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將用力比多理論來闡明治療的機製。神經症患者既沒有享樂的能力，也沒有效率可言——前者是由於他的力比多沒有指向任何真正的對象，後者則是因為他不得不將他所獲得的許多能量用於力比多的壓抑之上，以阻止力比多的襲擊。假若他的自我和他的力比多之間不再發生衝突，假若他的自我重新控製了力比多，那麼，他的病就好了。因此，治療的工作就在於使力比多從其目前的迷戀物（這些迷戀物都遠離自我）中解放出來，使它再次為自我服務。那麼，神經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裏呢？很容易找到：它依附於症狀，而這種症狀又給了它一時的替代滿足。所以，我們必須控製症狀並消除它們——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們去做的工作。為了消除症狀，我們必須追溯其起源，複活它們以前發生過的衝突，並借助於過去不為患者所支配的動機，將衝突引向一個不同的結果。這種對壓抑的過程的修正，隻有在利用導向壓抑的種種過程的記憶痕跡的情況下，才能收到部分效果。這一工作的關鍵之處是在醫生和患者的關係中——在移情中——重建過去的衝突。在這些衝突中，患者喜歡按與他過去相同的方式行事，我們則致力於喚起（患者的）每一個可能的心理力量，迫使他做出一個新的決定。這樣，移情就成了所有相互鬥爭的力量交鋒的戰場。
所有的力比多，像所有反對它的東西一樣無不集中在與醫生的關係上。在這一過程中，症狀的力比多不可避免地會被剝奪。人工建立起來的移情疾病似乎取代了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也以醫生這個單一的、想象的對象取代了其他各種非真實的對象。但是，借助於醫生的暗示，圍繞著這一對象的新的鬥爭便提升到了最高的心理水平：它已轉化為一種正常的心理衝突。由於新的壓抑已被避免，自我和力比多之間的疏離便不複存在，患者的心理便恢複了統一。當力比多再次擺脫了其暫時的對象即醫生時，它不會退回到其早期對象之上，而是聽由自我的支配。我們在實施治療的過程中與之鬥爭過的力量，此時一方麵變成了自我對力比多的某種傾向的厭惡——以壓抑傾向加以表現的一種厭惡；另一方麵則變成了力比多的堅持性，它不願意離開它曾經貫注過的對象。
因此，我們的治療工作可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狀轉向移情，並集中在那裏；在第二個階段，鬥爭圍繞著新的對象進行，力比多被從中解放出來。鬥爭的結果能否向有利的方向轉化，關鍵在於它能否發生這樣的變化：壓抑在這一重新複活的衝突中得以根除，致使力比多再也不能通過逃入潛意識而脫離自我。這一結局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醫生暗示的影響下患者的自我已發生了改變。借助於解釋工作，潛意識的東西轉化成了意識的東西，自我以潛意識為代價而得以擴大；借助於教育，自我與力比多取得了和解，自我也願意給力比多以某種滿足；自我對力比多要求的厭惡也因為它能夠使一部分力比多得以升華而逐漸減弱。治療中的事件越接近於這種理想的描述，精神分析治療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妨礙精神分析治療獲得成功的因素在於：（1）力比多缺乏靈活性，即力比多不願意離開其對象；（2）自戀的嚴格性，即不允許對對象的移情越過某種限度。在此，我想再補充一句：通過移情作用，我們已將一部分力比多吸引到了自己身上，從而控製了所有脫離自我支配的力比多。這樣，治療過程的動力學便被闡釋得更為清楚了。
值得注意的是，從治療所帶來的力比多的分配中，我們尚不能直接得出有關患病期間力比多如何分配的結論。假定在治療過程中，我們先使患者對醫生建立某種強烈的父親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繼而又消解了它，最終治愈了他的疾病，那麼，我們因此而得出的結論：即他以前患病是因為他對父親有一種潛意識的依戀，卻不一定是正確的。他的父親移情隻是我們控製其力比多的戰場；患者的力比多可能是從其他地方被帶到這一戰場。戰場不必定在敵人的某個主要的堡壘。敵人保衛首都也不必非將部隊部署在城門之前不可。隻有當移情被再次解除之後，我們才能在自己的思想中重建患者患病期間占優勢的力比多的分配。
在此，我們還可以根據力比多理論的觀點就夢的問題再講最後幾句。就像失誤動作、自由聯想一樣，神經症患者的夢亦有助於我們發現其症狀的意義，有助於我們揭示其力比多的分配方式。由於它們是願望的滿足，因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受到壓抑的是什麼樣的願望衝動、脫離了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戀了什麼樣的對象。以是之故，釋夢在精神分析治療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某些案例中，它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們工作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們曾經講過，睡眠狀態本身導致了壓抑的某種程度的放鬆。因此，受壓抑的衝動在夢中所受的壓力將有所減少，其在夢中的表現相應地亦較在白天的症狀中更為清晰。在這樣的情況下，夢的研究就成了我們了解被壓抑的潛意識、並認識其中那部分從自我那裏召回的力比多的最為便利的工具。
