聊生”。在長達八年的平吳戰爭中，四川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民遭到屠殺，被切斷糧食供應的清軍士兵潰散到成都等城市四處劫掠。蜀中差役益繁，民不堪命。吳三桂叛亂後的成都十分蕭涼，官署皆無存，如學使署、按察院都荒廢已久無法居住，來往官員不得不被在民居寺院中居住。康熙十九年，平叛大將軍趙良棟收複成都，與二十年前入城的清軍一樣，他也沒有住宿地，巡撫安排其留宿民家。方象瑛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命典試四川，“入（成都）東門亦無署院，僦民宅以居”，成都的荒涼讓方象瑛對成都的未來感到憂慮：“蜀都周五十裏，異時人物繁富，號錦城，張獻忠據蜀已去之秦，盡燒公私廬舍，屠其人凡數十萬，自浣溪至新津屍山積水不流。今通衢瓦房百十餘所，皆誅茅編竹為之。西北隅則頹墉敗礫，蕭然慘人，其民多江楚陝西流寓，土著僅十之一二耳。賦額大縣不過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蕪，目中未所見招徠生聚，故未易也。”遭受過明初清初動亂的重創，又受到三藩之亂的打擊，成都“人亡土蕪”，再重新招徠生聚，就不是易事了。
（3）第三階段：康熙二十年（1681）至嘉慶元年（1796）
從總體上看康熙二十年至六十年，四川城市狀況的各個方麵，都進入了恢複時期，由於進展順利，所以在雍正、乾隆年間，四川的生產狀況和社會麵貌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這一段時間是史稱“康乾盛世”時期，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從中國曆史發展的全局看，在這一百餘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傳統社會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掘，國家統一最終完成。18世紀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為這個時期的社會經濟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奇跡：它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巨大壓力的同時，滿足了清廷日益增加的財富需求。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朝戶部銀庫實在銀為3836萬餘兩，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更增至7182萬兩。正因為政府積累了大量財富，所以清廷能發動類似十全武功之類的重大戰役。而不致過分盤剝擾累民間。也正因為庫貯充實，物力豐盈，地方建設資金也更充足了，所以清廷有能力組織像成都這樣的地方城市的修城等地方景觀的建設活動。
從康熙初年到嘉慶年間，成都城市經過了漫長的恢複時間。從地方材料上看，大體可以判斷出，乾隆一朝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從乾隆朝開始，城市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商業資本在經曆了清初較長的休整之後，又重新活躍起來。農業經濟的恢複發展使土地大押租流入城市商業；此外手工業發達、小場鎮的發展、農業經濟作物的生產都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的恢複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域市場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成都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士紳商人開始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來了。這一時期，是整個成都平原人口數量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從清初時“裏黨故舊，百存一二”。到康熙六十年（1722）增長為56萬人，到嘉慶十七年（1819）更增長到234萬人。雍正年間，成都郊外已不像早期遍地蔞澤，都被農民開墾，發展很快。康熙時期和乾隆時期是城市景觀重建量最大的時期，遠遠超過了其他時期。其中康熙時期是重建工程最多的時期，僅祠廟寺觀就有113座，此外這一時期建造了滿城和大量的官署、學校等重要景觀。而乾隆時期重建的祠廟寺觀有95座，而且還對康熙年間重建過的建築進行了一些重修，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完成了浩大工程——城牆的修建。由於乾隆年間成都城市的幾次大火災，使城市建設加快了步伐，許多在火災中毀損的民居官署寺觀不得不重建。因此乾隆年間，城市景觀變遷很大。在隨後的嘉慶年間之後，隨著四川白蓮教起義的全麵爆發，成都城市景觀建設速度放緩。
（4）第四階段：嘉慶元年（1796）白蓮教起義爆發至19世紀末
白蓮教起義給清朝統治者的打擊是沉重的，它不僅是清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也是成都城市建設的轉折點。
為鎮壓白蓮教起義，十年之間清政府國庫耗盡。四川一些地區經濟遭受到影響，“室廬焚蕩，田畝拋荒”，成都也一度在義軍的威脅下，全城戒嚴，物價上漲。更為重要的是，四川地區賦稅征收變成以前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地方財政的匱乏使城市公共建設減緩。但同時，工商業的發展使一些地方士紳發展自己的力量，成為穩定的城市景觀建設力量。如劉沅、馬長卿等本地士紳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並積極開始營建新的地方認同，重建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