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興的曆史變遷，既有同於以往中國曆史上朝代鼎革的曆史共性，亦有著“以夷變夏”的異民族介入的曆史特性；既是政治上的王朝易主，更是文化上的異質文化交鋒。正因有了異民族的介入，使這次朝代間的轉捩具有了特別的殘酷性和震動性。它所引起的社會震蕩，經濟蕭條，包括給人們帶來的心靈衝擊和精神創傷都是空前的。
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是天災人禍造成的，自然災害、農民起義、少數民族動亂、滿族入侵中原等人為原因共同導致中國17世紀的大規模動蕩。
一、清初社會的殘破
清初社會早已在明政府與農民軍的戰爭中大傷元氣，明末的中國，社會經濟已近崩潰。同時東北地區的滿族部落不斷擴張，並越過長城尋求戰利品、貢物和奴隸。早在1644年入主中原之前，滿族人曾在1642年到1643年之間，突破長城，穿過北直隸，一直深入到山東和蘇北，到中原一帶燒殺搶掠，直接導致這一地區官府失去控製，社會陷入混亂，賦稅無法征收。
明末的中國，全國許多地區氣侯異常，氣溫下降，莊稼每年的生長和收獲期明顯縮短。水、旱、蝗、雹等災害連年不斷，遍及全國，饑荒、瘟疫隨之而來。饑民發動的起義很快點燃了儲蓄已久的社會矛盾。
農民起義軍從1627年到1644年漸成燎原之勢，最終在1644年3月攻破北京。明王朝滅亡後，滿人入關建立政權。經過明末農民戰爭和清入關後的統一戰爭的中國，從長江流域到西北高原，農業生產、社會秩序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各地土地荒蕪，人民逃亡，社會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破壞，經濟狀況久久不能複蘇，連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認，順治中葉的社會狀況，依舊是“民不聊生，饑寒切身”，“吏治墮汙，民生憔悴”。從北方到南方，從城鎮到農村，幾乎到處都有流亡的人丁，殘破的屋宇，以及荒蕪的田土。
直到康熙時期，全國戰爭仍未平息，先後經曆三藩之亂，收複台灣等戰爭。三藩之亂平定後，康熙帝也注意到：“今亂賊加雖己削平，而瘡痍尚未全複。”《清聖祖實錄》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已條，中華書局，1987年。繁華的江南也是“所在蕭條，人少而地亦荒”。康熙中葉的理學名臣陸隴其曾說過：“康熙二十年以後，海內始有起色。”
四川在明末以來的浩劫甚於他省。自明末天啟元年（1621）永寧（敘永）土司奢崇明父子叛亂後，戰亂不息。明末農民軍張獻忠五次入川，轉戰於川境內外，所過州縣，盡遭兵火洗劫。明崇禎十七年（1644）八月初三日，張獻忠攻占成都，稱大西王，隨後與南明軍隊之間開展堅壁清野，對壘攻占，持續兩年之久。
順治三年（1646），清軍進入四川，張獻忠北上抗清戰死於川北後，其餘部繼續在四川等地活動。同年，李自成餘部進入四川，盤踞川東。
其後數年，四川陷入無政府狀態，張獻忠部隊、李自成部隊、清軍、明軍、流寇、鄉勇各種勢力在川內反複拉據爭戰，“如時諺所謂‘歲適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又雲：‘流流賊，賊流流，上界差他斬人頭，若有一人斬不盡，行瘟使者在後頭。’十餘年間，川內民眾飽罹兵火、饑荒、瘟疫、虎豺之害，蜀口‘減之過半’”。
麵對四川境內混亂局麵，清軍的進剿進展緩慢，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清軍收複成都，康熙元年（1662）清軍控製川西川南，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平定川東，全省平靖順治五年三月初八日，李國英題奏：“奏為全蜀四麵皆賊，孤軍無糧難禦，謹擬實上聞，伏懇立敕救濟殘疆轉危為安事”。四川初安不到十年，康熙十二年（1673），發生三藩之亂，吳三桂遣將王藩屏入川播亂，康熙十九年（1680），清軍收複四川。
以上史實可見，四川在明末清初所經的動亂持續時間長，破壞程度大。從天啟元年（1621）永寧土司之亂到康熙十九年（1680）三藩之亂在四川結束，時間長達百年之久，其間處於戰爭的時間前後共計有六十多年。其次，動亂因素多。不僅包括各種勢力引發的戰爭，還有災荒、瘟疫的交相摧殘。其三，規模大。明末清初的動亂席卷整個四川，境內各州縣無一幸免。明末清初之禍以四川最為慘烈，早已為天下共識，所以直到雍正十年，雍正回憶明末清初的戰亂時仍提到四川：“中國人民，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所共知。”
經過這次浩劫，四川人口數量急劇下降。順治十八年（1661），全川僅有16096丁，康熙九年（1670），僅25660丁。由於當時動亂未靖，統計數據不全，數據可能偏低。後來經過學者的修正，有的學者主張清初四川人口總數應當在五十萬、六十二萬左右，這個數字一般被認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數。與明代四川人口相比，清初四川人口的損耗是驚人的。明代四川人口在萬曆六年（1578）記載為310萬，實際上據有關學者統計明代後期四川人口約為六百多萬據《明史.地理誌》記載，萬曆六年（1578）四川人口數為3102073。清代四川人口達到近90％的損耗率，這與清初相關文獻的記錄是相符的。
四川在戰亂後很長時間內都不能恢複元氣。清初在四川活動過的西方傳教士古洛東、利類斯描述過清初以來四川的景象：“然四川際此兵燹之後，地廣人稀，除少數人避跡山寨者，餘皆無跡。所有地土，無人耕種，不啻荒郊曠野，一望無際。”
康熙六年，四川巡撫張德地由廣元入蜀赴任，沿途“舉目荊榛，一二孑遺，鶉衣菜色，見臣經臨，環臣號泣。稱自遭屠慘，旄倪殆盡”在川省內“境內行數十裏，絕無煙爨；迨至郡邑，城鮮完郭，居民至多者不過數十戶，視其老幼，鵠麵鳩形；及抵村鎮，止茅屋數間，窮赤數人而已”。其後他在川北、川東一帶看到：各州縣“非數十家，或十數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遺，儼同空穀。而鄉鎮市集，昔之棋布星羅者，今為鹿豕之場”。在川東四州二十九縣，如奉節、永川、壁山等地，“或無民無賦，城邑並湮；或哀鴻新集，百堵未就。類皆一目荒涼，蕭條百裏”康熙六年四川巡撫。可見四川境內經濟社會遭到了嚴重破壞。康熙十二年（1673），四川巡撫羅森入川赴任，“顧其故壘重關，頹陁於灌莽，跫無人跡，或行數十裏，望斷炊煙，道茀不可行，往往焚林藪以驅猛獸。眢井空存，磑林猶在。每從敗垣叢薄間，想見當年之林總櫛比。爾入城郭，蕭瑟若丘墟，茅簷筱戶，無數家聚落。問長吏，賦不逾數鍾，編氓存不及什一”。四川境內城鄉的殘敗景象常常讓前來赴任的地方大吏將治理四川視若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