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之前的成都：成都的自然地理環境及古代曆史變遷
成都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悠久的曆史，它是數千年前的先輩經過漫長地遷徙，精心地選擇而建立的一座有著二千多年曆史的一座城池，它也是中國自先秦以來城址未變的三座城市之一。這座城市優越的自然環境和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賦予其旺盛生命力，這也是成都之所以能從明末清初的浩劫中重建、恢複、發展的原因之一。
（一）成都城市的自然環境
成都城位於中國西部最殷實的丘陵平原—成都平原。成都城位於平原中央，自然地理條件非常優越，自古以來就十分適合人類的生存繁衍。整個城市地勢平坦，河流從周圍山地帶來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和有機質的土壤，成都平原因此成為四川種植業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
從杜宇王朝起，成都平原就開始有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領導民眾經過多年的努力，建造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樞紐工程，形成扇形灌溉渠網，鋪展在廣闊的成都平原上，年年歲歲從不間斷地恩澤著這座城市。“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裏，號為陸海”，成都從此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公元876年，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將郫江改道與流江彙合，形成今天成都城“二江抱城”的格局。成都地區豐富的水利資源在經過兩千多年的人工改造後，形成了發達的水利灌溉係統，保證成都城腹地農業經濟高度長久的繁榮，同時也促進了城市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使成都成為長久以來川中最富庶的地方。
成都的氣候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總的來講，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雨熱同季。這種氣侯使成都適於生活及農業生產。成都平原的年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年雨天平均約300天；加之地處盆地，總降雨量大於總蒸發量，空氣濕度極大，成都平原氣候的“溫”與“濕”，對景觀與城鎮聚落的影響很大。因山嶺阻隔，成都平原風少雪少，在建築營造上可以減輕許多荷載，也用不著厚屋頂來保溫，所以成都傳統建築房架用料很單薄。同時，空氣濕度大，日照又少，建築景觀因而更加不易保存，木材朽爛得很快。
（二）成都優越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是城市發展動力之一，它決定著城市對資金、人口、市場的吸引力，對於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作用非常關鍵。成都之所以成為二千年來城址不變的西南首府，正是因為它在交通上、經濟上、政治行政上優越的地理位置。
成都城市位於川西高原山地和四川盆地的接合部，是四川省的中心地區，川內各部相交的要衝之地。早在古蜀國時期成都就成為對川內及川外交通的樞紐。成都很早依長江與外部進行交流，到隋唐五代兩宋時期，成都與外省的水陸路往來已經形成了以成都地區為起點，以長江中下遊各地區為輻射區的一個廣泛的交通體係。
從成都平原出發還有兩條古陸路：一條從商周時就有的“蜀布之路”，又稱“南方絲綢之路”，這條道路長達萬餘公裏，由成都平原出發直達東南亞，經滎經、漢源出川，經雲南騰衝、神戶關進入緬甸；另一條從商周時就是蜀地與中原的交通聯線，即“金牛道”，從四川盆地向北，出成都北門、經川北、進入陝西褒穀，翻越秦嶺，抵達渭水南岸，再沿渭水東下，入黃河，進入河南大地。這條商路自古以來就是古蜀文明與殷商文明發生對接、交流的主要幹線。明清以來，成都也成為赴康區和西藏的主要途徑。清政府經略川藏的軍用大路，由成都經雙流、新津至邛州、名山抵達雅州、昌都。
