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19世紀的世界形勢
17世紀中葉，全球氣候變冷，在這個所謂“蒙德極小期”（英國天文學家1890年對1645-1715年間的太陽黑子活動的不規則小周期作出的研究），嚴寒較往常更早地降臨溫帶地區，導致溫帶地區麵臨冬季河流和湖泊凍結，莊稼每年的生長和收獲期明顯縮短，饑荒隨之而來。在15-18世紀期間，“世界隻是農民的廣闊天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依靠土地為生，而且僅僅依靠土地。收成的豐歉決定著物質生活的優劣。”
因此，農業上的危機將直接影響到世界局勢，不同國家麵對危機的應對使曆史在17世紀發生了重大轉折。與此同時，在17世紀，整個世界秩序也處在劇烈的動蕩中，發生在歐洲的革命在西方建立了新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這是世界曆史的轉折點。
在西方，“17世紀的危機”，這場被嚴謹的曆史學家描繪為漆黑一團的危機一直持續到1750年。“17世紀的危機”正值英國農業經濟日趨成熟的時期，成熟過程十分緩慢，各地的進展也不平衡，但對英國正在進行的工業革命具有雙重好處：首先它有利於實現農業高產，使農產品放棄出口後能支持工業革命帶來的人口增長，其次為工業革命準備了一批“柔順的、訓練有素的”勞動者。英國工業革命為一係列革命掀開了大門。成功的工業革命隨即伴隨著一個普遍的增長過程，也就是全麵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歸根到底表現為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從結構到體製的徹底改變”。
17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這是一場由中世紀以來英國的全部社會發展進程所準備起來的革命。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勞動分工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內部成長起來，最後必然要衝破舊製度的桎梏。革命以後英國國內建立了新秩序，並在隨後推動了歐洲和北美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到來。
與此同時，這場危機在中國引發了兩種明朝政府無法應對的矛盾：一是土地兼並和饑荒而引起的農民戰爭；一是由於明朝中央政府力量衰落和邊疆少數民族崛起而引起的國內民族鬥爭，這兩種矛盾都是在明朝社會中早已潛伏下來的危機，它們極大地改變了曆史的進程，演變為特殊的政治鬥爭的形勢，並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滅亡，成就了清王朝的興起、強大並得以統治全中國。
中國在17世紀經曆的這場革命與動亂，與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不同，革命後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在中原的統治，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沒有任何的改變。
17世紀之後，西方的曆史麵貌正在迅速改變，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摧毀了舊的生產關係，從能源到交通都在發生著革命性的改變，市場經濟使世界各地不再隔絕。在封建的中國，依然纏繞在陳舊關係的層層網絡中，發展緩慢。隨著時間的推移，力量的對比正在朝著西方發展。
二、17-19世紀世界城市的發展
從17世紀到19世紀，伴隨著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生產方式、交通工具的巨大變革，西方世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市的麵貌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17世紀後的西方世界，“城市正依靠其道路、市場、工場和積累的財貨確保自身的地位。在廣大地區，家庭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決定性過渡逐漸完成。換句話說，城市在周圍的鄉村中崛起，眼光從此看到自己的視野之外”。
在17世紀，歐洲的城市化水平首次超過了亞洲和近東，1500-1650年期間，超過1萬人口的城鎮數量幾乎翻了一番，接近兩百個。城市居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由原來的7.4％上升到10％。人口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急劇增加，城市網絡在擴大化。
同樣在17世紀，中國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17世紀前期，明王朝經過二百多年的統治，長期積累起來的各種社會矛盾、政治弊端無法解決，冗集成禍。同時，接踵而來的自然災害、農民起義使明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1644年，國內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李自成率領農民軍進入北京，推翻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明王朝。長期盤踞在東北地區的滿清勢力乘機入關，迅速顛覆大順農民革命政權，建立清王朝，繼而發動旨在消滅全國範圍內的明朝殘餘勢力和農民起義軍的統一戰爭。這期間發生在各地的災荒、瘟疫、長期反複的戰爭征服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破壞，許多城市在戰爭中遭到毀滅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