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5章 清初城市重建的曆史背景3(2 / 3)

城市中的官署民居在戰亂後也大多蕩然無存。順治十六年(1660),清軍正式駐入成都城時,“時成都城中,絕人跡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複識”。成都當時的官署和民居一樣掩埋在草叢中,大多難以辨識。據記載,張獻忠出成都城時,“日惟焚毀城內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觀,火連月不絕,惟蜀府數殿,累日不能焚,後以諸發火具充實之。乃就燼”。經曆過成都張獻忠之亂的歐陽直記錄道:“獻賊移師出城,駐營於郊。令各營縱火燒毀房屋,一時各郡縣城野廬舍俱燼,未盡殘木必攢焚成灰而後止。”。經此大劫,“成都一空,悉成焦土”。

而官署在“兵火之後,公廨無存”,“城內院、司、道、府、廳、縣、將領大小衙門,為獻賊付之烈炬,並無一署存留”。也有許多官署是曆經數十年無人管理後自然朽壞的。規製更為簡陋的民居更不用說,更是片椽難存。

至於孔廟、成都府學這些重要的學校與禮製建築也遭到滅頂之災。清順治十八年學宮已是“為豹狼之所穴,狐兔之所嗥,將二十年所矣”。至於緊鄰其側的孔廟,則是“焦礫蕪土,蹤跡莫辨,爰剪荊棘辟草萊,僅通一線始得。孔聖故址一片坵墟,無片瓦隻椽,數仞宮牆果何在耶”。華陽縣學“曆久荒廢,故址盡為民居”。

寺觀廟宇,由於僧侶的逃亡、城市的破敗,大多難以為繼,治東城外多寶寺“迄明甲申灰劫以後,土庶畤荒涼,人煙踈杳”。被譽為“川西第一禪林”的昭覺古寺,當時一片廢牆殘瓦,荒草淒淒,瘡痍無比。城內延慶寺曾是市井叢林中佼佼者,清初荊棘橫生,“鼠嚼幢旛,塵封昆廬之坐,鳥啣纓絡,菌生香案之衙”。

而武侯祠、杜甫草堂、蜀王宮這些成都標誌性景觀也麵臨著重建。武侯祠在戰後荊棘遍布,“鹿走草萋”,“康熙六年巡撫張德地建坊刻石,覆以亭。”,蜀王宮則是一直處於荒煙蔓草,蓬蒿荊棘之中。直到康熙年間郎廷相將其改造成為貢院之前,仍然是虎豺出沒之地。象杜甫草堂這種“茲堂鬆竹”的風雅之地,在戰亂中更是難以自保,康熙辛亥年間,“求所謂草堂者,榛蔓瓦礫,一望淒迷”,走入者要“薙草披荊以入荒池”。

道路是城市最為基礎的交通設施。但是清初在長年的戰亂之後,成都市區由於多年無人居住“舉城盡為瓦礫”,城市處在“荒煙蔓草之中”。成都當時的道路已大多難以辨識,荊棘叢生,殘破難行。而城市橋梁更是大多傾圮加之成都地區氣候潮濕、雨量豐富,當時道路大多沒有磚石鋪麵,極易損壞。所以順治十六年(1660),清軍正式駐入成都時,已“絕人跡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複識”。城內河道則是早己“失於疏浚,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深為未便”。麵對成都城市的大規模破壞,清代成都重建的任務是艱巨的。

三、清代成都的恢複重建

清代成都城市的恢複重建有著與其他地方城市不同的特點:首先是起點低,城市破壞十分嚴重,荒蕪了十餘年,十餘年中大部分時間處於無政府狀態,城市設施損毀嚴重,人口稀少,城市居民以移民為主;其次困難重重,四川偏居一偶,明末清初動亂後,交通極為不便。其三戰亂持續時間長,從順治末年持續到清中葉。