正因為成都具有如此重要的交通戰略地位，它成為曆朝曆代統治者著力經營的政治行政中心，它不僅位於全川的心髒地帶，同時也是朝廷經略西南、控製西藏的大後方。從漢代起，成都就成為漢武帝開發西南的大本營，元明清以來成都更是中央掣肘西南少數民族的重要基地。因此成都在交通上、經濟上、政治軍事上優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西南首府的地位，也決定了它在中央集權的封建時代不可動搖的行政中心地位，而這一切是它成為一座二千年來長盛不衰的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三）成都城市的曆史變遷
成都城是先民們經過了精心選擇，不斷遷移所建立的城市，經曆了由原始聚落到市集，再興築為城的漫長過程，成都在商周至戰國早期已是一座大型城邑，其中心地在今西門、十二橋至成都中醫藥大學一帶，沿古郫江東、北岸形成半月形布局。公元前316年，秦滅蜀，秦的統一治理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大量移民入川，整修城市。據晉常璩《華陽國誌》載，秦張儀重修成都城，“修整裏匱，市張列肆，與鹹陽同製”。秦成都城周回二十裏，高七丈，城池都由土壘新建，“造作下倉，皆有屋而置樓觀射欄”。
漢代，巴蜀與華夏文明進一步融合，蜀地之富此時也超過了關中，天府之國的美稱逐漸從關中移到了成都平原，農業、手工業的繁榮使成都成為漢代“五都”之一的大城市。“元鼎二年（前115）立成都十八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蒙文通先生《成都二江考》證其行文有誤，當有成都郭十八門。漢武帝以成都為基地開始向周邊拓展中原文化，征伐西南，刺激了成都城市的發展。漢武帝時期，在成都城西南築錦官、車官二城，成都成為西南絲綢之路的起點。蜀漢成都增建宮城，形成了《蜀都賦》中的所說的“金城、石郭、中區”三重城牆，即大城與少城、郭城以及宮城。
經過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動亂，唐宋時期成都地位上升，“揚一益二’的說法，證實其時成都（益州）在全國經濟上的地位。整個隋唐五代時期，成都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生產作坊，商業建築以及城市也都有較大發展。唐代成都城分設成都、華陽兩縣，為當時全國85個望縣中建造規模最大的城市。“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家入畫圖”這種繁盛景象和城牆上遍栽的芙蓉相映襯，展現了城市建設的高度成就。宋代成都城市更為繁榮。“素號繁麗”的成都，這時己成為“西南大都會”，成都城內專業市場更多，規模更大了，開市的時間更長了，且大多有固定地點。高宗紹興時，成都始將泥土路麵的街道改用磚砌，長達2000多丈，孝宗淳熙時，範成大再次砌街，“以丈計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甓一百餘萬，為錢一千萬”。
宋代的繁榮隨著蒙古人的到來而結束，在蒙古亡宋的過程中，於四川地區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戰爭，戰爭使四川經濟破壞，人口銳減，人口從南宋淳熙二年（1175）的264萬戶減少到1242年的12萬戶，成都平原的經濟及城鎮發展也陷入凋敝。明代，四川在文化上逐漸落後於南方，經濟上有所發展但地位無法恢複。有明一代四川的經濟發展落後於沿海長江中下遊各省，農業自給自足，但鹽茶業由於官府的嚴格控製不再如宋以前一樣發達。明代洪武、正德年間詔令天下築城，四川迎來了城垣建設的高潮，大多數城鎮經此次建設，奠定了以後城市的規模。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封其第十一子朱椿為蜀王，建王府於成都，氣勢宏偉，儼若皇城。明洪武四年（1371），重建成都大城。成都在明代形成內外重城，最內是蜀王宮，然後是大城。
二、明末清初時期成都城市狀況