不要以為，神經症患者的夢與正常人的有什麼重要的差別。事實上，它們之間有可能毫無區分。硬要說有關神經症患者的夢的解釋不適於正常人的夢，無疑是荒謬絕倫的。所以，我們應該說神經症患者與健康人之間的差別僅存在於白天，而非夢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便不能不將從神經症患者身上獲得的有關其夢與症狀之間聯係的許多假定運用於健康人身上。我們不能否認，健康人的心理生活中同樣擁有那些足以形成夢和症狀的東西。而且，我們還應該認為，他們也同樣實施過種種壓抑；為維持這種壓抑，他們亦耗費了一定數量的能量；他們的潛意識係統亦隱藏著仍有能量貫注於其上的被壓抑的衝動；他們的力比多的一部分也已脫離了自我的支配。由此可見，健康人實際上也是一位神經症患者。所不同的是，他所能形成的症狀似乎僅僅是夢。事實上，倘若對他清醒時的生活進行更為仔細的研究，那麼，人們就會發現某些與這種表麵現象相矛盾的東西——亦即，這種表麵看來健康的生活也摻雜有許多瑣碎的、實際上並不重要的症狀。
因此，神經上的健康與神經症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一個實用的問題，它取決於下述結果——取決於主體是否保留了足夠的享樂能力和效能。這一差別有可能追溯到自由支配的能量和受製於壓抑的能量之間的相對大小，而這僅僅是一個量的問題，並非質的差異。我無須告訴你們，這個發現從理論上證明了我們的下述信念的合理：雖然神經症建基於體質的傾向之上，但從原則上看我們是能夠治愈它們的。
健康人的夢與神經症患者的夢之間所存在的這種同一性，使我們得以推知什麼才是健康的特征。就夢本身而言，我們所能做出的進一步推論是：我們切不可將夢與神經症症狀割裂開來；亦不能以為我們所提出的夢的公式，即夢是“從思想到某種古代的表達方式的一種轉換”，已將夢的基本性質揭示得詳盡無遺；我們所能假定的應該是，夢向我們展示了力比多的分配以及真實呈現的對象貫注。
我們馬上就要結束演講了。可能令你們大失所望的是，對於精神分析療法這一主題，我隻給你們講了理論，並沒有談及決定治療是否可以進行的條件，亦未介紹過治療的結果。我不準備討論這兩個方麵：前者的原因在於，我的意圖決不在於給你們提供某種實踐的指導、教你們怎樣去實施精神分析；至於後者，則有好幾個原因阻止我那樣去做。在本學年演講開始時，我曾強調過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我們能獲得成功，這些成功決不亞於內科學領域內所取得的任何最好的成就。現在，我還可以再補充一句：任何其他的治療方法都不能取得這些成功。我知道，如果我再這樣講下去的話，你們肯定會懷疑我又在自吹自擂，想以此換得反對者更少的貶斥。我們醫學界的同仁們，即便在公開的集會上，也不會忘了對精神分析施加威脅。他們聲稱，如果將分析的失敗和有害的結果公諸於眾，那麼，受害的公眾就會明白這種治療方法是毫無用處的。我們暫且不談這種做法所包含的惡意貶低的性質，我們似乎不能認為這些做法已構成了對於精神分析治療效果的正確判斷。你們知道，分析治療還處於初始階段；其技術的確立已花費了很長時間，它的完善更有賴於我們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有賴於我們經驗的不斷增加。由於施教的困難，初學精神分析的醫生在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能力時，將比其他專家受到更大程度的妨礙；他早年所得的結果決不能用來判斷分析治療的功效。
在分析工作剛開始的時候，難免出現許多錯誤實施的治療的嚐試。一些完全不適於分析治療的病症，一些在我們今天看來並不帶有分析治療特征（indications）的病例也被錯誤地給予了分析治療。然而，這些治療的特征的獲得也同樣隻有依賴於實驗。那時，我們並不知道偏執狂和早發性癡呆症到了很嚴重的程度時是不能接受分析治療的，而且，我們也有權進行實驗，看這種方法能否用於各種錯亂的治療。分析工作剛開始時出現的大多數失敗並非醫生的過錯所致，也不是由於選擇了不適於治療的患者，而是由於不利的外部條件。在此，我們隻探討過患者無法避免但可以克服的內部抵抗。發源於患者生活情境的外部抵抗雖引不起多大的理論興趣，在實踐上卻極其重要。精神分析治療可比作外科手術，它的實施同樣要求種種適宜的安排以確保成功。你們知道，外科醫生經常采取種種預防措施：合適的房間，好的燈光，助手，患者親屬的回避等等。試想一下，假若外科手術當著患者全家人進行，他的家人都來圍觀，見割便驚叫不休，這樣的手術能有幾次獲得成功呢？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親屬的幹預無疑包含著某種積極的危險。對於這種危險，我們尚不知道如何去應付。我們已作好準備對付患者內心的、不可避免的抵抗，又怎能去防禦這些外部的抵抗呢？患者的親屬不聽任何解釋，也不會聽從勸告而不幹預疾病的治療。而我們又不能與他們串通一氣，共同對患者實施治療。這是因為，患者深深地信任我們，當然也有權要求我們支持他。如果我們與他們的親屬站在一邊，那麼，患者便會失去信心。無論何人，隻要他知道患者家庭分裂的內幕，隻要他是一名從事精神分析的醫生，都會經常看到，很多患者的親屬其實不願患者康複，而寧願他的病情一如既往。假如患者的神經症與家庭成員之間的衝突有關，那麼，那些健康的家人在選擇自己的利益還是患者的康複時就會猶豫不決。如果丈夫認為妻子在接受治療時會暴露自己的全部罪行，那麼，他就會對我們的治療表示反對。這一點也不奇怪。既然存在著病妻內部的抵抗，也存在著源於其丈夫的外部抵抗，那麼，假如我們的努力遭到失敗，假如治療被過早地中斷，我們便用不著責怪自己。事實上，我們那時所欲達到的治療目標在當時的主導情況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