(一)戰後的城市恢複中麵臨的嚴峻問題

明末清初的大災難後的重建工作,是一項複雜而持續時間較長的係統工作。重建麵臨的困難包括人口稀少,土地荒蕪,無稅可收,新移民和回鄉土著的安置,以及戰後社會秩序不穩定,供給嚴重不足等問題。

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城市人口稀少。明末清初戰亂後,成都人煙稀少,“千裏荒煙,實無民力可為”。明代成都路編戶曾有50.4萬人,經過戰亂,“成都人殆盡”。康熙三年(1664),成都縣有編戶440戶,華陽縣有編戶440戶,兩縣合880戶,約4400人。人口稀少是早期恢複重建中麵臨的第一大難題。康熙初年赴任的四川巡撫張德地認為要恢複四川,必須增加人口,“有土無民,空籌罔效,勞來還定,誠目前首義”康熙三年十一月四川巡撫張德地題《發蜀紳回籍疏》。“國家根本所重者疆土,而疆土之殷饒,必須民力之庶盛”四川巡撫張德地題《為蜀民憔悴,召買無力全完疏》。

其二城市腹地農業凋敝,賦稅收入無法保障。清初的四川不僅沒有賦稅收入,而且一切軍糧開支,要仰仗秦楚供給。這種“地荒民逃,賦稅不充”的情況在整個四川都相當嚴重的《清世祖實錄》卷四三,順治六年四月庚子,中華書局1987年。卷四十三,順治六年四月庚子。康熙三年(1664)四川巡撫痛感“誠有川之名,無川之實。……嗟此殘疆,歲費朝廷一百三十餘萬之內帑,何時可已”。沒有足夠的賦稅,難以養活軍隊、各級官署等國家機器,沒有城市建設資金,政府無法正常運轉。直到康熙十九年,四川地方政權仍在癱瘓中,四川的糧餉仍由陝西、甘肅等地運來。當糧餉運到保寧,陝西總督要求四川督、撫到敘州接應,四川地方政府都因無船無運具無法做到陝西總督哈占疏言,城市的發展必須依賴農村腹地的發展,否則難以為繼,“以川西成都府,則四方流氓藝業貿易,湊成省會,其屬邑之荒涼如故也”。整個四川地區及城市周圍屬邑農村地區的荒涼殘破勢必影響到成都城市的恢複重建。

其三社會秩序混亂。戰後的成都由於民眾來自四方,城市治安無法立即恢複,所以早期的社會秩序十分混亂。而在順治十六年到達成都的推官姚締虞,看到的成都社會情況是:“經明季亂後,省會邱墟殘民,保聚為寇,盜群相告,訐牽連成,大獄曆歲不決。四川總督杭愛向朝廷請求清理民田地,將被士兵強占的土地還給鄉民,得到朝廷允許。此外還有士兵的騷擾。戰後的一些散兵,無家無業,依勢擾民。由於動亂後,地方百姓在戰亂中流亡,田地被流兵所占,強占土地的士兵不僅不清還民田,而且拒不納賦。流民的威脅與賦稅缺額緊密相連,同樣引起統治者恐慌的是社會上存在的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城鎮居民離開家鄉形成的流民群。這些流民群,“攜男挈女,千百成群”,“竟無所歸”;所謂“流民安則轉盜為民,流民散則轉民為盜”。

其四城市負擔繁重,不利於成都城市的恢複。康熙三年(1663),三省會剿川東,糧餉不足,要求本地川民買米石運赴軍前。災後米價昂貴,人民苦不堪言。“蜀民因役搬移,竭蹶於崇山疊嶂之間;繼值會剿,召買於十室九空之際,顛連困苦,實不堪命”。康熙十二年(1673),四川巡撫羅森入川赴任,戰後的民眾負擔令他憂心忡忡,“賦不逾數鍾,編氓存不及什一”,但是“地曠則守尤亟,兵設則餉加殷,仰給外濟,歲不下數十萬,蜚挽道難,甚煩司農帷籌而廑重”。地方官員一再要求減輕川民負擔,“今蜀省官史,部銓既備,而政令漸舉,差徭難免,以萬中存一之孑遺承當通省公務,是一人而應萬人之役,誠可(何)以堪”。四川戰後人口極其稀少,但仍要承擔眾多的政府開支差徭,勢必難以承受。