明末清初的戰亂中，成都作為全川首府，是各種勢力爭奪的中心，清軍與抗清武裝反複多次爭奪成都，成都也因此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一）成都城市在戰爭中的境遇
明末清初，農民軍張獻忠首先對成都進行了毀滅性打擊。張獻忠1644年3月率軍入川，8月攻克成都，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以蜀王府為宮，成都曰西京”。張獻忠入城前，城中難民已紛紛逃離成都。張獻忠為鞏固政權，嚴厲鎮壓明朝仕宦地主及反叛者。“獻賊之據成都，日取人而殺之，先殺衛所指揮千百戶，後殺僧人、道士、匠作、醫士，皆令州縣解入成都，殺則投南門大橋下”。1646年，清軍進攻四川，張獻忠北上迎敵，離開成都時毀城張獻忠屠城、毀城之舉應為確定無疑的，盡管其屠殺人數有待商榷，但張獻忠對成都造成的大規模破壞是毋庸置疑的。餘瑞紫撰《張獻忠陷瀘州記》、李馥榮撰《灩澦囊》、沈荀蔚撰《蜀難敘略》、彭遵泗撰《蜀碧》、歐陽直撰《蜀警錄》、劉景伯撰《蜀龜鑒》、孫撰《蜀破鏡》、費密《荒書》、古洛東《聖教入川記》等書中均有其屠城、毀城事跡，其中經曆過戰爭的沈荀蔚、歐陽直、費密、古洛東等人的記錄較為可信。“下令將皇宮焚毀”，“複令將全城四麵縱火，一時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樓台亭閣，一片通紅，有似火海。大明曆代各王所居之宮殿，以及民間之房屋財產，均遭焚毀。轉瞬間，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燼。實屬可惜，欲恢舊觀，非數千萬銀兩不可”。
隨後，成都麵臨南明軍隊和清軍的破壞。張獻忠撤離成都後，四川各地大大小小的明軍餘部和地方武裝集團及清軍對成都進行了進一步地破壞，僅清軍就在成都五進五出。
張獻忠率大西軍撤出成都後，原明參將楊展、曹勳率領的地主武裝立即進入成都，發現成都已空無可守，隨即撤離成都。此後，投降清軍的明將趙榮貴率軍進入成都，隻見空城一座，“千裏無煙，無所設施”，他感到如此人煙曠絕之地，“不能守也”。可見此時的成都已是無城可守，無所設施的城市。
經曆順治四年（1647）駐成都的清軍內訌叛亂之變後，成都難民大多逃往雅安，“至成都則百裏無煙”。《清軍乏餉及陳屯田之策》，順治五年四月初四日，李國英題稿。此後“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四川巡撫李國英在順治九年（1653）八月曾請求朝廷在成都設滿城，以資彈壓。因為“成都省會，竟無防兵，群醜不無窺伺”。
清軍重新收複成都是順治十六年（1659）八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臣統率弁兵進取成都。逆賊聞風逃遁，追至新津河，陣斬及溺死無算。偽官俱繳印投誠，川西底定。”四川總督衙門亦隨之遷入成都。雖言底定，由於城市殘破，清政府在保寧的辦事機構仍未全部遷來成都。至康熙元年，四川總督府仍駐重慶。
康熙四年（1665）二月，李國英關於“下東底定，藩司應自保寧移駐成都”的奏疏獲得批準。至此原設保寧的四川政府機構全部遷往成都。
清初四川因人口損失嚴重，清政府在重建統治秩序、設置州縣機構時，不得不對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較大的壓縮和調整。有清一代成都府領13縣，但是在清初就有4個縣被合並過，即約有三分之一的縣遭到壓縮合並。可見不僅是成都城，成都平原各縣都在清初受到嚴重破壞。
（二）戰爭中城市景觀的破壞
成都城市受到嚴重破壞，在物質建設上麵臨著從新開始的局麵。明代修建的堅固的城牆毀於戰爭之中。順治元年（1644）八月張獻忠攻打成都城之時，以火藥攻城，城牆被炸塌一角：“賊遂穴城下，實以火藥，又取大木長數丈者刳之，兩兩相合，纏以繒帛，亦貯藥……初九日，黎明火發，而北角城樓陷。木石如飛，鳥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賊遂入城。”而1646年張獻忠離開成都時，城牆又一次受到破壞：“平成都城，推墮其牆垛。”。歐陽直二十二歲補庠生，逢到崇禎十七年張獻忠進入成都。參加過張獻忠的甲申試士，其文都是身曆目擊的記述，有頭等史料價值。但其後人於道光間刊印時有過刪改。到順治四年（1647），成都已是“千裏無煙，無所設施”。可見城牆已失去防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