(二)清初成都城市得以再生恢複的背景

然而,成都經曆了長期的恢複重建,城市重新有了生機。成都之所以在大劫難後又一次得以恢複重建,有三點前提條件何一民關於清代成都城市重新再生的原因做了詳細的分析:

其一,成都具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有廣闊的川西平原為腹地,是成都城市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依托。城市與腹地的關係是互相依托,互為作用。成都城市以廣闊的川西平原為腹地,川西平原自古以來就有“陸海”之稱,自然資源豐富,農業經濟發達,是古代中國最富庶的地方之一,是成都城市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依托;而成都城市長期作為川西平原的經濟中心,形成了一個以成都為中心的區域聯合體,因而清初農業腹地的恢複為城市的恢複創造了條件。

其二,成都的區域性政治中心地位使清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重建成都。自開明王朝以來,成都一直是川西地區的政治中心。元以來,成都一直是四川最高行政機構的駐地。清統治者在占領四川後,盡管清初成都城市已變得殘破不堪,但是成都近可控製全川,遠可製肘康藏地區,經營西藏的戰略地位,使清統治者不得不延續前代傳統,仍以成都作為省會所在地。

一個以政治或軍事理由所建立的城市,往往可以不受本地經濟資源的製約,以強製的方式取得更多的資源,來擴大此城市至必要的規模水平。中國城市同政治關係密切,城市政治行政地位越高,城市規模也就越大,城市的基礎設施也就建設得越好,反之亦然。清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重建成都。成都的重建動員了周邊地區一切可以動用的人力物力,康熙三年(1664),因成都大興土木,修建官署,修補城牆,鄰縣民眾抱怨省城“凡衙署樓台寺觀,輒提夫匠佐工,民馳於道,有恨其技術之良而自斷其手者”。可見其城市動員能力之廣。

其三,清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發展經濟的政策對成都城市的再生也起了推動作用。清初清政府對四川采取了一係列休養生息政策,如行蠲免、薄賦斂、禁苛派等,以減輕民眾的負擔。康熙、雍正、乾隆在對待四川的治理問題上,在多種場合提到要“治民之道,全在乎休養”,“為政首要安民”,“為治以安民為本”,並多次蠲免四川的稅收,與民休息。

清政府的移民政策對移民川省者給予若幹優待條件,促使成千上萬的外省人遷移到四川,解決了清初四川人口不足的問題。清廷於順治十年(1654)就製訂了四川“荒地聽民開墾”的政策,並給予一定的物資賑濟及減免優待之策,主旨還是招撫四川流亡在外的本地人歸籍。

針對四川流民歸籍複業進程緩慢的現實,清廷在繼續招徠流民歸籍的同時,也加大了鼓勵它省移民入川墾荒的力度。康熙七年(1668)九月,四川巡撫張德地上疏提出鼓勵外省民眾入川“承墾”,並建議根據招戶及墾田的數量考核官吏的政績,作為遷升官職的一項標準,而且得到康熙皇帝的允肯:“四川立特例,官吏準立功論。”

康熙九年出任四川湖廣總督的蔡毓榮也屢次上疏,建議提議廣招移民入川承墾,並奏請將原定三年起科的年限放寬到五年。康熙采納了群臣的建議,同年規定“各省貧民攜妻子入蜀墾荒者,準其入籍”,顯示出清廷對移民入川墾荒的特殊重視。

康熙二十年,內地諸省不再實施“招民議敘”的移民政策,四川仍然繼續延續這一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墾荒居住者,將地畝給為永業”,土地產權的明確,以及移民入籍子弟可一體參加科舉等法令措施的實施,極大地刺激了移民入川的積極性,從而掀起了延續康、雍、乾三朝,長達數十年的移民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